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自魏晋以后人们就给它以极高的评价。刘勰把它誉为“ 五言之冠冕”，钟嵘称赞它是“一字千金”，唐代皎然说它“辞精义炳”，宋人张戒说它是“卓然 天成”，元明清及近代人对它的交口赞誉更不待言。可以说，在中国诗歌史上，除了诗骚之外，几 乎没有其他任何人的创作获得过如此崇高的荣誉。可是我们仔细比较起来，它既没有像《诗经》那 样沉积了丰厚的上古文化内容，具有不朽的民族诗歌奠基意义；也没有像楚辞那样充满着炽烈的宗 教意识和爱国情感，放射着神奇的浪漫光彩。它只不过是一些无名文人关于个人生活的吟咏，是发 目于普通人心怀的抒情短章。那么，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呢？它的艺术特征是什么呢？这不能不说 是应该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一诗赋的分流与功能的转化讨论汉代文八五言诗的创作特征，我 们首先应该给它一个比较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讲，人们谈起汉代文人五言诗，首先就会想到《占诗 十九首7）。但是汉代文入五言诗并不是仅有这些作品，此外还有传说所谓的“苏李诗”，和不属 于以上两类的个别文人诗与“古诗”，汉乐府中的部分五言诗也可以算在内。本文所说的以《古诗 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就是泛指此而言。然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文人五言 诗，在汉代并不属于一个独立的诗歌范畴，而应该归属于广义的乐府，对此，古今学人都有论述。 如马茂元先生就二者的关系曾有如下辨析：古诗和东有除了在音乐意义上有所区别外，实际足二而 一的东西。现存乐府古辞中，假如其一篇失去了当时合乐的标题，无所归类，则我们也不得不泛称 之古诗；同样，现存古诗中，假如某一篇被我们发现了原来会乐的标题，则它马上又会变成乐府歌 辞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古诗都曾入乐，但其中确曾有部分入过乐的。像《古诗十九首》中 有好几篇唐、宋人引用时明明称为“古乐府”。朱乾《乐府正义》甚至说：“《古诗十九首》，古 乐府也。”即其例证。后人辑录汉代诗歌，乐府和古诗的界限总是划分不清，往往一首诗甲本题为 乐府，而乙本则标作古诗I。如此说来，要探讨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创作特征，我们就不能仅仅从它 本身入手，而应该从广义的乐府入手，从两汉诗歌的文体分流入手。考察汉代的诗歌创作，从总体 上包括歌诗和赋两种体裁。这一点，班固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他在《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 ，把“不歌而诵者”称之为“赋”，把可以歌唱者称之为“歌诗”，而“歌诗”又可以归之于“乐 府”。按班固的话说，“赋”是直接上承“诗人”传统的“雅颂之亚”，而“歌诗”则是“感于哀 乐，缘事而发”的吟唱，是属于“代赵之沤，秦楚之风”类的艺术。从广义上说，二者虽然可以同 称之为“诗”，实质上则属于不同的两类，有着不同的艺术表现功能。“歌诗”（乐府）与“赋” 的分流，实在是两汉诗歌发展中值得我们关注的大事二。汉代文人五言诗既然从广义上归属于乐府 ，属于和“赋”完全不同的另一类诗歌体裁，那么，虽然同是文人的创作（它们之间也会有些相同 之处），但是无论从文体的运用还是情感的表达上，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鲜明的差别。这一点，只 要我们略加比较就会看到：汉赋多抒发文人比较严肃的政治伦理情感，而文人五言诗则比较充分地 坦露了他们的世俗情怀。诗歌作为抒情的艺术，本来就可以表现人类各种各样的情感。从这一角度 讲，先秦诗歌、比如《诗经｝）中我们可以认定为各级贵族所创作的那些雅诗中，未尝没有世俗情 感的表露，《国风》大部分的诗篇所写的就是世俗风情。然而，在周代礼乐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 经过了儒家的理论阐释和解说之后，《诗经》中的每一篇作品便都具有一定的政治伦理教化意义。 这种关于诗的经学阐释学说，对中国后世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作为直接受儒 家诗歌理论影响的汉代文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思想倾向、具有继承诗骚 之路、遵奉雅领传统的一面。他们虽然在诗骚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种新的诗体——赋，然而他们在散 体大赋中仍然鲜明地表现了关心时政的美刺态度，“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 ，并自以为这就是古诗的传统，“雍容榆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班固《两都赋序》） 。他们在汉代社会政治生活参与的过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慨，也用骚体赋来抒情，来诉说个 人的牢骚与不平，表达愤世嫉俗、全身远祸的情感，甚至张扬个体人格的独立等。但是，透过那徘 徊于儒道之间的思想情感表达，却说明文人士子在骚体赋中所表现的，仍然大多是关于他们自己在 社会政治中所面临的处境和选择问题，仍然具有比较严肃的政治思想色彩，其中关于他们自己的世 俗生活描写和世俗情感抒发是很少的。然而，作为汉代的文人士子，他们并非仅仅生活于政治环境 当中，而且还生活于世俗世界之中；他们并非仅以一付严肃的“诗人”面孔来进行政治说教，同时 也要用诗来宣泄自己的世俗情怀，那就是参与以娱乐为主的①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 民出版社1981年版2一3页。③关于汉代诗赋分流问题，可参考拙作《论中国诗歌发展道路从 上古到中古的历史变更》（兼谈汉诗创作新趋向和诗赋分途问题），载《辽宁大学学报》1990 年第3期。乐府诗的创作。文人们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历史上有多方面的记载。从《汉书·艺文 志·诗赋略》中看，早在西汉时代，“临江王及愁思节士歌诗四篇”中，可能即有出自文人之手的 作品。如果从比较宽泛的角度讲，东方朔酒酣中所作的《据地歌》、杨挥所作的《报去歌》、甚至 汉武帝的《秋风辞》、班捷好的《怨歌行》等未尝不可以归入此类。这是西汉的情况。至东汉，张 衡的《同声歌》、宋子候的《董娇饶》，均是文人乐府中抒写世俗之情之作。至于在那些佚名的乐 府诗中，更有很多明显地属于文人的作品，如《西门行》、《折杨柳行》、《满欲行》等。从这些 例证中，足可以看出文人创作乐府抒情歌诗的广泛性。再从东汉乐府抒情歌诗内容的四种类型看： 一是及时行乐，二是祸福无常，三是求仙饮酒，四是游子思妇，这同文人五言诗的抒情内容大体一 致。因此，我们不能不说这里就包含着许多文人的创作。如《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 ，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胡地多陷风，树木何修修。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 。心中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与《古诗十九首》中的游子思妇之作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古诗 十九首》中也明言：“今日良宴会，欢乐难俱陈。弹筝奋逸响，新声妙入神。令德唱高言，识曲听 其真”，说明这些诗很可能就是诗人在宴会时的即兴演唱。由此可见，正因为文八五言诗可以从属 于乐府，具有鲜明的娱乐和言世俗之情的特质，因此它与前代的诗骚传统和同代的赋体都有明显的 不同。这说明，文体的差异不仅仅在于形式，而且还在于形式符合内容的表现程度，也在于人们在 不同的文体中所表现的不同创作态度和情感投入。举例来讲，如东汉的著名文人张衡，他看到“天 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衡乃拟班固《两都》，作《二京赋》，因以讽谏”；又“常 思图身之事，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乃作《思玄赋》，以宣寄情志”以后汉书·张衡列传》） ；后“出为河间相，……时政渐弊，郁郁不得志，为《四愁诗》”（《昭明文选》卷二十八）。从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张衡对待不同文体的不同态度：《二京赋》用以颂美讽谕，是散体大赋；《思玄 赋》以宣寄自己要全身远祸的政治情志，是骚体赋；《四愁诗》写自己不得志的郁郁情怀，又是仿 屈原的香草美人之法而作的骚体诗；而张衡同样具有世俗之情，因而又用乐府五言诗的形式写了一 首《同声歌》，以表达夫妇男女之间的互亲互爱之情。四篇作品，四种情怀，使用了四种不同的形 式，这恐怕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说明汉人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文体区分意识。虽然没人对此问题 还没有系统的理论阐述，但是从张衡的创作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对诗赋的不同分类，我们 是可以看出这一点的。特别是张衡，他的《同声歌》的创作，为我们研究汉代文人在乐府诗中所表 现的世俗情感，提供了最为有利的证据。以《古代十九首》为代表的文八五言诗，作为广义的乐府 歌诗中最具有文人思想特色的作品，也正因为它们鲜明地表现了汉代文人士子的世俗情怀。这些诗 的作者大都属于中下层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也许有过宏伟的理想抱负，也许曾经像司马相如 、班固一样创作过《子虚赋》、《两都赋》之类的作品，表现他们干预时政的态度和政治思想；他 们也许还创作过像张衡的《思玄赋》、班彪的《北征赋》之类赋作，表现他们比较严肃的文人思想 情怀。但是他们更是一群不能脱离世俗的土子，是生活中的凡人，他们还要在五言诗中赤裸大胆地 坦露他们的世俗内心。他们不隐讳对于功名利禄的追求：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随尘。何下策高 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输河长苦辛”以今日良宴会》）；也毫不隐讳自己的享乐意识：“ 荡涤放情志，何为自结束”以东城高且长》）；‘不如饮美酒，被眼纨与素”以驱车上东门》）； 他们也直率地坦白自己的男女相思之情：“昔为俱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 以青青河畔草》）。无怪乎连近代学者王国维，也认为其中有些诗篇“可谓淫鄙之尤”。但是，正 因为这些世俗的情感出自文人的内心，来自于他们的生活，表现的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的情 感，因而才最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所以王国维又说它，虽为淫鄙之词，“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 ，以其真也”①。由此可见，对于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汉代文人五言诗的创作特征，我们首 先应该从两汉诗歌文体分流的角度来进行认识。正因为汉代文人五言诗从广义上属于乐府，是以表 现文人士子世俗之情为主的艺术，这就使它不同于赋，不同于骚，也不同于《诗经》中的雅，而近似于《国风》。但是它又不是写一般的民俗风情，而是以抒写文人士子世俗风情为主的艺术。所以它虽然在广义上和乐府同类，但也可以另立一体。这也就是后人为什么单独看重它，把它称之为“古诗”，但是又和乐府划不清“界限”的原因。它的出现，为文人的抒情诗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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