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历 史学是一门科学吗? 有人说,一切历史归根 到底都是当代史。这句话的 意思是,所谓历史,无非就 是人们根据现实的需要而对 过往的一种阐释。一般来说, 历史学家在讲述历史时几乎不可能毫无介入,政治、国家、民族利益,乃至个人感情,都是使历史研 究缺乏科学性的重要因素;等而下之,就连经济利益、地方利益等等,都可以驱动历史学家改编历史。对历史研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政治。一部中国史,是是非非,在二十世纪历史学家的笔下实在是变化 无常。举武则天为例。五十年代,史学界对武则天是基本否定的,岑仲勉的《隋唐史》说武则天在 位二十一年,“实无丝毫政绩可记”。六十年代,情势为之一变,郭沫若写出历史剧《武则天》, 又连续发表文章,对武则天充分肯定,断言“武后统治时代是唐朝的极盛时代”,并引用武则天自 诩“知爱百姓而不知爱身”的话来证明她的德政、、郭沫若的有些说法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比如他 说武则天“是维护均田制的,……遗憾的是从史料中找不出武后保护均田制的明令,但也找不出相 反的证据。我揣想是由于站在反对武则天立场的史官们把它湮没了”。为了洗刷武则天政治手段残 酷的恶名,郭沫若声称章怀太子李贤不是武则天害死的,认为此事不见于两《唐书》的记载,《资 治通鉴》的说法没有根据;尽管后来袁震撰文指出新旧《唐书》的《酷吏传》中都记载有武则天害 死李贤的事,郭沫若却依然不肯承认这个事实。袁震说,如果李贤不是武则天害死的话,那他的棺 材为何放在巴州达二十一年之久?郭沫若解释说:“天下大事很多,一个不成材的儿子的棺材就在 巴州放久了一点,算不得什么。”在历史剧《武则天》中,郭沫若把谋害李贤的罪名栽到了宰相裴 炎的头上,——当然,这是文学创作,他想怎么写都可以。从郭沫若以后,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被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七十年代前期,对武则天的评价32上升到顶点。粉碎四人帮以后,是非又被颠倒了过来,七十年代末的代表性观点是,武则天是唐 初士族地主阶级中腐朽势力的代表人物,在她统治的半个世纪中,唐朝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 会风气都呈现了全面的倒退,这是历史发展中的一次逆转。有的历史学家还对武则天的政治手段加 以抨击,说她“一贯用两面派的手法搞阴谋诡计”等等。八十年代以后,历史学家开始用比较心平 气和的口吻来谈论武则天,对她基本上是加以肯定,但用词显得很有分寸,与郭沫若的一味颂扬又自有不同。武则天大概万万没有想到,她身后的是非竟会被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家们这么搬弄来搬弄去。回味这几 十年的褒贬,总觉得在武则天的身后有一个影子。夸张一点说,从对武则天的评价中,可以描摹出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历史人物无定评,是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一大特色。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说,关于岳毪镇压杨 幺起义的问题。五六十年代,农民战争是史学研究中的“五朵金花”之一,农民革命享有极高的评 价,于是乎历史学家一致认为镇压杨幺起义是岳飞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大家对此齐声谴责。孰料丈 革以后,农民战争受到冷落,对农民起义的评价降低了调子,与此同时,岳飞的声望却蒸蒸日上, 于是其间的是非就被颠倒了个儿。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人试图证明杨幺政权的性质不是农民起义 ,而是与伪齐相勾结的反动地方军阀集团,是破坏南宋抗金斗争的割据势力。自此以后,便不断有 人想要为岳飞开脱此事。而最为精彩的,大概要算是一九九一·年在杭州举行的纪念岳飞八百八十 八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上出现的某些高论。有人解释说,岳飞之所以要去镇压杨幺,是为r抗金事 业的大局,不得已执行朝廷的命令,为的是解除后顾之忧,进军中原,收复失地。更有一位学者指 出,岳飞为了抗金大局,对洞庭湖地区的起义军进行镇压.而起义军中的周伦、杨钦等人则深明民 族大义,主动请求招安,以便一致抗击外敌,这种行为显示了农民起义军领袖们远大的政治目光和 强烈的爱国精神。因此,所谓岳飞镇压杨幺起义,实质上是南宋抗金部队与民间爱国武装子手,而 是历史的功臣;周伦、杨钦等不仅不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而是真正的爱国志士;至于杨幺不愿接 受招安,固然与他个人思想的偏激和狭隘有关,但钟相的被害使他产生强烈的阶级仇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对杨幺也不要进行过多的指责。读了这些文章,不禁哑然失笑。历史学家有权力这样随意解释历史么?岳飞为什么要镇压杨幺起义? 就因为他是赵宋王朝的臣子,他是朝廷的武将,他领着国家的俸禄,镇压起义乃是他的天职,岳母 刺在他背上的“精忠报国”四个字就包含着这一层意思。至于说到镇压农民起义的是非则是另外一 个问题。再说部分起义军将领为何接受招安?毋庸解释,这显然是从他们的个人利益来考虑的,因 为这关系到他们的生死存亡。把他们受招安的动机描绘得那么崇高,那么冠冕堂皇,但凡稍有点头脑的人有谁会相信呢?历史研究一涉及到国家和民族问题,事情就变得非常的微妙和非常的棘手。自秦朝以来中国的历史是 一部大一统的王朝史,统一一_一分裂一一再统一.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要轮廓,每一次统一国家 的分裂都是下一次统一的开始,每一位分裂时期的君主都以完成统一大业为己任,“分久必合”成 了中国人的口头禅,大一统的观念深深浸润于所有中国人的头脑之中。于是历史学家就有了某些忌 讳。忌讳之一是“分裂”。相当一部分历史学家在他们的论著中尽量避免用“分裂”这个词,而改 用“分立”来替代。这里面的讲究在于。“分立”可以理解为一个统一国家内暂时存在着若干个割 据政权,而“分裂”则似乎是指各自完全独立的政权。忌讳之二是“民族”。资深的历史学家从不 滥用“民族”这个词,他们恪守这样一个原则:凡是属于今天五十六个民族之内的,如蒙古、满族 ,涉及到他们的历史时可以称之为“民族”;若是不在这五十六个民族之内.如契丹、女真这样已 经消亡了的民族,在谈到他们的历史时决不称之为“民族”,而只称为“族”。这是一条不成文的 规矩.从来没有人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私下揣摩,大概是冈为在各民族之上有一个中华民族的缘 故,——附带说一句,“中华民族”这个词,其实说到底也是大一统观念的产物。们能够想象得到 ,一旦涉及国家和民族问题,历史的价值评判大概是很难做到公允的,比如“民族英雄”。金史研 究者认为金兀术(完颜宗弼)怒女真族的民族英雄.而宋史研究者却不以为然,他们说兀术的一生 积极参予了对宋朝的侵略战争,他只能代表本民族统治集团的狭隘私利,不能代表本民族人民的根 奉利益,所以:不能称为民族英雄。显然,后者是站在汉民族的立场上洋判历史。兀术是不是女真 族的民族英雄,我ffj不妨站在女真人的立场上考虑一一下:兀术为金朝开疆拓士,使女真人得 以建立一个地域辽阔的庞大帝国.他怎么不能代表本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历史上各民族间的战争 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这难以作为评判民族英雄的标准。凡是为本民族开拓疆土的人物,对对方来说是侵略,对本民族来说则是英雄,历史的逻辑似乎就是如此。历史上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国不是一个概念,这是谁都明白的事情。如果拿今天的中国去摹刻历史,就 不免安闹出一些笑话。石敬瑭为了引契丹为援,以夺取帝位,不惜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并甘愿 认辽帝耶律德光为父皇帝,、此事的是非褒贬,历代史家早有定评。八十年生初,有人撰文为笮i 敬瑭翻案,认为契丹也是今天中国的一部分,所以燕云t六州的割“:H能说是内部的归属问题, 指责石敬瑭出卖燕云十六州是混淆了国内民族矛盾和国外民族矛蒋的界限。这位学者还报振有词地 说。正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进,才导致lr激烈的民族矛盾以及随之而来的火规模的民族融合, “试问,如果认为不能假长城以南一寸￡地于少数民族.怎么会促进民族融合,造成今天多民族的统一中圈呢?”这位学者忠了;他研究的是历史。在石敬瑭的时代,契丹和后唐还小是一个国家,割止燕云十六州只 能视为卖国竹径÷按照这位历炙学家的逻辑,倘若千年后中国和当年的侵略者变成j,一一个国家 ,是不是就-、j以把一:.t世纪。t四卜年代的那场侵略战争称之为内部归属问题睨?汪稽卫fn的汉“之名是小是就町以…笔勾销r呢?凡尊考海,劫髓者㈡,是历史学家曲解肌她的 种经常性冲动商术亍宗时由宰相韩ni胄发动的开博北伐,被《束【是》认为是小量力曲舟 .“莽之举,元人修《宋史》,甚至把韩列入《奸臣传》,认为开禧北伐是他想“立盖世功名以自固 ”。这件事牵涉到三位著名的抗战派人物:辛弃疾、叶适、陆游,因为韩的对金用兵得到了他们的 支持。于是就有人出来为他们开脱,说开禧北伐并没有得到辛弃疾、叶适的真正支持,韩发动的对 金战争是对辛弃疾原意的曲解。只是陆游比较麻烦,因为他对开禧北伐的支持证据确凿,实在无法 否认,于是这位历史学家又说,八十多岁的老诗人陆游的支持,并不足以证明开禧北伐是正确的。 ——言外之意是,陆游不过是一位诗人罢了,对政治未必有什么高见;而且还是一位八十多岁的老 诗人,也许头脑已经糊涂了,不可把他的话太当真。这位历史学家的结论是,韩惋胄不见得是一位坚定的抗战派,开禧北伐是他为了巩固其权位而发动的一场不该发动的战争。辛弃疾等人对开禧北伐究竟是什么态度呢?嘉泰四年,辛弃疾从浙东安抚使任上入见宋宁宗,言金国 必亡,建议付托元老大臣对金备战,据《庆元党禁》记载说,韩伲胄正是由于辛弃疾的建议才“决 意开边衅”的。陆游在辛弃疾此次入朝之时,曾作诗送行,诗中有“中原麟凤争自奋,残虏犬羊何 足吓。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之句,意在鼓倡北伐。在北伐失败,韩倔_胄被杀之后 ,陆游还于嘉定二年春写下一首《读史》诗:“萧相守关成汉业,穆之一死宋班师。赫连拓跋非难 取,天意从来未易知。”作者的惋惜之情是明明白白的。其实,辛弃疾等人对北伐的支持并不是什 么不光彩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他们开脱。说韩饨胄发动北伐纯粹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这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韩官至平章军国事,执掌朝政十余年,何须再冒险发动一场战争来巩固权位?一旦战争失败,倒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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