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当前文学转型

论中国当前文学转型代迅今天，中国当前文学转型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转型已经和正在深刻地影响 着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一种适应市场经济时代的、多元关存的新的文学格局正在构建过程中 。尽管它现在仍以不确定的动态面目呈现着，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对这转型期文学的总体特征及其 成因加以梳理和探究，这将具有重大意义。时值今日，我们已经从绝大多数文化产品、文学作品以 不同于往昔的姿态进入市场，其商品属性日趋明显，而日渐深入地感受到，市场经济和它带给当代 生活的深刻变化，怎样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命运和前景。同样，在过去漫长的 岁月里，计划经济也给予了当代文学深刻的影响和制约。文学形成了与计划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独特 景观，简言之，即以排除了取消文学市场为前提，用行政手段加以领导和控制，造成高度集中统一 的文学样态为其基本特征。这种文学生产模式在一定历史阶段上得以形成并高度发达，确有其现实 合理性与历史功绩。但是随着社会生活和文学自身的发展，其合理性已经逐步丧失，越来越与我国 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公众的文学需求不相适应。这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学作为一 种生产，是社会性的，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自发性行为，而总是要受 到某种东西的支配和调节。在排除文学市场的情况下，价值规律不起任何作用，那未支配和调节文 学生产的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什么？只能是行政，用行政力量和行政手段来加以干预和控制。因此， 国家建立了单一渠道的、从上到下层层管理的文学体制。形成了使文学机构如作协、文联成为国家 行政机关的组成部分这种行政领导网络，作家及文学机构工作人员全部都是国家干部。这本质上是 一种官办文学。文学生产按照行政领导部门的指令性或是指导性计划进行，下达这些计划的职能部 门主要是各级党委宣传部、文联和作协。在文学的思想政治倾向、创作方法、文学题材、美学趣味 与艺术风格等方面，都由文学主管部门作了许多具体规定。而对于在各个历史时期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也要求文学可以主动积极的配合和宣传。这种文学生产模式具有强烈的计划经济特征，甚 至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模式在文学上的投射和反映。同时，它又和我国古典文学中历来倡导和实行的 “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传统相吻合，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历史继承性、衔接性和渗透性的特 点，因而易于为我们所接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这种文学生产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文学可以 借此摆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难以克服的商业性元素，祛除文学中的拜金主义的铜臭味。作家也不必 为生计发愁和奔波，这可以保证他们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创作。这还有利于增强和保持文学的 宣传鼓动性，事实上，这一以紧贴现实政治功利原则为核心的宣传鼓动性的确曾经使文学发挥了极 大作用，调动了人们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巨大能量。从文学创作自身可取得的实绩来看，无 论是我国还是前苏联，在这种文学体制下都曾产生过不少优秀之作，这一点尤以前苏联为甚，其中 一些优秀之作穿越东西文化差异的厚厚帷慢和意识形态的森严藩篱，成为全世界共同接受与欣赏而 永垂青史的不朽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讲，长处同时也就意味着局限。这种文学体制在展示其优越性 的同时，其弊端也日渐呈现出来。它缺乏一种对作家应有的和行之有效的鞭策、激励和竞争机制， 不利于优秀的和卓有才华的作家脱颖而出。同时，这种由主管机关下达指令性或指导性计划的写作 方式与文学创作的个性特征相冲突，不利于作家个人独创性风格的发挥，压抑了作家的个性和创造 性。用行政手段“培养工农作家”等做法违背艺术自身规律，也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消极影响。多年 来我们养了一些懒汉作家和平庸作家。这种体制还容易滋生官本位意识，行政命令的粗暴干预屡屡 受到批评与抨击，却又总是屡禁不止，个中原因很多，但就其根本原因而言，恐怕还是在于这种文 学体制本身，换言之，即这种文学体制使它难以从根本上避免这类现象的产生。第二、在当时“政 治至上论”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生活弥漫在一种泛政治化的文化氛围之中，政治性被确定为文艺的 本质，为政治服务是文艺的天职，政治观念成为文艺的最高指导思想，文艺成为政策的注解、政治 观念的传声筒。这样，整个文学生产从某种既定的政治原则出发加以统一规划部署，使整个文学领 域呈现出一种单一的、甚至可以说是单调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一元化特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视为 一种最好的创作方法与原则，由文学主管部门即官方加以大力阐释、倡导和推行，一些题材被认为 富有教育意义而获得了不尽适当的政治褒扬与表彰，沿着这一方向进行写作的作品大多具有强烈的 纪实型风格，带有浓重的英雄主义色彩，道德化倾向和政治意味显著，富于以现实政治功利性为核 心的宣传鼓动性和教育意义。应当承认，其中也产生过一些优秀之作。在当时文化娱乐生活相对贫 乏的特定背景下，这些作品可产生的轰动效应与迷人魅力，是我们当今多元化文学生活中的作品所 难以望其项背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回顾这段文学史实的时候，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事情 的另一面。这种文学景观的色调也确乎太单一了，文学在走向高度集中统一的同时，也丧失了其丰 富性、多样性与多元性。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视为最先进的创作方法、帮助人民群众认识现实的 最好形式而受到大力倡导和推行，凸现文学在写实方向上的纪实型风格的同时，非写实方向上的、 具有强烈假定性风格的文学则受到压抑和排斥而处于明显的不发达状态。在强调和突出以政治伦理 为内核的认识教育功能的同时，文学的文化创造与传播、情感本能的释放与宣泄等方面的功能，则 被忽视、否定和排除了，使文学长期趋于单一滞重的纪实型风格，而那些轻快的娱乐、消遣性文学 还有一些被认为是“不重要”、“缺乏教育意义”的题材则受到粗暴的排斥和否定。这种高度集中 统一的文学模式也阻碍和束缚了作家们精神个体性的创造性发挥，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作为一个时 代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谨慎拘束有余，大胆的想象、充分的假定与虚构不足，文学的风格类型单 一，作家们主体意识薄弱，艺术个性不发达，矫饰现实的虚假倾向严重，文学的自由精神、个性品 格、审美意蕴、艺术形式受到损害，尽管其中也产生过一些优秀之作，但是从总体上说，那个时代 的文学创作水准并不高，甚至可以认为，这是一个相对贫困的文学时代。正如在经济领域一样，这 种高度集中统一而造成的单一文学态势，如果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战争时期尚可，那未在以后和 平建设的年代里，它已经无法满足公众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文学需要，它和公众日渐增长的文学需 要的矛盾日趋突出。第三，在这种文学生产模式下，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特殊的、不尽正常的文学心 态之中。整个社会的文学生活包括从批评家到作家、作家到读者之间的文学运动，处于一种非民主 化的状态之中。因为即使是高度统一集中的文学生产模式，也不可能事无巨细均由行政主管部门来 加以决定。而我国文学与前苏联文学的一个不同之处就在于，文学生产的统一规划与部署并不总是 以行政决议的方式来下达，而往往是由领导人的讲话及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阐释与弘扬。在这种情况 下，文学理论与批评特别是文学批评，更多地带有非个人化和非纯文学的色彩，而是往往在某种程 度上代表、象征和传达了某种行政力量，带有某种官方和半官方意味，成为王蒙所称的“领导型的 文学评论”。这就是为什么在那个历史年代里，文学批评的声音通常是勿庸置疑、无可辩驳的，甚 至带有某种严厉的判官意味。作家一般对此只能听命，而很难或不能申辩与反驳。文学批评掺杂了 更多的非文学色彩，实际上往往成了文学生产的指示器和红绿灯。同时，由于缺乏文学市场和行之 有效的反馈途径与手段，读者对文学作品的反应与评价，读者真正的文学趣味、爱好与需求，对作 家可起的作用甚微，作家在从事写作时考虑和顾及的主要还不是这些，更多的还是政治上的调子与 方向。读者对作家、或者说文学消费对文学生产几乎起不到任何真正实质性的调节与支配作用。这 和马克思所设想的文学生产、自由的精神生产相去甚远。由于凸现文学以现实政治功利性为核心的 教化功能，文学的社会作用往往得到不尽适当的夸大乃至于虚构。文学成为公众的导师，被要求提 供一系列英雄模范人物，让公众仿效和得到鼓舞，并和培养革命“新人”的远大目标联系起来，处 于某种虚幻的圣殿和社会中心地位。认为一两本好书足以“哺育一代人”、一本坏书足以“打倒一 批人”（同时强调“一颗子弹只能打倒一个人”以增强此论的说服力）的唯意志论盛行一时，文学 一度被视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激烈争夺与斗争的“阵地”、“前哨”或“堡 垒”。而一些人也以“在文艺阵地上冲锋陷阵的战士”为荣。在这种时代氛围之中，社会文学心态 逐渐被扭曲。读小说、看电影有时也成为用行政手段加以倡导和组织的政治行为。一本好书、一台 好戏、一部好电影的出版或上演，人们奔走相告、街谈巷议乃至万人空巷，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中 心和焦点。而一本书、一出戏、一部电影出了问题，其引起社会高度警觉与重视的程度同样令人为 之咋舌，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童稚能道，甚至可以达到“全民共讨之”、“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 海”。这里我们不难感受到，我国古典文论中从曹丕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到梁启超“小说万能 论”这种夸大文学社会功能的传统，在我国当代这种特定文学生产模式中的延续和极端的强化和扭 曲。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看似繁荣，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繁荣。文学的地位看似极高，其实这种文 学心态并不正常。而毋宁说更多的是一种非文学心态，它其实并不利于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二近十 多年来，随着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变和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文学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这是中国当代文学自身内在的矛盾运动在当前条件下的延续、转换和进一步的逻辑发展，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预示着文学未来的选择和走向，因而值得引起特别的注意。它们主要表现在：第一，行政手段仍然不时地介入文学生产过程中，在一定范围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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