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标高格的创造与背反的律动──重评贾平凹的创作张景超由《废都》说起一部《废都》几乎要把贾 平凹从天上推到地下。这个往日里被热称为“大师”、“怪杰”、“奇才”的人物先是遭到各路诸 侯的严厉谴责，随后又迅速被学界冷冻起来、尘封起来。面对智者们的沉默，不但贾平凹的追星族 们感到困惑，就连局外人也不免感到诧异：“文坛怎么了？”①《废都》的某些失误不证自明，人 们对贾平凹的批评也完全可以理解。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可敬，他们对崇高的人生 价值、文化价值还保留着一份可贵的追求。假若听不到他们的异议，我们反倒会为民族精神的泯灭 而悲哀。可是一个疑问也提交给了我们批评界：一部作品就能论定一个作家的全部创作吗？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的现象难道正常吗？失误在一个作家的漫长的创作历程中是极为自然的事情，当此之 际他最需要的是批评的帮助和点拨，以便从遮蔽才能的迷途中敞亮地走出来。任何其他办法，无论 冷淡或封闭都非高明的文化策略，审慎的沉默还容易给批评玷污上庸人气。何况贾平凹是个有大成 就的作家。仅凭他走出国界、多次获奖的事实，我们对他的创作就不可等闲视之。可以说，贾平凹 的成功之路对于我们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中如何学习别人又保住自己，以本民族的特色征服世界，有 着巨大的启示意义；而他的失误同样能为我们共有的创作倾向提供一种前车之鉴。因此将《废都》 作为契机，全面归拢贾平凹创作的得失，就成为十分必要的举措。超越世俗与入俗“山中方一日， 世上已千年”，这个在过去只是属于仙历者的感觉，现在经常出现在我们普通人身上。每当闲暇之 时，我们置身于现代化生活的潮头，再回味往日的历程，我们总要自觉不自觉地发出如此的浩叹。 时代的飞速变化把过去的每一个脚印都覆盖上了蛛网和灰尘，以至我们心中不免升起一种迷惘和失 落。文学和生活经历了同样的命运。每每当我们重新咀嚼那些辉耀过往日文坛的作品，都不由得惊 讶于它们与我们今天的距离之遥，虽然它们只不过是发生在十几年前或几年前的事情。无怪有人倡 言同过去告别，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后新时期”。但重新阅读贾平凹的旧作，感觉和经验却在提 醒我们：他属于少有的例外。时间之流非但没有冲淡他往日的光泽，反而使之异常鲜亮，尤其是他 那些并没引起注意、还可能遭到过非议的作品，更像冰山浮出海面那样令人眩目和惊奇。这些作品 不但飞动着一股灵气，聚集着一种纯真，而呈示着一份独有的艺术旨趣及美学追求。人言，贾平凹 的作品透露出一种仙风道骨。笔者不知指的是什么。贾平凹作品的人间性、现实感很强，他的精神 向度，即对善恶的关注也极为热烈，其间还不时地涌动着凡人的焦虑和躁动。它们的沉重性与潇洒 飘逸、与生命之轻是绝然不同的两种气韵、两种血脉。因此用仙风道骨来指认他创作的风貌，我们 不敢苟同。不过，如果换一个词汇，说他的作品具有对时代的超越性，我们则表示完全的认可。贾 平凹的过去之所以还能活在读者的今天，其主要原因恐怕就是来自于他的超越性。贾平凹超越了什 么？纵观新时期的文学潮流，他至少实现了两重超越，一是对观念派的写作，一是对先锋派的写作 。观念派的写作是笔者对一种旧有的写作方式的重新命名，这种写作方式也被人称为意识形态的写 作，它一直占据着当代文学创作的主导地位。观念派的写作像哲学史上的唯理论一样把观念、理式 当作世界的本源、本体，把状绘出一定的理念、理式当作文学创作的最高目标。新时期的观念派写 作虽然由淡到浓地强化了个体性的感觉和体验，但他们又总是用意识形态观念来规范它、校正它、 扭曲它。统观他们的创作，我们能抽释一个共有的审美文化模式，这就是用理想主义话语来为现实 的运演勾画着乌托邦远景。因而当生活将以往的价值观念和价值体系一一粉碎的时候，他们的许诺 就变成了谎言，其许多作品像伪金市的制造者一样被弃置一旁。我们不能夸大其词地抬举贾平凹的 创作是“世人皆醉我独醒”，但统观他１９８５年前的创作，你确实产生“卓然不群”的感觉。当 人们受着“舆论”的影响，习惯性地追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文学风潮时，他坚守自己的信条： “不先人为主，不赶风头，不让一时的利弊情感冲乱艺术步伐。”贾平凹珍视文学的使命意识，但 同时也尊重它的天然本性。这种天然本性被他当作神圣的品格加以追求：宁可获罪于功利主义文学 观也不放弃文学的自由成长。他把文学比作兰草，相信它“得的是天地自然的元气，长的是山野水 畔的趣姿，一栽培了，便成了玩赏的盆景”。为了免做“甜而无力，媚而无骨”的“宫中妇人，室 内柔花”③保住山野水畔的姿容，他毛手毛脚地去捕捉天女散花般涌来的“感觉意象”。这里有童 稚的纯真，有物换星移、人去楼空的感叹，有对神秘的生命现象的感应，还有对貌似丑陋之事物的 崇高、永恒一面的深刻体验，却很少有抚摸伤痕的呼号、庄周梦蝶式的反思历史的天问，尽管它们 对于催发民族精神的醒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最为可贵的是在观念上他的作品清清亮亮、出落得 非常自然，它们绝无权力话语的痕迹，要无意识形态的承诺，作家把人本主义的关怀注入到他的艺 术世界，弹奏看维系人类生存的永恒的道德之歌。即使涉及到时代改革的话题，他也是从文化、伦 理的角度写出人性的潮涨潮落，而绝不附和乌托邦的假说，去编造乔光朴、刘刽那种英雄补天的新 神话。小月在新旧价值观念中的挣扎，韩玄于在文化优势受到威胁时对旧秩序破坏者的忌恨，金狗 、雷大空在机会不均等的变革中的浮躁、偏激，相当真切地传达了我们民族共有的社会心理。今天 ，当生活粉碎了对乔光朴、刘钊式的英雄的期待后，人们更会感到贾平凹的高明：对世俗政治的超 越使他的艺术永恒。超越是个不断生成的过程，它没有终点。但是要在新时期实现不断的超越又谈 何容易。障碍不仅仅来自被超越的对象──文学思潮迭起，而且在于每一次后来的超越都要求超越 者具有较高的文化势能，即以“先锋派”的写作来说，就矗立了一座高峰。年轻人的文化意识先进 ，感受能力和才情都处在最佳时期，他们对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技巧操作自如。加上评论家们 的狂热捧场，以往的创作几乎都成了明日黄花。在这排山倒海的浪潮的冲击下，一些作家惊呼六神 无主，一些文坛的骄子裹挟进去丧失了自我，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所作为，甘愿给自己的创作划上 句号。贾平凹却不想俯首称臣，他像“卧虎”蓄积着内力，像“独行侠”沉稳地送着孤寂的步履， 像个老农默默地垦植着完全属于自己的那一片绿地。扫视“先锋派”的写作，他很快便发现了他们 的弊害。他认为西方大师最值得我们借鉴的是他们的“大气象”，从整体上透视人生的能力，我们 没有必要简单地复制他们的艺术技巧。④他说：“穿透云层都是阳光”，至于采用什么形式，各个 民族有各个民族的特点，一哄而起或追赶时髦都不免落俗。⑤此间他推出了《美好的侏人》、《玉 满堂》、《五魁》等中短篇小说。那里我们虽然找不到“多少年之后……”的叙述方式，“他妈的 ”一类消解崇高的语句，《交叉花园小径》式的迷宫艺术，看到的多是清晰完整的故事，简单朴素 的白描，可是由于他把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化手法移入到小说创作，又将哲理性思考融入到故事中 间，因而造成了较大的艺术空白，令读者的思索钻探不已。我们有把握他说，将来的文学史家研究 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中国文学，可能不提及先锋派对西方后现代派的大量复制品，但不会不高度评 价贾平凹上述浑圆完整的艺术创作。令人惊异的是，新时期的文坛宿将和新星多如过江之鲫，为什 么贾平凹能够做出两度超越性的选择。这涉及到一个作家的文化结构和人格结构问题。要破译贾平 凹的超越之谜，起码得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他深受作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变种──农民亚文 化的影响。这种文化精神的重要特质就是务实。他们重感觉、重经验，对自己所见所闻的信任超过 任何谈玄说理。几十年来生活的切肤之痛使他们拒绝乌托邦理想主义的谋划。耳儒目染这种“务实 ”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作为农民一员的贾平凹摒弃意识形态的写作而直逼直观感觉，就带有天 作之合的必然性。同理，对本土文化的依恋以及它可能沟通本族读者的经验也使他拒绝疏高国人的 西方包装。从他个人的因素讲，贾平凹倔强地追求自己的活法即个性化的存在方式。从童年到青年 ，矮小与丑陋让他受尽了冷淡、歧视和侮辱。卑贱的心理潜影反过来造成了他极度的自尊及对自我 的维护。这自尊及自我回护的圆心内容就是以独标高格的举止来增高自己的价值，以精神上的“永 恒”来抹平他人在生理上的短暂优越感。丑小鸭要变成举世瞩目的美丽的天鹅。这种情结使他在八 十年代初期以“十八碌碡”和“丑石”自居，并以从那里获得的精神为支柱，顽强地抵御住了意识 形态的批评。他感到这是对一个农民作家的羞辱性批评，他非要争口气，以别一样的写作“终成正 果”不可。后来又是这种情结使他拒斥传统文化“简陋粗糙”的舆论，并以它的继承者身份出现， 同先锋派的写作进行抗衡。贾平凹惯于“以自己的成功让对手惭愧”，⑥他两度超越的实绩，显然 圆上了丑小鸭的梦想。行文到此，我们没法回避贾平凹艺术追求中“俗”的一面，这是他创作心理 和人格结构的矛盾性造成的二律背反现象。由自卑到自尊，贾平凹走的是极端化的道路。所谓极端 化，系指他过分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过分看重人们对他不平凡的承认，他的心里藏着浓厚的“名 人”情结。换句话说，贾平凹对世俗的功名观念。尚不能做出适当的超脱。他的写作有时不是出于 一种自然的艺术感觉，而是追逐虚浮的名声。成名后他不能控制自己的表现欲，总想频繁地在读者 中间亮相，以显示自己的存在。一个人，包括艺术天才在内，其创作能量毕竟是有限的。马不停蹄 地写作必然会淘空他的积蓄，使之出现苍白和粗制滥造的现象。人们称赞贾平凹的高产，其实他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属于拼凑而成。贾平凹游走于民间，他的民本意识，决定他能摆脱官场的俗、以文媚政的俗，可是这并不能保证他在一切方面都高洁。一种追求一旦染上强烈的人为性色彩，它就难免招上媚俗的嫌疑。而且在底层人中间照样有恶俗不堪的东西。贾平凹对农民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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