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你最近正在完成一部关于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专著,我们能否从 它开始?文:好。这本书主要研究二、三十年代文学与妇女的关系,确切地讲, 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新女性与新文学”的关系。“新女性”是 一个性别化的新概念。在这之前,文学与女性不大相容,文学只 是男性的特权——“女子无才便是德”嘛。我看过一些中国学者研 究明、清的书,了解到孔教的“男女有别”白明代开始盛行;“德” 与“才”在男性身上是统一的,但在女性身上愈来愈对立,例证之 一是关于“女德”的书愈来愈多,“贞女传”之类的故事也愈来愈多。王:在民间,“文化”似乎主 要就是以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进行的。文:那么先来看“德”,我发现它主要是对女性身体的要求:比如贞洁,裹脚,身体不能外露,最极端的就是自杀。所以“德”主要体现为 对身体的考验、控制。这是一种“实践”——从女性来看,谁接受 了社会的这种要求,谁就要以身体来实践它。那些自杀的女性,现 在看来是被迫害者,但她们自己会否认这一点。冯骥才的《三寸金 莲》,那里面的女性就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受害者;作者写出了她 们承受的压力,但也刻划了她们支持那个制度的心理。王:这也就是你们常说的“身体的政治”。看来哪里都一样,男性权力 的实现,是需要女性以身体来配合的;而在中国,这种权力实施 却往往以天理人伦也就是“德”的名义进行。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叙 事策略”。那么“才”呢?文:“才”不受身体的束缚。“才”是超越身体的一种能力——以文字来 超越。因此要压制它。“才”只被视为男性的领域。女人可以写作, 但不宜发表。如发表,那就等于暴露了身体和隐私,等于裸体在街上走。因此又有lr“火中救书”之类的故事。我们被告知之所以 有女人的书流传下来,那是因为从火中把它救lr出来,而女人的 本意是要烧掉它的!王:是吗?看来你有点像福柯,也是在从事一种“关于沉默的考古学” 呵。文:我只是想看得更透～点。因为到r二十世纪,“德”与“才”在女性 那里仍是对立的。比如冰心、庐隐、丁玲等人的早期作品,如果 那里有一个作家,那一定是个男的;而女性写的东西,往往以日 记、书信的形式出现,处在文学与半文学之间,她们就是不能直 接写出一个女作家来。这说明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依然强大。如丁 玲的《莎菲女士的H记》,那里的女性一是有病,二是关在屋子里, 三是写写日记,她4i能发展自己的生活,更不能发展自己的文学。 庐隐的《丽石的<1记》也是这样。谢芜量写过一本《中国妇女文学 I史》,用文言文写的,大概出版于一九一六年。他认为中国文学中 女的要比男的贡献大,例证是《诗经》中女性写的比男性写的多,而 且最好的诗是女性写的。并且他认为在中国文学中“婉约”派的成 就要大于“豪放”派的。王:这是不是说男性在这方面的成功,是因为“偷”了女性的声音?文:对,他是这个意思。但是到了左翼文学出来后,女性写作就受到 了压抑。他们批洋女性写作过于个人化,不去写社会,等等。可 见“德”与“才”仍是一个基本模式,一直支配到二十世纪。但是这 个模式是与现代化的要求相矛盾的。王:那么现代女性写作,是对这-一模式的消解为前提的?文:我认为如此。我认为中国现、当代女作家们大都很清楚地意识到 这一一点。例如残雪的一篇小说以隐喻手法写一老太太身体里长草, 这暗示着身体的荒废。陈染的小说也有很强的女性意识。王:你对大陆女性主义批评怎么看?文:我很佩服她们,比如李小江、戴锦华她们做的工作。她们既能介 入国际上的女性主义,又能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既能搞理论,又 能从事实际调查,而我在这里却不能这样做。在中国时我到天津 77师大,那里的妇女中心给我看了一些录相,记录她们到乡下调查, 和妇女们一起谈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还有像残雪这样的 女作家,在美国也是少见的。她的女性视角很隐蔽,但作品很有 分量。《大家》杂志上戴锦华与王干的对话也很有意思。无论王干 提出什么,戴锦华都不同意。她很有个性,讲起话来有自己的锋 芒。总之,我相信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参加社会和文化的实 践中,会创造出一种中国的女性话语来。王:中国当代女诗人的作品你是否也接触过一些?文:接触过一些,她们的作品,从当时来看是“非理性”的,但现在看 来是“理性”的。过于理性易于理论分析,但是太容易分析也就失 去了它的真实性。女性主义批评也有个公式化问题:好,这是女 性主义,通过了,盖个章。这样的批评不行。王:还有一个“差异性”问题。女性写作同其它写作一样,不会只是一- 个模式吧? 一文:我同意。在女权主义开始之际,在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强调女 性是一个整体。现在,我们不能牺牲这个目的,但要意识到差异 性。在美国,六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者很容易认出,现在便不那么 清楚了。这样我认为更真实,也更有意思。但是今天的女性主义 者也存在着问题,那就是她们不太尊重上一代女性主义者。她们 认为今天的男女平等是理所当然的,没意识到它是经过斗争争取 来的。她们现在主要关心文化,而不是社会和政治。但是问题并 没有得到解决,比如,为什么现在女性犯罪的较多?王:即使研究文化,也很难把它与社会和政治隔绝开来。就像弗洛伊 德研究梦时发现,“梦”总是由一系列看上去互不相干的事件或因 素所决定的。我想在今天一些中国的批评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那 就是只有当我们开始面对现实,我们才开始面对文学。当然,这 里的“现实”主要指的是牵制文本生产的语境,是目前中国动荡、复 杂的话语实践。面对这样的现实,封闭的文学研究就有点失效,人 们在考虑怎样打破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传统界限。这次我到美国, 感到“文化研究”(Cultu于a Studies)在美国各大学中已成为一种 78风气,对此你能番谈谈?文:我走向“文化研究”是不那么大胆的。今天在我们美国大学中的文 学、历史等学科,都是从十九世纪德国教育模式那里来的,从任 何意义上看,这种模式都不自然了。即使有学科限制,在研究中 也不必过多考虑。那些能够跨越各种限制,又精通各学科惯例的 人能被轻视吗?问题不在理论,而在时间和专业。在美国的中国 研究中,像我这样的人,得花很多时间来学习语言阅读原文,所 以在真正可以做的事情上总是受限制的。几年来对于“地区研究” 也有一些争论,我同意任何范畴都应建立在学科基础之上,比如 “历史”与“文学”应包括所有历史与文学。但对我这个文学教授来 说,却没有精力去读世界上所有的文学.只有中国才是我基本的 研究范畴。“中国”这个概念比“文学”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更重要。我 对参加关于中国的任何讨论都有兴趣,但当涉及到文学,我只有 阅读过文本并且熟悉了与之相关的文化时,才能介入讨论。因此, “文化研究”这个没想本身有它内在的限制。另外,我的担心是,从 事“文化研究”往往意味着对地区文化深度的稀释,有时它也意味 着用全球性话语取代地方话语.也就是用西方话语代替非西方话 语。王:好,现在我们转入另一个话题。文棣,作为一个汉学家,你能否 谈谈美国的汉学界正在关心什么,或者说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 什么?文:我想最大的问题是一个研究者的“立场”或“视角”问题。客观性已 不被相信,但在(非西方)研究中似乎又是必要的立足点。特别是 在人类学的研究中,那种“客观观察”的观念已争论了多年。你知 道人类学领域比其它学科更能显示出权力政治来,因为西方的人 类学研究的是非西方和非现代社会…一这些都属于“他者”(1"he 0ther)。那么面对非西方社会,你是参与、介入呢,还是仅仅提 供报告与分析?杜克大学出版的《位置》(《Positions》)是一份很 重要的杂志,经常发表研究中国的文章。在去年冬季号有一篇斯 蒂芬·哈瑞尔(Steven Harrell)的文章,他是搞人类学的,这篇 79文章写他到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去考察。那么,他想保持客 观而不能——文章中透出一种不断地尝试又不断地失败的挫败 感。王:我理解这种困境。你们美国人处处都想保持“Political Correct. ness'’(政治正确),这颇不容易。看来“西方中心主义”、“文化霸 权”、“东方主义”等问题提出来后,对汉学界颇有影响。文:“东方主义”的确是个问题。自从萨伊德提出这个问题后,时间已 过去多年了,美国也经过了很多的政治斗争和变化,现在大部分 人在写作和说话中已非常小心了。但在更严肃的意义上,“东方主 义”仍不停地存在于西方的逻辑中,存在于它的经济资源、现代民 主结构、妇女权利、艺术的重要性和资本主义这一套逻辑中。这 种逻辑要把它们自己印证于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王:一些非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所不满的也正是这一点。文:但对现在的任何人来说,不理睬西方的理论而得到益处又是很难 的,是不是?像民主、妇女权利、艺术的价值等等,这些现代性 的理性形式,我们都是接受的。我们没有反对的余地。这样的帝 国主义造成了语言的贫困化,比如在世界各地英语成为一种强迫 性的力量——不一定对每个人,但至少在翻译中如此。另外,我 们的奠定基础的思想家们——黑格尔、马克思、弗洛伊德、福柯 ——全都是西方白人。即使从所有的“他者”中(包括西方妇女和非 西方的女人和男人)能产生非常优秀的思想家,但他们没有成为我 们思想的奠基人。美国的中国学者唐小兵在关于梁启超的(英文) 近著中告诉我们:.瞧,我来给你们看看一位世界范围的思想家,他 有着非常通达的、甚至后现代式的时空观念。唐试图重新树立梁 启超的形像,不仅为中国知识界,也为西方的读者,因为中国的 知识界已接受了梁启超。但是大部分西方理论家都忙于他们自己 的工作,他们永远也不会好好了解梁启超或别的什么人,也不会 怎么严肃地对待这一切。我们东亚系的教师如到英文系去参加讨 论,也会遇到这种情b20奠定我们基础的思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差异·视角·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