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之价值陈东辉清代著名学者桂馥因其著有《说文解字义证》（以下简称《 义证》），而与段玉裁、朱骏声、王筠并称为“说文四大家”。然而，后人对上述四位学者的研究 很不平稳，其中关于段玉裁及其所著之《说文解字注》的论文最多，数量远超桂、朱、王三氏．研 究朱骏声及其所著之《说文通训定声》者亦相对较多，而专论桂馥与《义证》之文章则鲜见问世。 有关专著、教材论及段氏的篇幅一般也大大多于桂氏，并且通常对段注评价甚高，而对《义证》之 价值未予充分肯定，甚至颇有微辞。如《汉语训诂学史》①一书在第五章“训诂学的复兴─—清代 ”中专列一节，题为“段玉载和清代《说文》学”。该书论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的篇幅多达五 千余字，而介绍与段氏同治《说文》的桂馥和所著之《义证》却一笔带过，仅有三百多字，并且作 了这样的评价：“段氏立意创新，敢于裁断，以声音贯穿义诂，惜《说文注》语其心得，可与《广 雅疏证》同为传世之作；桂氏笃守《说文》，取料丰富，而鲜下己意，不过象《经籍纂诂》那样‘ 一屋散钱’。”笔者以为，这评价与事实不符，有失公允，值得商榷。诚然，《说文段注》确实取 得了辉煌的成就，创获良多，价值极高，对此前贤时人已多有论述，段氏亦足以当之，兹不赘言。 但荟萃了桂馥四十年功力之《义证》，广采众长，博取群籍，寻根究抵，探幽入微，订讹正误，释 疑解难，体例严谨，立论审密，自有其不可淹没之特色，对《说文》研究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在中 国语言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成果同样应受到人们的重视。笔者不揣谫陋，愿就《义证》之价值 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作抛砖之试。首先，《义证》取材浩博，例证宏富。诚如王力先生所云：“ 例证是字典的血肉，没有例证的字典只是骷髅。”②桂馥无疑也有这样的认识。桂书的“义证”之 名，源于《梁书·孔子祛传》所云“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祛检阅群书，以 为义证”中的“义证”，意谓研究《说文解字》“取证于群书”③。基于上述认识，《义证》之征 引遍及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包。它对每个字所作的义证，有的多达十余义，文字则有数千。关于 这一点，绝大多数论著包括一些对《义证》评价不高的论著均予提及，但《义证》中的材料并非若 有些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是“一屋散钱”，更不是杂乱无章的随意堆积，而是作过精心筛选的有序排 列，体例统一，条理清晰。同为“说文四大家”的王筠有谓：“桂氏书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 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引，皆有次弟，取足达许说而止，故专 胪古籍，不下己意也。读者乃视为类书，不已眯乎！”④王氏之论，很有见地．点出了《义证》的 一大特色。这也是该书之成就与贡献的重要体现，应予充分肯定。“义证”一般包括两部分，前一 部分举例证明某字之本义，后一部分讨论许慎之说解。在后一部分中，或引它书的说解来证实许书 之说解，或引它书所引许书以相参证，或引它书来补充许书。倘若许氏已举《诗经》、《尚书》、 《左传》等书为例，桂馥还为之注上篇名，如有异文，则予注明。如《说文》：“捶，以杖击也。 从手，垂声。”桂氏云：“以杖击也者，李善注司马迁《报任安书》引同。《广雅》：‘捶，击也 。’赵注《孟子》：‘可使国人作杖，以捶敌国坚甲利兵。’郑注《月令》：‘掠谓捶治人。’《 荀子·正论篇》：‘捶答膑脚。’《东观汉记》：‘刘据为大司农，以职事被谴，诏诣尚书，将加 捶挞。’《后汉书·杜笃传》：‘捶驱氏、。’注云：‘捶，击也。’《魏志·何夔传》：‘加其 捶扑之罚。’《晋书·庚冰传》：‘子袭尝贷官绢十匹，冰恕，捶之。’《梁书·沈传》：‘富吏 皆鲜衣美服，怒，使著芒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捶。’《周书·王罴传》：‘多被捶 。’《高士传》：‘可食以酒肉者，可随而鞭捶。’”从上述具体例子可以看出，桂馥的旁征博引 ，为《说文解字》所作的本训提供了充足的依据，对于阐明字义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后 世辞书列举实例作出了堪资仿效的范本，功不可没。笔者认为，桂氏之目的，不仅仅在于提供例证 本身，更重要的是在于通过字经互证，来找出《说文解字》中许慎的文字说解与先秦经籍用字的使 用义二者在词义方面的同与异，并且通过按照一定的顺序排比字义训释的方式，来找出它们之间在 共时和历时上的联系，以此来证明《说文解字》中许慎的文字说解是有客观依据的，而不是许慎凭 主观想象编造出来的。有些学者认为《义证》过于繁杂，似乎成了该书的不足之处。而清人许瀚在 校订《义证》的过程中，则深深地体会到了《义证》不得不繁芜之原因，笔者认为甚有道理，故将 许氏之言引录如下：“丙戌、丁亥之间，瀚在京师为李方赤观察分校此书。同人厌其芜杂，欲从事 删汰者甚众，鄙意亦云然。独安邱王友筠孝廉以为未可轻议，当时不甚解其意，展转十余年后，初 见顿易。窃谓《说文解字》，字书也，凡有字《说文》无不取资，亦凡有字无不取资于《说文》。 许冲《表》云：‘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虫、杂物奇怪、王制礼 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然则其书包孕甚广，后人为之疏证，征采不能不博，太博则近杂，理 势然也。乾嘉以来，学者崇《说文》如经，凡欲援郑君注《礼》不采《尸子》之例，精严极矣，其 实非许君本意。至于《古文尚书》、《家语》、《孔丛》之属，桂君讵不知其伪。惟《说文》以前 之书，《说文》所本，《说文》以后之书，本诸《说文》，近人之说，犹尚取之，诸书即伪，固魏 晋间作者，古言古训，触目皆是，义有相需，何嫌取证乎！”⑤许瀚由最初亦厌其芜杂而欲删汰， 经过十多年的钻研思考，才说出上面的这段话，是很慎重、负责的，不可轻觑。其次，《说文解字 》经过辗转传习，屡有窜改，讹舛颇多。正如徐铉在《进说文表》中所云：“盖篆书堙替，为日已 久，凡传写《说文》者，皆非其人，故错乱遗脱，不可尽究。”《义证》对于《说文》传本中的错 讹之处，多所厘订。桂馥在吸收前人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参酌《五篇》、《广韵》、《集韵》、《 增韵》、《太平御览》等书所引《说文》加以订正，并采撷诸如商周金石铭刻之类的一些文献加以 补充。以《义证》据《广韵》所引《说文》订讹为例，如《广韵》中“蒸”引《说文》：“蒸，析 麻中干也”，桂氏据此订传本“折”为“析”；“”引《说文》：“，视而不止”，桂氏从而得知 传本脱一“不”字。由于《义证》的校订，使《说文》传本更接近原貌，其贡献自应为我辈后学颔 首。在订讹正谬的同时，《义证》还在大徐本《说文解字》每篇之末尾，搜补正篆遗文一百十九字 （含重字四字）⑥。其中有据本书篆文所从而补者；有据本书解说所有而补者；有据本书解说推测 为应有而补者；有据本书读若而补者，有据本书解说所有而误，更据它书所引而补者；有据本书解 说所有而误，更以它书证之而补者；有据本书当有此篆而亡，证以它书而补者。如据“”读若“跬 步”，于足部补“跬’字；据《经典释文》引《说文》“，疼痛也”，于部补“”字。虽然《义证 》所补之正篆未为尽当，后世学者对此亦颇持异议，但笔者以为桂馥的这种探索精神还是十分难能 可贵的，并且毕竟为后人研究《说文》留下了许多足资参考的意见，同样值得我们珍视。从这里我 们也可看出《义证》并非如有人所说的那样完全“述而不作”，而是“述中有作”。再则，《义证 》全书体例严谨，条理分明。《义证》的主体部分是对《说文》正文部分的疏证，即卷一至卷四十 八。其体例是先以大字抄录《说文》原文，字头用篆体；然后参照古人疏解经传旧式，低一格用双 行小字疏解。如果所引古籍说法与《说文》不合，则在疏解前用顶格双行小字列出。同时将徐铉新 附字全部删去，而搜寻古书中引用《说文》但传本业已脱漏之文字及说解，附在各部首之后，并将 第一字用楷体书写，以与《说文》原文的篆体字头相区别。卷四十九则是对许慎《说文叙》、许《 进书表》的疏证，均用双行小字随文作注解，以阐明许慎之意。严谨之体例，乃《义证》取得成功 的重要原因之一，并为后学树立了楷模，同时也充分反映了桂馥踏实、认真的治学态度。此外，《 义证》之卷五十亦值得一提。卷上为《说文解字附录》，桂馥以语录的形式汇集了他所搜集到的前 人介绍许慎之情况，前人研究《说文》之有关论述，前人关于汉字的发生史和发展史之有关论述， 前人研究文字、训诂学之有关论述，以此说明《说文》对后世字书编纂及小学研究的重要影响。卷 下系《说文解字附说》，主要辑录了有关《说文》的版本、校勘资料，使读者了解《说文》研究中 已取得之成果及尚存在之问题。同时，《附说》还阐述了桂氏对许书的一些颇为精到之见解，如认 为《说文》所收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及说解并非许慎首创，而是总集《仓颌》、《训纂》、班氏十三 章三书而成。又如指出《说文》中“亦声”之例有二，一为“从部首得声曰亦声”，二为“或解说 所从偏旁之义曰亦声”。另如辨别古文、籀文、篆文之论断，亦颇有见地。《附录》和《附说》， 酷似“说文研究概论”之作，既表明了桂馥对《说文》及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有关见解，又为 初涉《说文》者指点了读书、治学的门径。当然，《义证》也有其不足之处。最突出的一点，是桂 馥对《说文》笃信过甚，认为许慎所云句句正确，以致对于许氏的有些错误说法，也要勉强搜寻出 一些所谓例证，以证明许说不误。如《说文》：“元，始也，从一从兀。”桂氏广征博引，证明“ 元”有“始”义，并说：“《僖三十三年左传》：‘狄人归其元。’《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 。’皆谓‘元’为‘首’，亦‘始也’。”其实“元”字的甲骨文字形本像人首之形，其本义应为 “人首”，“始也”乃其引申义。许氏误以引申义为本义，导致错误地分析形体，而桂氏则沿袭其误而曲为之说。其次，《义证》取材浩博，例证宏富，已如上文所言，但有时也失之过滥而徒增篇幅，所谓“过犹不及”，不必为其讳饰。再则，《义证》所引之典籍，有些时代断限失考。此外，桂馥引书多未核对，讹谬不少。关于这一缺陷，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即嘉庆元年（１７９６）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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