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五四情结”吴秀明内容提要：在中国当代文学思潮流变中，对于“五四文学”反 帝反封建的评定，往往不是由事实的判断上升为价值的判断，而是由价值的判断向事实的判断逆推 。具体的批评，则更多看到了“五四”的历史局限，“批资”的兴趣，往往高于“反封建”的兴趣 ，致使“五四”精神在当代文坛严重受挫。从历史的观点看，“五四”无论作为一种价值指向还是 作为一种艺术传统，它并没因此而中断。一五四文学革命，作为一场运动已经过去了７０多年，但 它对中国文坛来说，始终是一个说不尽、道不完的永恒话题。这倒不仅是每年的五月四日，尤其是 逢五逢十那年的五月四日，我们都要召开相应的纪念会、讨论会、座谈会，发表有关的纪念文章； 更重要的是我们许多人思想心理上产生了浓重的“五四情结”，无论考虑什么问题，都内在地受到 五四文学的制约影响。其间文艺思潮的流变更替以及创作批评的成败得失包括写（评）什么、怎样 写（评）等等，均可以从中获取解释，找到渊源所在。从建国初中期的四次文化批判运动到１９５ ８年的新民歌运动，从１９７６年的四五运动到８０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无论作家的文学观念有 多么的不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经常谈“五四”，把思考的目光凝聚到“五四”身上来。很多时候 ，文坛所引起的有关文学对外借鉴问题的论争并非针对某个外来流派、思潮，而是具体表现为对“ 五四”的不同理解、不同态度上。这也就是说，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性文艺思潮的嬗变发展，不仅直 接表现在一系列外来流派、思潮的评价上，而且也间接投影在“五四”这场具体文学运动的评价上 。说起五四新文学运动，人们自然要想起毛泽东的著名论断：“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 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 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 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①毛泽东这段话，澄清了现代文学和文化史上 有关“五四”评价的种种错误认识，第一次从文学的性质、方向高度为五四新文学作了正确的定位 。它所显示的意义，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自 新文学进入了３０年代以后，由于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与五四文学运动 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左翼文艺内部曾不断地对五四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性质产生困惑与偏差 。如１９３１年１０月，瞿秋白的《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他就把五四文学定性为“资 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同时又提出“我们要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这应当是 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义社会主义的文艺运动”即“苏维埃的革命文艺运动”￣②。又如胡风，他在３ ０年代所写的有关文章中，反复强调新文学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学，“五四运动开拓出来的文学传统 ……不得不开始在本质上发生了变化”￣③。这里含糊的用语，其实正好反映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理 论混乱。应该指出，瞿秋白、胡风上述的意见在３０年代影响是很大的。它的症结诚如钱理群在《 胡风与五四文学传统》中所概括的那样：“至少是模糊了由五四开端的中国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民 主主义性质”，“是３０年代一系列‘左’的错误（文艺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 关门主义）的一个理论上的根源或根据”￣④。后期创造社发动的“批判文学运动中的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意识”左联成立后，文艺“思想战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占据了也许是过份突出 的地位”￣⑤，究其原因，均与此密切有关。正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我们才对毛泽东上述结论投 以热情的赞许。显然，他不啻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科学评价五四新文学从价值观到方法论上都提 供了宝贵的启迪。毛泽东斯论是１９４０年提出来的，他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文化 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出发，实则对“五四精神”作了深刻的总结和概括。在批评方法上，这是属于 一种“历史的视角”。然而，问题的复杂在于进入５０年代以后，当中国革命和文化的性质由“新 民主主义”而变成为“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这时候 ，时势所使然，我们作家批评家的心力所向，已逐渐由“五四精神是什么”转到对“我们需要什么 样的五四精神”或“继承五四什么样的精神”上。从批评方法来看，它基本属于是另一种的“价值 的视角”。人们普遍所感兴趣的，是“五四”与我们的关系，是它对我们现实是否有用。这一历史 性的嬗变，理论正确性无可指责。已有的文化学研究告诉我们：人对历史文化是可作“历史的”和 “价值的”两种视角审思。“人对某物的扬弃，以人对该物的需要为基础”，这原本也很正常。因 此，人“带着现实的眼镜去看待传统文化，即注重考察它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将它纳入“价值判 断范畴”，就显得非常自然而合乎情理。但是“科学的价值判断又必须以事实的判断为基础，只有 首先弄清了‘是什么’，然后才能去研究‘有何用’。”￣⑥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仅极易诱发可 以理解的功利实用的狭隘心态，而且甚有可能造成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严重分离，使最后认同接 受的历史文化不免失之贸然或武断，不能对现实产生能动的促进作用。正是在这点上，我认为当代 文学是有失误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按照“价值的视角”归结的“为今用”的五四精神 并不是建立在对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从容深刻的认识基础之上。它与其说是由事实的判断上升为价 值的判断，不如说是由价值的判断向事实的判断逆推更象。这样，尽管我们对“五四”在精神情感 上很投入，但实际的借鉴获益并不大。当然，有必要说明，我们这里所讲的反帝反封建主要是就“ 五四”主流倾向和精神本质而言，它不能简单地被视作是对“五四”的全面完整的历史界定。其实 ，作为一场豆古未有的文学革命，象历史上任何的伟大运动一样，“五四”也是相当复杂的，它不 可能不同时存在许多二元对立的因素。如：一方面它热烈地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对人民进行思想 启蒙，另一方面又严重地脱离群众，与社会存在着可悲的隔膜；一方面它高度肯定了人的价值和人 的尊严，处处显现昂扬向上的时代新风，另一方面又感伤悲凉，对自我的绝对性产生深刻的苦闷和 怀疑；一方面它放出眼光，以前所未有的胸襟向外“拿来”、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又在语言形式以 及思想、科学的交流上表现了某种极端和偏激，留下了不少历史遗憾。有关这方面，毛泽东在高度 评价“五四”成就的同时，对此作过很好的分析批评（详见《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等 文）。近年来，出于对历史殷鉴的重视和对社会主义民族文化的渴求，以此立论的文章也为数不少 。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一切与它巨大的成就相比毕竟是第二位的，在中国历史第一次由传统向现代 转型的当时，反帝反封建毕竟是最主要的“时代精神精华”。这种“时代精神精华”正是“每一种 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⑦。抓住了这一点，也就抓住了历史的本 质真实。这是一。其次，就中国的具体国情来讲，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所面临的不仅外有帝国主义 的封锁包围，而且还日甚一日地受到来自自身封建主义思想的侵蚀。正如邓小平在１９８０年所指 出的：“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 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 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⑧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 而直接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特定现实，历史决定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 命和文化建设必须补上反封建的重要一课。二在继承“五四”反帝主要是反封建精神这点上，胡风 无疑是非常着力、非常深刻的一个。上面说过，胡风在３０年代也不能免俗地背负着中国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家所特有的历史包袱，但是和鲁迅一样，由于他“接受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凭着实感”￣ ⑨开始的，这就使他能够自觉地用实践来校正自己的理论，较早地从原有的机械论的束缚下解放出 来。建国后不久由他而引发的撼动整个文坛的那场先是文化批判后来扩大为肃反运动的历史大悲剧 ，它的产生及其逆转虽有其特殊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但从文学的渊源上看，其实正好反映了当时 在继承什么样的五四精神以及如何继承上的深刻分歧。用胡风上书党中央的“意见书”（即《胡风 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中的话来说，就是“用民族复古主义去抵抗国际革命文艺底经验和世界古典 文艺底宝贵财富，用这去代替去打击革新的努力”，“党底原则和党底精神被各种庸俗的理解所掩 蔽”，“五四传统和鲁迅实质是被否定了”。因为基于严峻的现实主义文学观，也出于诗人的纤敏 极性格的鲠直，胡风从４０年代以来就一直对五四新文学中的反封建传统被模糊动摇怀有高度的警 惕。他一方面批判了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的妥协，批判了“封建的灵魂在新的服装下面 的复活”￣⑩；另一方面又从反封建的战略目标出发，强调“个性解放”，突出“五四”“人底发 现”的意义￣（１１）。胡风认为“五四”这种精神是永恒的，他不能容忍它在革命胜利后就被人 遗忘、中断和肢解。５０年代初期，当他看到，“由于革命底胜利的前进，那些形式主义和公式主 义理解更现出了一种全面旺盛的气势，解放区以前和以外的文艺实际上是完全给否定了，五四文学 是小资产阶级，不采用民间形式是小资产阶级，鲁迅底作品不是人民文学……。这些意见……每一 碰到具体问题就成了支配性的理论”￣（１２）而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落后和劳动人 民身上的精神创伤缺乏应有的认识，不但缺乏认识，而且甚至还将“封建的毒素”当作“民族优良传统”加以认同，并不期然地在文坛上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于是，他就不顾一切地与之进行了，抗争。胡风的这些意见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他的某些意见的偏激加上政治因素和宗派色彩的掺和，倾刻招引了大批批判文章的讨伐，仅结集出版的“批判集”就不下有四、五种之多￣（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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