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间和幸教授与秦代史的再构成——日本秦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动向田人隆二千年来，秦汉史这块园 地经过了多少世代学者的辛勤耕耘，但它并不是一片沃土，所取得的成果和付出的汗水相比，往往 少得可怜。这是因为可以依据的资料太少，特别是秦代部分。如果说整个秦汉史若明若暗的话，那 么，秦代历史各个部分的轮廓更是模糊不清。多少年来，人们盼望并试图改变这种情况，然而“巧 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将司马迁《史记》的有关记载都当作信史，也仍然难以实现这一宿愿。值 得庆幸的是，７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一系列震惊世人的重要考古发现、特别是记载秦国历史重要 内容的简牍的发掘问世，成为改变这种状况的重要契机。由于秦国历史的发展线索和重要制度逐渐 明朗化，于是人们试图将秦国的历史从以往习称的秦汉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单元 。马非百的《秦集史》以文献为主，几乎收集作者所能见到的全部有关资料；林剑鸣则综合文献资 料、考古发掘以及历来的研究成果，并贯穿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分析，撰写了第一部《秦史稿》 。这些重要成果，都是朝上述目标前进的重要的一步。这些年来，随着地域研究热潮的兴起，陕西 省研究秦国历史文化的学者又大声疾呼并致力于展开秦文化的研究，有些学者还从理论和历史内涵 上对秦文化的学术范畴作了界定和论证。无独有偶，在东瀛日本，茨城大学的鹤间和幸教授自８０ 年代以来也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通过文献辨析和实地踏勘，扎扎实实地进行着秦国史再构成的努力 。鹤间和幸原来专攻汉代史，８０年代前后曾以汉代豪族问题的研究为学界瞩目。自１９８６年以 来，特别是近二、三年，他发表了《秦帝国的形成和地域——超越始皇帝的虚象》、《古代中华帝 国的统一法和地域——秦帝国法的统一与其虚构性》、《汉代的秦王朝史观的变迁》、《司马迁的 时代与始皇帝》等等，不下１０篇文章，揭示了历史文献与前人研究中关于秦始皇和秦统一的虚构 性因素，分析其成因，并对秦国的历史进行再探讨。鹤间和幸的这一系列研究，反映了当前国际秦 汉史研究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也是近些年来日本秦汉史研究除简牍研究之外所取得的重要研究 成果。因为对日本以大庭修为首的学者所进行的简牍研究已有论著进行介绍，故本文仅从学说史的 角度对鹤间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些评介。历来关于秦代史的构筑主要依据文献，而文献则以《史记 》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及有关传、书为主。这些文献资料历来被学者奉为“信史”、“实录”。要 对秦代史的构筑进行新的探索，就不可避免地要对这些主要文献作一番新的检讨和整理。就某些具 体问题而言，前人对《史记》有关秦代历史的记载也作过一些辨疑工作，即以日本学者而言，５０ 年代田重雄、栗原朋信等人都作过这方面的努力。田在论证秦郡的设置和数目时，对秦始皇统一后 采用“水德”说提了疑问。田重雄在《秦汉政治制度研究》一书的《秦郡考》一文中，专门有一节 “秦水德说批判”。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二十六年条中，记述了秦始皇用“水德”。历来对 秦国用“水德”之说没有人提出过怀疑，由此解释秦分天下为３６郡，正好是６的倍数。钱大昕、 王国维等学者也拘泥于６的数字，将秦郡数说成是３６、４２、４８等。近人对３６郡是６的倍数 也很少提出怀疑。田经过细密的考证，得出了如下的结论：（１）关于秦始皇取水德说，曾任秦柱 下史的汉丞相张苍并没有主张秦水德说，反而说秦金德、汉水德，所以秦水德是值得怀疑的；（２ ）反映秦金德说的史料是汉初主土德说者假托的；（３）秦水德说也是汉主土德说者假托的；（４ ）汉高祖初年以汉为南方＝赤，秦为西方＝白。由此有“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而且还作为秦 金德说的依据；（５）张苍根据《管子·幼官图》关于五行的排列，将金德的下位定为水德，以此 主汉水德说。当时考虑汉初尚赤的传说，年始冬十月，仍以“色外黑内赤”。总之，田认为，《史 记》关于水德说的记载是互相矛盾的，所以秦取水德之说值得怀疑。从汉初的争论推想，秦始皇实 际上没有实行水德，秦水德说恐怕是汉初引发的。司马迁也主水德说，《史记》中记载秦始皇于统 一之年实行水德，但并不意味着始皇帝本人决定实行水德。栗原朋信在《秦代史研究》一书中，对 秦水德说也同样提出了怀疑和否定。与此同时，他还对秦始皇这一名号作了澄清：始皇帝和二世皇 帝并不是生前所用的名号，从整体来说，从当时的刻石文来看，当时都是单称“皇帝”，从秦代的 史料中没有“始皇帝”的用例。栗原还进一步对《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的成书提出了自己的 看法。他认为，司马迁在撰写《史记·秦本纪》时肯定依据了《（亡）秦纪》这是没有问题的，但 同时也参考了许多其他记录。《秦始皇本纪》也依据了《（亡）秦纪》，但主要是统一天下之前的 部分，即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前的部分。关于二十六年以后的记载，除了事件、年代依据《秦纪》外 ，在叙事内容中很明显地混入了汉人所作的文献；又说，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的记载，特别是“水 德”说采用以后的部分，除了依据秦王朝遗留的文字记录或以此为基础所撰写的确实记录外，恐怕 还混杂了相当部分的出之于非难秦朝的汉人之手的记录。这些混入的记录，即使在《秦本纪》和《 秦本纪》的二十六年以前的部分也都存在。事隔三十年以后，鹤间和幸又提出了秦代史再构成的问 题。不可否认，从学术发展史而言，鹤间的研究及其结论与上述研究有承续之处，但就研究的广度 和深度来说，显然大大超过了前贤。鹤间在辨析文献、批判成说的同时，根据其独特的视角，提出 了以下几点：第一，不能人为地割裂秦始皇统一前后的历史，在强调秦始皇采摭六国制度的同时， 也应该注重秦国自身传统的承续和主导地位。司马迁撰述《史记》时，将秦国的历史分别记载在《 秦本纪》和《秦始皇本纪》中。其后，人们习惯于以秦始皇统一作为界标，将秦国（朝）的历史分 成两个阶段和两个部分。这种做法，虽然突出了秦始皇创建统一封建王朝、垂法后世的划时代作用 ，但另一方面，在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导向上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即在强调“创立”、“创建 ”的同时，割裂了秦始皇统一前后历史的传承性，忽视了秦国原有传统在统一进程中的主导作用； 与此同时，不自觉地为“罪秦”、“仇秦”的偏见所左右，突出了秦“二世而亡”的悲剧性。鹤间 在探讨秦代史的再构成的时候，首先注意到这种长期因袭成为传统偏见的认识误区在论及秦统一制 度和政策时，他强调历史发展的过程性，注意抉发秦国原有政治文化传统的承袭和演变，突出了秦 始皇统一前后历史发展过程的一致性。他对始皇陵建造过程的分析，可以说是分析秦国历史的一个 很有说服力的例子。始皇陵的建造，是秦国（朝）历史中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开创了封建王朝陵寝 制度的先河，人们还通常将它看成是导致秦王朝灭亡的重大政治事件。而７０年代以后，人们从考 古发掘中亲眼目睹了始皇陵的宏大气势后，又总是将它看成是秦朝统一威容的象征。对始皇陵建造 的或褒或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将现有的始皇陵看成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与他的皇帝尊号 相称而有计划、有步骤的创作。鹤间却不这样认为。他对秦朝陵寝制度作过专门的研究，并且十分 注重实地的踏勘调查。在这一基础上，他写过不少涉及陵寝制度、方位、陵墓区域乃至徙陵政策方 面的文章。秦始皇陵自然是其研究的重点之一。他在进行认真的专门研究后指出，秦国的君主原本 就有建造大型陵墓的传统，秦公大墓就是一例。始皇陵的建造继承了秦国原有的传统，而同时又增 加了新的要素。不承认两者的关系，不弄清两者的关系，就无法理解始皇陵的实态。为此，鹤间对 构成陵园的种种要素，联系时代背景，作了一番整理，将始皇陵的建造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战国秦王墓的建设（前２４６－前２２２年）。这个阶段，始皇帝陵是依照秦王墓的规格建 造的，即作为战国时期一个国家君主的陵墓形式而开始建造的，是以昭襄王的陵墓为蓝本而企划的 。这个阶段主要是继承传统，还没有看出新的要素。第二阶段是统一、和平时期的建造（前２２１ －前２１５年）。这一阶段，帝陵坑穴的挖掘工程浩大，但在当时并不是紧急性的工事。在借助军 事优势取得天下、并宣言和平的这一时期，并没有产生营造兵马俑式的地下军阵的思想。第三阶段 是战时体制下帝陵的建设（前２１５－前２１０年）。在战时体制下，始皇帝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年 龄，于是他迫切地赶着完成阿房宫和骊山墓这两个生死世界的大工程。徒刑者七十万人都是短时间 内集中的。这个时期的土木建筑，如长城、直道、灵渠等都用于军事目的，而帝陵内外城的营造和 角楼的设计，使这一地下宫殿最后阶段的建设有着很强的防卫和警备的意味。第四阶段是二世所完 成的最终工程（前２１０年９月－前２０７年），二世皇帝想借助完成规模宏大的阿房宫和始皇帝 陵来论证自己继承皇帝权力的合法性；而与陈胜、吴广起义反秦这一严峻的军事形势相适应，现存 始皇帝陵高大的坟丘，不应该简单看作是皇帝权力的象征，而是为了怕六国势力的反攻和盗掘。以 上介绍鹤间对始皇陵的具体看法，并不是说我们毫无保留地同意作者的意见。目的是为了突出作者 观察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方法。首先，作者对传统因袭的成见持批判的态试，这无疑是应该肯 定的；其次，作者不是静止地、孤立地来观察和论证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将其看作是有着不同背 景的历史发展过程。作者认为，始皇帝陵的建设是与政治形势不可分的，其间有着战国、统一、对 外战争、二世即位、内乱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因素的影响。由此，作者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王陵 向帝陵的变化，并不是象后世所简单概括的那样，是一次完成的，工事也不是按预想速度进行的， 一边遵守传统的做法，一边适应着变化的政治状况，不断附加新的要素，在当时并没有对皇帝陵进行构想，始皇帝陵构造配置的不对称性、分散性就反映了这种情况。适应时代变化不断进行调整的一系列过程，这就是秦帝国统一事实的实际情况。”第二，秦统一的虚构性。鹤间所揭示的秦统一的虚构性，其对象一是史书所记载的内容，二是后人据此所得出的成说乃至偏见。这种虚构性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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