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结尾续谈张玉书（一）之所以为本文标个“续谈”的题目，决不是因为自己写过关于《 聊斋志异》结尾问题的文章，而是因为别的蒲学专家学者研究、探讨、论述过这方面的问题。但， 《聊斋志异》近５００篇文章，其结尾方式也不一而足，就个人所见，已发之论中尚有未谈及之处 ，所以不揣冒昧，不避狗尾之嫌，以续谈《聊斋志异》之结尾。谈及《聊斋志异》的结尾，除了谈 故事本身的结尾外，大都把眼睛盯在了文章结尾处的“异史氏曰”上。蒲松龄以史家之笔写鬼狐之 事，把史传写法移于小说，确实是一次改革、是创新、是一大发明，而且，人们通过对“异史氏曰 ”的研究可以比较清楚地领略和把握作者创作思想的脉搏。‘异史氏曰’用直露的形式宣扬了作家 的世界观、人生观、宗教观、义利观、婚变观、贞操观、孝道观、审美观等等，内涵相当丰富，是 研究作家思想的宝贵材料”。同时，它“又紧缀一则则文采斐然的《聊斋》故事之后，与故事内容 结合，相互生发、渗透、融汇，常常能为我们窥测作家的创作构思提供蛛丝蚂迹，成为我们探讨蒲 松龄创作心理的难得的窗口。”（林骅《从“异史氏曰”看理念对〈聊斋志异〉创作的诱导与制约 》，《蒲松龄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２期）正因为如此，大家在这方面给予了较多的注意，用了较 大的气力，下了较深的功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如果认为除“异史氏曰”外，《聊斋志异》的 结尾再无可谈，也是片面的，起码是不全面的。我们知道，《聊斋志异》包括近５００篇文章，而 结尾处用“异史氏曰”的占４０％。雷群明先生统计说：“在现存的四百九十一篇作品中，有‘异 史氏曰’的近两百则。”（《聊斋艺术谈》，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因而，我们在研究 《聊斋志异》时就不能，也不应该只趋热点，还应该放限于那些不大被人注意、或说以前曾被忽略 的地方，以求对作家作品有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把握。本文所打算谈的是另一类型的文章结尾： 没用“异史氏曰”，却也是作者站出来直接与读者说话，把它称之为没有“异史氏曰”的异史氏曰 也未尝不可。“异史氏曰”是作者直接出面表示个人的意见、态度。倾向不应该直接说出的规律， 被蒲松龄所冲破，作者的爱憎、褒贬表示的明确而大胆，不论从形式上看是议论还是叙述，是评价 还是说明，都可以说是作者心声的赤裸裸地展现。但，有些文章结尾处并不标出“异史氏曰”，在 叙述完故事后作者有感而发，接着站出来讲话，实际与“异史氏曰”有着完全相同的作用，而形式 却更灵活，写来可能更觉方便。也有些篇章是作者直接讲话与“异史氏曰”兼用。据本人粗略统计 ，这种类型结尾的文章大约在６０篇以上，数量相当大，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课题。（二）《聊 斋志异》近５００篇述闻记异的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故事，很多并不是蒲松龄很据生活积累自编 自创的，其雏型大都有来源，至少是素材有来源。尽管不是作者在路边摆摊、供茶供烟“强人说鬼 ”所搜集来的，但其来源也是多方面的。蒲松龄自己在《聊斋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 ；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类聚， 所积益夥。”同邑友人唐梦赉在为《聊斋志异》写的序文中也说作家是“凡所见闻，辄为笔记。” 而他的孙子蒲立德在《聊斋志异》跋语中说他“于耳目所睹记，里巷所流传，同人之籍录，又随笔 撰次而为此书。”这说明《聊斋志异》故事来源相当广泛，即有前人著作的启发，也有民间流传的 听闻，还有四面八方朋友们的邮寄。对这些故事材料的来源，蒲松龄不仅在《自志》中给以总提， 而且经常在故事结束后给予具体明确的交待。这是这篇短文所要论列的结尾方式之一。《祝翁》写 的是祝翁死而复活、活而又死的故事。祝翁已死，因怕老伴留在阳世“儿辈手，寒热仰人，亦无复 生趣”，便复活过来，要老伴与自己同死。结果是二人真的就一同死去了。这个故事是如何得来的 呢？作者在结尾处交待说：“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言之甚悉。”故事得来的时 间、地点，讲故事的人物，全都清楚。《狐梦》一篇更有情趣。作者在西铺毕家坐馆时有个朋友毕 怡庵，当他读了作者所写的《青凤》故事后，为狐精青凤所感动，“心辄向往”，在毕刺史楼上“ 摄想成思”，希冀一遇狐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毕怡庵真的在梦中遇到一美丽狐女，二人成肌 肤亲好。更奇的是狐女也因青凤被写进《聊斋志异》，竟要求毕怡庵转求蒲松龄也把自己写进书内 。这个故事就来自于毕怡庵本人。文章结尾处说得明白：“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 足绰然堂，细述其异。”此事引起作者极大感慨，“余曰：‘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 ’遂志之。”这一类故事的结尾尚有《布商》、《李生》、《邵士梅》等。据推测，作者这样结尾 大概出于以下考虑：①证明了自己写书广征博采，“集腋为裘”，实属非易，不处处留心，“闻则 命笔”，则此“孤愤”之书难成。②增加故事的真实性。故事的真实性，可以产生可信性，而可信 性又可增加故事的感人力量。时间、地点、人物清楚，而故事又往往是讲故事的人亲历、亲见，怎 能不令人相信！《杜小雷》一篇写杜小雷至孝，一次他令妻为母做饭，而妻却把蜣螂杂入肉中，致 使臭不可吃。杜小雷欲惩罚其妻，其妻却化成了两足大猪。邑宰使游四门，以戒来者。文章结尾处 说：“谭薇臣曾亲见之。”人能化为猪，真是非夷所思，可谭薇臣亲自看到了。这就把不可能之事 化作了真实，增加了可信程度。③虚幌一枪，躲避嫌疑。满清入关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文字狱相当 严重，《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怪异故事，牵涉到不少真实的人，有些故事锋芒所指也十分清楚，增 加这样一个结尾，即使不能脱掉干系，却也可以减少麻烦。我不过是把听来的、别人寄来的故事记 下来而已。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文章的结尾既无助于故事中人物形象的描写，也无助于主题思想的 揭示，是完全可以删削的蛇足，但作者却并不怕累赘。由此看来，我们的这种推测可能不无道理。 （三）任何时代、任何形式的文艺作品，都有着一定的功利目的，《聊斋志异》也不例外。《聊斋 志异》的功利目的何在呢？《聊斋志异》成书以后，许多人对其写作动机、要达到的目的，对它的 社会价值有过论述，而总的倾向则是越拔越高，到了后来，蒲松龄差不多成了民主主义的斗士，《 聊斋志异》也差不多成了向封建社会全面讨伐的檄文。我们认为，看不到《聊斋志异》的揭露、批 判作用，对它的进步性、人民性估计不足当然是不对的，但，无限制地拔高怕也不符合实际。对于 《聊斋志异》的写作，蒲松龄曾有他自己的交待。《感愤》诗说：“新闻总入夷坚志，斗酒难消磊 块愁。”（《蒲松龄集·聊斋诗集》卷一）《聊斋自志》则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 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这胸中块磊，这一腔“孤愤”究竟有些什么具体内 容，作者没说，而后人则见仁见智。又因为这关系到对作者的评价问题，尽管不乏卓见真知，却也 存在凭空抬高之说，我们且不去管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聊斋志异》决不是道听途说的记录， 而是有为之作。我们认为，尽管《聊斋志异》是写在距今不太遥远的三百年前，但，后人读来总不 如那个时代的人更为亲切、更加投入，感觉也会更为敏锐，因而，对蒲松龄写作动机的评价，应该 是当时的人更为恰切。现在让我们引几个那时人的说法吧。蒲松龄的同乡友人高珩在为《聊斋志异 》所写的序中认为，虽然书写的是鬼狐怪异，但“天下有解人，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皆足辅功令 教化之所不及。”就是说此书有对功令教化的辅助功能。蒲松龄的长子蒲箬所写的《行述》说：“ 《志异》八卷，渔搜闻见，抒写襟怀，积数年而成，总以为学士大夫之针砭；而犹恨不如晨钟暮鼓 ，可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也。”此书“大抵皆愤抑无聊，借以抒劝善惩恶之心，非仅为 谈谐调笑已也。”（《蒲箬等祭父文》）认为他父亲写《聊斋志异》是为了“劝善惩恶”。蒲松龄 死后，张元所写的《墓表》说《聊斋志异》“虽事涉荒幻，而断制严谨，要归于警发薄俗，而扶树 道教，则犹是其所以为古文者而已，非漫作也。”认为“警发薄俗”、“扶树道教”是《聊斋志异 》的写作动机。基于此，我们认为劝善惩恶如果不是写《聊斋志异》的全部动机，也应该是最基本 的。如果考虑蒲松龄所受的儒家教育和他所受到的时代制约，这应该是合乎他的实际的。当然，这 样说可能会有人认为估价偏低，但如真正放到清初那样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均十分尖锐、血与 火相交织的时代，他能如此清醒地面对现实且能进行曲折地暴露和批判，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既然劝善惩恶是《聊斋志异》写作的目的所在，除了故事本身，那些没有标明“异史氏曰”的文章 的结尾，不少篇目也对此有充分体现。《某甲》是一个不足百字的小故事，说的是某甲杀仆而霸仆 妻，十九年后一酷似其仆的人趁“巨贼破城”之机而“持刀入甲家”，“共杀一家二十七口而去” 。某甲当时头尚未断，又多受了三天的痛苦才死主。最后作者出面说：“呜呼！果报之不爽，可畏 也哉！”《水灾》一篇记了两则本质相同的故事。其一说，一个农人在大水到来之际抛下两儿不顾 ，与妻子共扶老母避于高处，在“一村尽成墟墓”的情况下，“两儿并坐床头，嘻笑无恙。”其二 说，“平阳地震，人民死者十之七八，城廓尽墟；仅存一屋，则孝子某家也。”文章结尾时作者感 慨地说：“茫茫大劫中，惟孝嗣无恙，谁谓天公无皂白耶？”常言说：“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又说：“种上蒺藜会扎脚。”《某甲》和《水灾》两篇结尾都是作者的颇富感情的议论，前者为惩 恶─恶有恶报；后者为劝善─善有善报。许多结尾则是劝惩结合。《罗祖》一篇说，罗祖将老婆孩 子托付给朋友李某外出，而李某却与罗妻私通。罗祖回家发现此事欲杀其二人，转念又舍之而自己出走。后罗祖成佛仙去，而李与罗妻却因乡人告发，被“桎梏以死”。文章最后说：“沂水刘宗玉，向予言之甚详。予笑曰：‘今世诸檀越，不求为圣贤，但望成佛祖。请遍告之，若要立地成佛，须放下刀子去。’”其他如《阿霞》、《义犬》、《刘夫人》等均属此类。实际上，马瑞芳先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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