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民族文化精神林焱１当二十世纪到临之际，在中国，谁最早听见从天边传来隆隆 的世纪的脚步声，发现到自己脚下的古老土地发出的一阵阵震颤？中国的文学界似乎已经对世界通 行的纪年──“世纪”有了敏锐的感应。在新世纪到来的前五天，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文 界革命”的口号。在新世纪到来的前两天，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已经预感到即将 降临的世纪，文学注定要在中国社会的大舞台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李伯元、吴趼人、刘鹗、曾 朴，这些文人不约而同地在新世纪到来的最初一两年内开始投入小说创作。倾心于文学的文人们纷 纷吐露对这个世纪文学的充分热情的预言：“二十世纪开幕，为吾国小说界腾达之烧点”。“二十 世纪系小说发达的时代”。新世纪的观念在文学的领域里产生了敏惑的反应；文学自信地为自己将 要扮演的角色产生兴奋和激动。文学界对二十世纪的到来所表达的热情和希望，后来都得到了应验 ；而且，文学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所引起的反响和轰动，远非世纪之初小说的倡 导者们所能逆料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带着很强烈的批判的力度。“四大谴责小说”即 是代表之作，明显地表现出对于社会现实生活的关注。“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 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这几句简洁的评语。比较准确地指出谴责 小说的意义。这些小说不仅把批判目标指向“官场”──腐朽的封建政治权力代表，还把批判的锋 芒指向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批判已经弥散到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封建主义的意识、观念、风俗和 所有生活习惯。在这里，已经开始展露出文学的一种新指向：对中国人的文比精神状态进行解剖。 这就导出后一个时期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关注的中心议题：关于中国的民族的劣根性，关于“国民 性”。梁启超在分析中国的民族性格时愤恨他说：“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及于今日，推其大原 ，皆必自奴隶性来。”邹容说：“中国之所谓二十四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感三千年奴隶之 历史、熏染数千载奴隶之风俗。”“我中国人固擅奴隶之所长，父以教子、兄以勉弟，妻以谏夫、 日日演其惯为奴隶之手段。”“奴隶性”是当时许多激进之士、包括从事文学创作者对于民族精神 的总体特点的把握。只是，那时的思想者和文化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民族性、自己国家的国民性的把 握。只能是印象式的、形象式的、笼统的、还没有更锋利的思想、更缜密的更逻辑的思想。“五四 ”以后，革命的思想家们试图更全面地揭示国民性特点，陈独秀连标点符号也不带地一气说出一串 词：“卑劣无耻退葸苟安诡易圆滑之国民性”。同样未得要领。远在“东洋”大日本帝国留学的周 树人君与他的同行者们也开始深刻地思考国民性这个问题。后来成为新文化、新文学“主将”的鲁 迅，切入文学的第一刀、也就是对国民性的剖析。《阿Ｑ正传》表现了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和 批判的浓度。鲁迅用文学作品深刻地描绘和揭示中国的国民性的弱点──“精神胜利法”。这是鲁 迅对中国的独特的发现、阿Ｑ形象折射出中国人精神的共同特点，也可以说是这个世纪里对中国“ 国民性”、“民族性”的最尖刻的揭露。从这一点上、我们体会到，当我国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 以及新闻传播等还很不发达时。文学不仅起了艺术意义上的作用，也就说明梁启超、胡适、陈独秀 等“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对文学的（排它性的、“独尊”式的）重视，在当时来说、是非常必要 、非常有道理的。文学创作和作为文学研究的对象，关于“国民性”、“民族性”问题的探讨、似 乎自鲁迅始、也至鲁迅终。后来的创作中，偶有“国民性”或“民族性”的提法，仿佛是“露重飞 难进，风多响易沉”，几乎不被人所知闻了。什么叫“国民性”、“民族性”？我们所有的理解， 差不多就是从字面上直接获得的。我们所有关于“国民性”问题的讨论。也都仅仅围绕着鲁迅的作 品进行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国民性”、“民族性”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内容，甚至我们连“国民性 ”、“民族性”是属于哪一门学科也不甚了了。要进一步探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的创作是怎样表 现这个世纪中国人的“国民性”的“民族性”，还得从明确这两个概念的准确定义开始。２“国民 性”、“民族性”是文化学经常使用的基本术语，即“文化精神”、也称为“民族精神”或“国魂 ”。“文化精神”是指一种文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价值系统，以及由这个价值系统所构成的文化模 式；文化精神的内容还包括在特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模式的笼罩之下，人们在态度评价及情绪倾向 等方面表现出的精神品质。“文化精神，也就是一种文化在精神现象方面独具一格的特色。美国文 化学学者萨姆认为：“使一个群体不同于其他群体的特质的总和即为文化精神。”如果这里的‘群 体”是指一个国家、也就是说，把一个国家作为文化学研究对象，那么，所归纳出的这个国家的由 长期历史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价值系统和文化模式以及人们在态度评价、情绪倾向等方面表现出的 共同特点，即可称为“国民性”；换言之。如果观察、研究的对象是一个民族──就可以称为“民 族性”。文化精神──“国民性”、“民族性，的概念，与其他许多学科一样，也有各种不完全一 致的定义。文化学学者Ｋ·扬认为、国民性就是每一个社会都有建筑在那些使他们最不同于其他社 会的文化模式上的一种文化精神或“社会特征”。另一位著名文化学者戈尔瑞把此术语定义为：“ 一个社会群体的各种行为观念和目的的总和。”这些定义的表述虽有所不同。但其要表达的意思是 大体一样的。这个定义所要界走的、描述的对象也是基本一致的。而且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五四”时期我国一些学者、作家所在探讨的“国民性”、“民族性”也就是文化学中所研究的“文 化精神”。有趣的是，著名的美国文化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研究过的一些民族对待失败和挫折的态 度和方式，与鲁迅描绘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可以说是一个命题的两种形式探讨。在《文化模式》一书 中，本尼迪克介绍过，新墨西哥普韦布洛文化范围里的风俗习惯于对严重挫折处以轻松的态度，在 那个文化风俗的社会中，这样的人能受到很好的待遇。美洲西北海岸一带的印第安人受到挫折、要 无忌地造成别人的羞辱而缓解自己的绝望、找到均等的报复代价的人，在那里才能站得住脚。美洲 西北登特勒长斯塔岛上的多布人的民族性、本尼迪克说，有些“异想天开”。他们的补偿方式确有 点匪夷所思：如果一个人被杀，被杀者家庭就会要求杀人者来自己家中、代替那位死者的位置而生 活，经常是杀人者当了死者遗孀的丈夫，这一来，大家就相安无事了。对比本尼迪克所描述的三种 类型，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完全可以成为文化学研究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个 案。当然，鲁迅是带着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以文学的形式去表现关于民族性、国民性的题材，这 与文化学的研究态度与研究目的都有较大的区别。我们很明白，从文化学的角度对国民的灵魂进行 剖析，探讨国民精神的共同特点、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阶级斗争以武器或非武器的方式激烈地进 行时，则成为不适宜的。这不是文学观念的偏狭，而是与社会现实的相适应。在一些作家的作品里 ，我们当然还能找到有关国民性的内容表现，比如老舍先生的小说；但创作者的文学研究者都不愿 意揭明。除非把它放在被批判的位置上，如《猫城记》所遭遇过的那样。３实际上，国民性、民族 性──文化精神，总是时时刻刻表现有社会生活中的，关于共性和个性的基本道理已经告诉我们， 即使在阶级的个性表现得非常尖锐时，民族的共性也不会不存在，一个国家的文化精神也不会被消 解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经历，已经注定了它在记录社会生活方面的资料性的特殊价值。后 人阅读那些“合为时而作”的文学作品，一定会对其中包含的这个时期的民族文化精神特点感到极 大的兴趣。那些文化精神表现得特别充分的作品，很可能是我们“羞于少作”似地尽量想忘记的那 些作品，也就是当初曾经动不动就称为“划时代”，“里程碑”而使人们兴奋无比、自豪无比的文 学作品，那些相当粗糙的、相当粗浅的、相当不正常的、相当不文学的文学作品。从更广泛的意义 上说，作家们总是以自己的生命过程作为“语言，，来书写民族的精神历史──无论你从什么动机 出发，以什么样的人格精神来进行写作，只要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你就已经主动地把自己作为文化 精神的标本展示在人们面前，而且是展示一种无法掩饰的、甚至你自己尚未意识到的真实。我们只 要想起那些曾经辉煌或正在辉煌的作家的名字、想起他们的创作和人格发展过程，把他们作为一个 个“个案”来读，难道不就能发现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的特殊表现吗？二十世纪中期的很长一段时 间里、中国的文学作品必须与作者自身行为结合在一起读。如果我们不读作者在文学外的生命的经 历，而仅仅读他的文字，那就无法将那个时期的文学读懂、读通。特别当我们试图从文化精神的角 度去研究这个世纪的文学、那些从文学意义上看起来非常浅陋的作品，与作者的社会行为结合在一 起。就可能有很深刻的内涵。赵树理以农民式的朴实和宽厚，也带着农民的小小的狡猾，叙述着关 于农民的简单的希望和“简易”的苦乐。赵树理还不断地想跟上时代的步伐、但渐渐距离得很远。 他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写下那个时代农民式的希望的破灭。他和他的作品是一种中国文化精神的表现 。郭小川以无比旺盛的侍人的情怀抒写着对生活的热爱，每一次心里的热焰被浇灭后，余烬又很快 复燃而且总想燃得更旺。背着重重的耻辱在苦难的泥淖中挣扎时，还为泥淖写出绚丽而斑斓的赞歌 ；而这赞歌给他带来的是更重的屈辱，但他不放过生命的最后的机会，给人们留下一支支斑斓的、 充满希望的歌。当然也就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种表现。郭沫若写歌颂大跃进的《百花齐放》、写为曹操“翻案，的《蔡文姬》、写批儒评法的《李白与杜甫》、写《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更是一种十分典型的文化精神的体现。巴金在特定的社会背景和个人处境的条件下写《大寨行》、写《贤良桥畔》，写代表全民族进行一种心灵忏悔的《随感录》、这毫无疑问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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