秀、胡适等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前一期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主要在向旧文 学的进攻,这一期的郭沫若、
郁达夫、
成仿吾、张资平却主要在新文学的建设。他们以“创造”为 标语,正可以体现他们的运动的精神。虽然他们所扮演的脚色,也仍在替资产阶级做喉舌。适应着时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任何一个文学社团的崛起,大致都由 于时代社会的需要,文学运动发展的需 要,和作家自身内在的需要。创造社的诞 生,‘当然也正是这样。 从时代社会的需要来看,我国自鸦片 战争失败,国家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 殖民地的社会以后,中国人民在深重的封 建主义的压迫之外,复又蒙受了一重帝国 主义的压迫,因此群众之中蕴藏着一股强 烈的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 而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又使他们受到了 社会主义思想的巨大吸引。五四运动的爆 发,不仅群众中这种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 义的要求和对于社会主义理想的朦胧追求 得到了很好的表现,而且形成了实际的革 命行动。“五四”不仅成了我国人民追求 思想解放、人性觉醒的运动,而且成了力 创造社是在文学对青春浪漫气息的呼 图振兴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狂飙突唤中崛起的。它们在新文坛所掀起的那个 进的运动。理所当然地,群众、特别是青文学新浪潮,既与封建旧文坛的那种旧文 年知识分子的这种心声,要求在文学中得艺有着本质的不同,并将其视为死敌;也 到强烈的表现,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文不同于新文坛内先他们而起的以《新青 学中的青春浪漫气息的呼唤,正是这种时年》、《新潮》和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那 代社会要求的最早表达。个类型的新文艺。在文学革命运动之中, 遗憾的是,在第一期的文学革命运动他们是独树一帜,异军苍头突起。用郭沫 之中,这种时代精神在文学中却表现得不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的话来说,他 够。作为新文化运动先声的文学革命运们在文学革命爆发期中要算第二期的人物 动,虽然早在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就了,《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运动不曾 发生了,成效和实绩虽然也不小,但并不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独 理想,而随着五四运动的落潮,文学革命运动更走入了低谷,文坛上出现了新文学阵营势单力薄,新文学作品青黄不接,大有旧文学卷土重来的趋势。正如成仿吾一九二。年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所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 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 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 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 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① 这是几旬足以留芳千古的经典性语言。文学发展的现状表明,新文坛在企盼一种新生力量的诞生,以 加强自己的阵线,促进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郭沫若他们也正是由文学发展的这一需要出发,而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并决心筹组创造社,崛起于苍凉寂寥的新文坛的。一九三一年,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一文之中,沈从文还曾从文学的不同艺术方法和风格特点比较过 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作家作品的不同效果和作用,从中可以窥见创造社作家的创作也许与当时的时 代社会和文学发展的需要乃至群众,特别是青年的心声更相契合一些。他说:“当时‘人生文学’ 能拘束作者的方向,却无从概括读者的兴味”,“与上列诸作者(按:指文学研究会成员)作品取 不同方向,从微温的,细腻的,惑疑的,淡淡寂寞的憧憬里离开,以夸大的,英雄的,粗率的,无 忌无畏的气势,为中国文学拓一新地,是创造社几个作者的作品。
郭沫若,郁达夫,
张资平,使创 作无道德要求,为坦白自白,这几个作者,在作品方向上,影响较后的中国作者写作的兴味实在极 大。同时,解放了读者兴味,也是这几个人。”②沈从文的这些话说明,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创造社的以浪漫主义为主要旗帜的文学,也许更能反映那个时代的革命精神和群众心声。一154一一创造社所以能适应这一形势和文学发展的需要,与其成员多在日本留学的环境有关系。虽然他们都是 在清末民初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号召下赴日留学的,所以不是学医,就是学工,或学经济、学法 律,但这些人自幼爱好文学,在留日学习中,又从不同的渠道,广泛地汲取了异域的精神食粮,从 而增加了知识,扩大了眼界,激起了创作的欲望。他们分别从文学的不同思潮流派如自然主义和现 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乃至唯美主义等等之中去汲取营养,从而形成了成员之间彼此并不 尽相同的文艺思想;虽然如郭沫若在《文学革命之回顾》中所说,他们在“主张个性,要有内在的 要求”和“蔑视传统,要有自由的组织”③这两点上,是相同的。这与他们在国内感同身受地受过 封建礼教和传统的压迫,在日本又感同身受地领略过“东洋气”的滋味有关。因此他们以都在异国 求学的同学或同乡的情谊,形成了一个以郭沫若为核心的小集体,相约要共同创办一个纯文艺的杂志,以便为新文学闯开一条生路。漫长的孕育期,仓促的成立会创造社的成立,曾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孕育期。据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创造社的受胎来自一九一八年八月他与张资平(1893——195 9)在福冈博多湾箱崎海岸的那次邂逅和谈话。张资平是广东梅县人,曾与郭沫若在东京第一高等 学校预科同了一年学,这次是刚刚回国参加留日学生反对“中日军事协约”的罢课风潮后返回日本 来。因此一见面自然地就谈起国内文化界的情况来。郭沫若平素对《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等 国内有数的几份大杂志就有意见,说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 ,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 回体”。张资平也说国内“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新青年》虽然“还差强人意”,但“我看中 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郭沫若当然对此看法有同感,就说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 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科学杂志,我是主张愈专门愈好的,科学杂志应该专门发表新的研究论文”(!)。于是,他们开始酝酿同学中哪些可以做文学上的同道。首先想到的,是郁达夫和成仿吾。郁达夫(1 896～1945)是他们共同同学(浙江富阳人),不仅常写旧诗在《神州日报》上发表,而且 也在写小说,是一位很有文学天才的人物。成仿吾(1897～1984)是郭沫若在冈山第六高 等学校的同学,湖南新化人。他虽然是学军械制造的,但中外文学涉猎颇广,而且英文功底厚,思 辨能力强,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九一九年,郭沫若因投稿的关系结识了《时事新报·学灯 》的编辑宗白华(1897—1986),又以宗白华的介绍而认识了田汉。田汉(1898—1 968),湖南长沙人,当时在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英文,他不仅喜写诗,爱看戏,而且擅交游, 对中外戏剧颇有研究。宗白华和田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对郭沫若的诗才都很倾慕,曾称郭 沫若为“东方未来的诗人”。一九二。年,田汉曾从东京长途跋涉,千里迢迢赶到福冈拜访郭沫若 。他俩共同游览,即兴谈吐,一会称道自己是孔丘和李耳,一会又自比为歌德和席勒,他们还共同 把年初以来与宗白华论诗、说戏、谈论婚姻恋爱、人生哲学和志趣抱负的相互通信汇编成了一部《 三叶集》。当年五月,这部三人通信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之后,立即在青年中间风快流传,在 社会上刮起了一股浪漫主义的旋风,从思想上、文化上公开对旧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宣战。《三叶集 》所向国人展示的那种新的艺术观、恋爱观和人生观,在国内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该书当年多次再版,不仅成了国内最畅销的书籍,而且为创造社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因为田汉的关系,他们开始与当时在京都第三高等学校念书的郑伯奇、穆木天,又因郑伯奇等的关系 ,而与在京都帝国大学念书的徐祖正、张凤举,与在东京念书的何畏、方光焘认识、交往和联络上 了。郑伯奇(1895—1979),陕西长安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当时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他是专攻哲学和心理学的,但兴趣却在文学和新闻。穆木天(1900～1979),吉林伊通 人。他是一位诗人,又喜欢童话,在大学是专攻法国文学的。徐祖正(1897—1978),江 苏昆山人。张凤举(1895年生),江西南昌人,他们两人都在大学文科学习,是真正的科班出 身搞文学的人。何畏(1896—196.8),浙江余杭人,是专攻美学和社会学的,喜欢理论 ,创作不多,写过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方光焘(1898—1964)。浙江衢县人,田汉 的同学,也是学英文的,后来专攻语言学。除此之外,郭沫若在福冈还把他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的同窗好友陶晶孙,一个多才多艺,会弹琴、作曲、画画、演戏、写小说的人邀请来参加。就这样,他们征集同仁的工作可谓有了长足的进步,从此,东京、京都、福冈,他们从东到西,又从 西到东,三点一线地进行了广泛的联络,不仅进行了人事组织上的准备,而且在创作和出版方面也作过一些准备。一九二。年春,他们曾试办过一个取名叫《Green》的刊物,译音为“格林”,英文有绿色的、 青春的、新鲜活泼的和朝气蓬勃等意思。看得出来,刊物的名字不仅体现了同仁们的一种希望和追 求,而且也是他们对时代社会呼唤文学青春浪漫气息的积极的反响。刊物共出过两期,第一期出在 ～一九二O年的上半年,刊载的有郭沫若后来收在《女神》中的一些诗,成仿吾的《新年与流浪人》,第二期出在一九二一年春,发表的有陶晶孙的《木犀》等。不过他们联系出版的事情并不顺利,虽然各成员都多方作了努力,事情均不见成功,后来还是一个偶 然的机会,使他们出版同仁文艺刊物的宿愿最终得以实现。那就是一九二一年一月上海泰东图书局 的经理赵南公准备改组编辑部,有人推荐成仿吾,于是郭沫若和成仿吾一道回沪,拟相机筹办他们 朝思暮想的文艺刊物。由于一九一九年以来,郭沫若《女神》中的一些诗和其他文章,即在《时事新报·学灯》、《少年中国》、《民锋》等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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