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爱情喜剧叙论○郑尚宪内容提要：元代，是中国戏曲的黄金时代，也是爱情喜剧的丰收季节。生 活在社会底层的元杂剧作家们用其生花妙笔，描绘了一幅幅爱情风俗画，全景式地展示了上至大家 闺秀，下至小家碧玉，甚至风尘女子的爱情悲欢图，对后代爱情戏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 元杂剧喜剧爱情戏元代，中国古典戏曲的黄金时代，也是爱情喜剧的丰收季节。在现存的一百六十 种元杂剧中，爱情喜剧就多达二十余种，被称为“元代四大爱情剧”的《西厢记》、《墙头马上》 、《拜月亭》、《倩女离魂》中，前三者就是爱情喜剧。其中王实甫的《西厢记》更被后人奉为“ 情词之宗”。《西厢记》的故事来源于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小说叙述 唐代贞元年间寄居蒲州普救寺的贵族少女崔莺莺和书生张生由恋爱到私自结合、终被抛弃的悲剧故 事。作为一个感情深沉而又个性懦弱的薄命女子，崔莺莺的形象概括了中国历史上受封建礼教束缚 和被轻薄少年遗弃的善良少女的共同命运。但是作者为了替包括自己在内的封建文人玩弄妇女的恶 行开脱，却把她写成“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而把无行文人对她的始乱终弃写成“善 补过”的行为。出乎元稹意料的是，他视为“尤物”、“妖孽”的崔莺莺，却以其美丽动人的形象 和深沉蕴藉的内心世界，特别是其悲剧命运，赢得了后代无数读者的同情，这一故事也就成为广为 流传的文艺题材。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又称《董西厢》）把三千字的《莺莺传》扩 展成五万字的说唱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思想倾向，把这一悲剧故事改造成莺莺和张 生为争取自由结合的婚姻，共同向封建家长斗争，终于取得胜利的喜剧。这一改变，赋予这一故事 以新的主题思想，使它具有明显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王实甫在将《西厢记》由说唱文学改编成杂 剧的过程中，弥补了原作思想和艺术上的一些缺陷，深化了反封建的思想主题，并充分发挥了戏曲 艺术的种种长处，从而使《西厢记》达到当时这一题材作品的最高水平，成为一部彪炳千古的爱情 喜剧杰作：在一个“花落水流红”的暮春时节，在普救寺大殿上，赴京赶考的洛阳才子张君瑞与扶 父亲灵柩回里的相国小姐崔莺莺不期而遇，一见钟情，通过佛殿闹斋、月下联吟等一系列小心的试 探之后，二人已情愫暗通。恰值此时，军阀孙飞虎发兵包围普济寺，欲抢莺莺为妻，老夫人迫于无 奈，宣布若有人退得贼兵，就将莺莺嫁给他。张生自告奋勇，写信请来救兵。解围之后，老夫人又 以莺莺已与表兄郑恒订婚为由，赖掉这门亲事。濒于绝境的张生和莺莺在丫环红娘的热心帮助下， 几经波折，终于冲破了种种内在和外在的束缚，私下结合。老夫人发现之后，老羞成怒，大兴问罪 之师，又是红娘机智地折服了她，追使她承认既成事实。然而死抱相国家谱的老夫人又以“三辈儿 不招白衣女婿”为由，将张生逼去赶考。由于张生应试高中后及时赶回，终于挫败了老夫人再次赖 婚的企图，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美满结局。《西厢记》问世之后，在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它之所以能得到千千万万观众、读者的热烈欢迎和经久不衰的爱好，首先自然是由于它 积极的反封建主题。但它能在同类型题材的作品中超群而出，迥异流辈，则不能不归功于它艺术上 的高度成就。这首先体现在通过传神的人物性格描写，塑造了各具鲜明特色的喜剧典型形象，以正 面人物的喜剧性格，构成一出波澜迭起、妙趣横生的性格喜剧。《董西厢》中的张生虽然改变了《 莺莺传》中张生的薄幸性格。但仍不免有些轻狂，在斗争中时有动摇，甚至在争婚的关键时刻，想 把莺莺让给郑恒。王实甫笔下的张生则是一个志诚痴情的可爱书生。他饱学多才，精明聪慧，既能 以清新的诗句打动莺莺的春心，又能积极创造机会去接近莺莺，博得她的好感。特别是在兵围佛寺 的紧急关头，他能挺身而出，请来救兵，从而获得莺莺的爱情。最后他又凭胸中才学，高中状元， 并及时赶回，挫败郑恒争婚的阴谋，迫使老夫人完全认输。与此同时，他还十分志诚多情。在赴京 赶考途中，他偶然见了莺莺一面，就深深地受上她，久久地回味她那“临去秋波那一转”，当即决 定不去应考，留下来追求莺莺，并为此作了不解的努力，即使身染沉疴，也决不退缩。在爱情的驱 使下，他甚至常有一些近乎痴狂的惊人之举。如初见红娘时，他就迫不及待地上前自我介绍：“小 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还冒冒失失地打听起 莺莺的行止，以至挨了红娘一顿抢白，并警告他：“今后得问的问，不得问的休要胡说。”为了争 取莺莺的爱情，他可以向红娘下跪，向莺莺的简帖磕头；遭受挫折时他“一万声长吁短叹，五千遍 捣枕捶床”；等待约会时他嫌时间过得太慢，急得求天咒地；而一旦事情有了进展，他又高兴得手 舞足蹈，忘乎所以……这种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和举止，既表现了他志诚痴情的一面，也表现出其迂 阔的书呆气。而这种书呆气，又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与莺莺的爱情发展。本来他与莺莺的恋爱， 应当极端保密才对，莺莺也一再暗示他要瞒过红娘，然而他只顾高兴，一再泄露春光，结果欲速则 不达，反而给事情的进展增添了许多波澜。张生的这种精明与傻气，统一于对莺莺的志诚与挚爱上 ，因此给人以“傻”得可笑，“精”得可爱的感觉。正是这种既可爱又可笑的性格，奠定了全剧的 喜剧基调，并有力地推动了喜剧情境的发展，终于实现了“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美满结局。而张生 ——这个“二十三岁不曾娶妻的傻角”（红娘语），也就成了志诚种的代名词。在其后几百年的戏 曲小说中，风流书生车载斗量，不可胜数，但就兼风流儒雅与志诚多情这一点来说，没有一人能与 之相匹。崔莺莺是个美丽多情而又深沉矜持的少女，一方面，她憧憬爱情，渴望自由婚姻的幸福； 另一方面，作为相国家的小姐，她又必须恪守封建礼教。这就构成极大的矛盾，喜剧波澜也就由此 而生。见到张生后，她很快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感情，并进而升华为爱情，然而相国小姐的特殊教养 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沉重束缚，以及封建时代许多少女爱情悲剧的阴影，也使她产生了许多的顾虑与 踌躇，以至造成其内心与外表、前后言行之间的矛盾，做出许多“假意儿”来，使她与红娘之间产 生许多不必要的误会。然而她内心深处毕竟有向往美满爱情、反对包办婚姻的叛逆因素，因此经过 反复的思想斗争，在张生的大胆追求和红娘的帮助之下，她终于迈出了关键的一步，追求到自己的 幸福。崔、张之所以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固然由于他（她）们的志诚、执着，但若没有那个聪明、 热情，而又有几分狡黠的“擎天柱”——红娘的大力帮助，他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红娘是个丫环 ，低下的奴婢身份，规定了她必须按主子的指令办事，可是在剧中她却是个最活跃的人物。老夫人 派她去“行监坐守”，她却“迤逗”着莺莺“胡乱行走”，并最终促成了这桩婚姻。对于张生，刚 开始她并不欣赏，甚至还抢白过他，可是后来看他确实志诚，而且莺莺也确实有意，才逐渐地改变 了态度。她一方面不满意张生的软弱与疏狂，辛辣地讽刺他是“傻角”、“银样枪头”，甚至捉 弄他；一方面又积极支持他对莺莺的追求。每当张生受挫折，智穷思竭时，都是她为之出谋划策， 扭转局面，并冒极大风险，来回奔走，传书送简，因此被张生视为“擎天柱”。她摸透莺莺的脾气 ，能够及时戳穿莺莺的“假意儿”，并巧妙地因势利导，鼓励莺莺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大胆追求爱 情。最后当老夫人发现破绽，大兴问罪之师时，又是她机智地利用老夫人看重“相国家谱”的弱点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迫使老夫人败下阵来。张生的“精”与“傻”，莺莺的“真情”与“假意 ”，红娘之热心与狡黠，这三种性格本来就颇具有喜剧性，而当这三种喜剧性格纠合在一起时，就 更造成了强烈的喜剧波澜。作者根据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必然走向展开剧情，将人物形像的塑造与情 节的开展有机结合起来，使全剧波澜起伏，妙趣横生，而又环环相扣，一气呵成。一部《西厢记》 就是在这种贯穿全剧、此起彼伏的喜剧波澜中走向圆满结局。作为一部“天下夺魁”的杰作，《西 厢记》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除了生动传神的性格描写之外，波澜迭起的喜剧冲突，妙趣横生的 喜剧场面，热烈浓郁的喜剧气氛，优美清丽的抒情格调，等等，都是令后人赞叹不已的。尤其是流 光溢彩的戏剧语言，几百年来一直被人奉为典范。元代爱情喜剧中，类似《西厢记》的还有白朴的 《墙头马上》、《东墙记》，郑光祖的《梅香》。其中《东墙记》、《梅香》刻意模仿《西厢 记》，无甚新意，唯《墙头马上》独出机抒，别具风姿，值得一论。《墙头马上》演宦门少女李千 金于春暖花开之际到花园中游玩，从墙上看见骑马经过的尚书公子裴少俊。二人一见钟情，私奔成 婚，在裴家花园匿居七年，生下一双儿女。后被裴尚书发现，以“淫奔”的罪名逼裴少俊休了李千 金，赶出家门。裴少俊赶考得官后，前往李家恳求复婚，裴尚书也亲自上门赔罪，李千金看在儿女 的面上，答应了裴少俊的恳求，一家喜庆团圆。与《西厢记》脱胎于《莺莺传》相似，《墙头马上 》也取材于唐代白居易的诗《井底引银瓶》。在诗中，那位大胆追求爱情，与心上人私自结合的少 女，最终落到夫家不能容，娘家回不得的悲惨境地。白居易固然不同于元稹，他对笔下的女主人公 倾注了深深的同情。然而在无情的社会现实面前，诗人困惑了，只好在篇末无可奈何地“寄言痴小 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正是这么一个缠绵悱恻的悲剧故事，到了元杂剧 作家白朴手中，却被改造成一曲自主婚姻的颂歌。在诗中，女主人公受到夫家“聘则为妻奔是妾， 不堪主祀奉苹蘩”的指责；在杂剧中，李千金也受到了公公的指斥：“可不道女慕贞洁，男效才良 ；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你还不归家去！”然而她已不象《井底引银瓶》中的那位少女那样忍辱包羞，进退失据。她一次又一次地以卓文君自喻，坚信自己自行择偶、自主婚姻的合理性。面对封建礼教和家法制度的代表人物“淫奔”、“败坏风俗”的指斥，她理直气壮地予以反击。虽然在裴尚书的淫威下，她也难逃被休出门的厄运，但始终没有屈服，最后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裴家。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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