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史上的问题很多。特点之一是小说的慨念非常宽广，宋元时代又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阶段，古 体小说和近体小说齐肩并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很难按历史发展的顺序加以梳理。特点之二是 小说一向不受大人学者的重视，留下的史料很少，而疑问却很多，不少作品的年代和作者的生平难 以确定，还有待深入的研究。在写作中遇到了不少难点，首先是某些史实的考订问题。我们生在现 代，而要谈差不多一千年以前的史实，只能依靠现存的文献资料。但是由于小说一向被正统的学者 视为“小道”，作品散快的很多，有关小说及其作者的史料更少，而且有些史料还相互低俗，莫衷 一是。我一向相信，实事求是，论从史出，对于历史科学来说还是必要的。史实是客观存在，但又 只能依据史料才能了解史实的基本面貌。某些史实异不清楚，主要由于史料的不足。当然，史料并 不等于史实。史料残缺不全，或相互矛盾，必须经过分析和考辨，才能得到比较接近实际的结论。 至于由史实引申而出的史论和历史规律，那是更深一层的研究了。但离开了史料，包括作品本身， 则史实也无从把握。无论是小说史还是文学史乃至作家作品的研究，都只能以史实本身作为第一手 的对象。否则在逻辑推理和宏观考察的过程中，可能会走入福苗助长或扣盘价蚀的误区。限于自己 知识结构的缺陷，在理论上和史学上的修养极差，因此只能停留在整理小说史料的初级阶段，以免 画虎不成反类狗。如果我依据的史料失实，据以论述的史实有误，那么那些资料出处人所共见，读 者还可以寻根溯源，找出我的失足之处，也许可以说是刻鸽不成尚类骛吧。宋元小说史的史料不多 ，而同一条史料，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解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往往英雄所见不同，因而引起了 一些争论，英雄才有了用武之地。这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我对一些有争议的 问题，感到困惑，也曾想努力探讨出一种比较合乎实际的解释，但往往只能知难而退，存而不论。 其原因之一是不少小说史料和传统所谓的异闻小说一样，出于道听途说，不足征信。《公羊传》（ 桓公二年）说：“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种情况在列入十三经的史书里尚且如此 ，在野史、笔记里自然更不足为奇了。不少小说史的学者，努力发掘新的材料，寻求新的结论，采 取了一些新的方法，无疑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但有的人沿着“疑古派”的道路继续前进，对古人的 记载一概持怀疑态度，轻易否定了一些有待考辨的史料，从而推翻了前人的一些论述。尽信书或不 信书，都是片面性。尽不信书，那就根本无历史可言了。有的人追循“索隐派”的思路，从字里行 间找一点可疑的线索，提出了一些新奇的结论。例如说罗贯中写的《水淋传》只有七十回，或者说 先后有两个罗贯中。的确令人耳目一新，然而并不能解释所有的疑问，还是经不起。本文为作者所 撰（宋元小说研究｝一书的后记。该书已纳入《文学遗产丛书》第一辑．即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 版。推敲。对于这类问题，除了试作一些自以为实事求是的推论以外，我有时只能采取《谷梁传》 （桓公五年）所说的“《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办法。这个史学家的传统是从孔子 所提出的“多闻阔疑则寡尤”以论语·为政》）的思想方法来的。我比较信奉这一主张。自己多年 来从事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最深刻的教i）l就是不要轻易判断是非。如段玉裁《与诸同志论校 书之难｝）所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定其是非之难。”小说～向被学者视为 “小道”，史不足征是无可讳言的。如果只根据一条并不过硬的孤证或关系很远的旁证，就匆忙作 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恐怕是很危险的。有些现象不妨作“大胆假设”的推测，但必须加以“小心 求证”，或者说大力求证，否则就不宜急于作结论。提出有可能性的假设，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步骤 ，但是结论能否成立，还需要经过反复的验证。当然，笔者并不可能完全客观地罗列史料，也有一 些自己的看法，提出了一些有倾向的推论，尽可能地对某些文学现象进行解释，企图能揭示事物的 本来面目。有些地方只提出大胆假设或两种可能性的推论，有待继续求证，自知不免会犯片面性的 错误。白话小说的兴起，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虽然不始于宋，然而确实兴盛于宋元。尤其 是元代，白话文学的发展，引起了中国文学的新变化。宋元之后，以叙事为主要功能的通俗文学登 上了中国文学史的殿堂，赢得了明清文学的主流地位，小说的兴盛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一点似乎 至今还需要作充分的论证。因为一则现存作品的写作年代和刻印年代都不大确切，例如《水讲传》 的作者和年代就难以断定；一则现存作品的语言还夹杂了大量“超语体”的文字，如《三国志通俗 演义》的语言连汉语史的研究者也无法加以引用。真正成熟的白话小说到底产生于什1么时候，还 找不出一个明确的界限。幸而近年来近代汉语的研究大有进展一无疑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探讨这 一问题。白话小说是逐步发展成熟的。像《水讲传》这样成熟的白话小说，也决不会是一激而就的 。我们即使把它的下限推迟到明代的嘉靖初年，也需要上溯到为它奠定基础的宋元话本。故事情节 的积累和艺术手段的积累大致是同步的。讲史家的平话有多种元刻本可以为证，但多数是简本；／ J‘说家则除了现存一个元刻本《红白蜘蛛》残页可作标本之外，至少还有暄和遗事哩李师师的一 段故事可以作为小说家话本的旁证。明代前期白话小说的发展过程还不十分清楚，从历史演义的发 展看，基本上是在讲史平话的基础上演进的。不过走的都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路子，即以“参 采史鉴”和“按鉴演义”为标榜，参照史书对平话作了增补删改，同时还保存了不少宋元话本的遗 文。例如《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就大量采用了《前汉书平话》续集的文字，村宋中兴通俗演义》的 前七回就基本沿袭了《宣和遗事》的内容。但是在语言上则往往更趋向于“超语体”的文风，实际 上是由野返史、由俗返雅。大致产生于明代前期的历史演义如《列国志传》、《两汉开国中兴传志 ：）、《唐书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传》、销北两宋志传》、从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和《水杯 传｝）、《三遂平妖传》及一部分小说家话本的发展道路显然有别。白话小说直到万历年间才有一 部异军突起的《金瓶梅词话咄现，这段历史还需要作认真的探讨。这些完全是后话，不是本书所要 讨论的问题。不过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我们以宋元话本作为标志，似乎已经受到某些方 面的挑战，因为有人对话本的性质和年代提出了疑问，甚至对话本的存在也有怀疑。本书还是维持 了旧说，因为宋元小说的变迁，不仅表现于语言的通俗化，而且还包括了作者、题材、人物和思想 意识的重大变［化。这些方面至晚在元代就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可以和元代戏曲互相参照。这是 有～个特定的历史背景的。罗贯中大致就是一个在普及基础上提高的代表作家，所以还是应该把小 说史上的一大变迁走在宋元之际。从此以后，以白话叙事为主的近体小说才基本上赛过了以文言叙 事为主的古体小说，从而在文学史上崭露头角，逐渐取代了诗文的正统地位。这是一次重大的变革 ，我们对此不能不给予充分的估计。中国小说的发展比较迟缓，它成为一种文学作品，大致在唐代 前后，而且直到清代，也还是和纪实的史书有不解之缘。我们今天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古代小说当 作文学作品来读的。对于宋元时代的小说，理应更注重它的文学价值了。作为文学作品，艺术成就 的评价更有主观爱恶的成分。而小说的艺术分析，又不像诗词那样只举一两个名篇、几个警句就可 以说明问题。必要时还得复述整个故事或引出大段引文，才能和读者一起进行鉴赏和评议，因此书 中较多地引用原文，让作品自己说话，可能也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一个故事的情节结构和细节 描写、语言表达，往往不是几句话所能说明的。中国传统的小说评点家往往只用极精炼的文字，画 龙点睛地对照正文作一点提示，就能使读者心悦诚服。说明评介必须针对原文，才能言简意赅，使 读者得到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但笔者却做不到这一点，不免说了许多累赘的话，还未必能说明白 。我在少年时候就爱看小说，当然只是看热闹而已。上大学后才知道小说还是文学史上一个分支， 可以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1957年我在北京大学当研究生时，导师浦江清先生给我指定第一年 学年论文的题目是宋元话本。可惜的是我还没有动笔，浦先生就碎病辞世了。离开学校以后才把论 文完成，后来又改写为一本小书交中华书局于1964年出版。本来我还想继续从事宋元下延至明 清小说的研究，但是在出版社的本职工作中很少接触小说，而明清小说大部分还是珍藏在各大图书 馆里的善本书，而且不少是长篇巨制。我只有晚上的一点业余时间，当然不可能去找这方面的书看 ，只能放弃了这个打算。工作中只因重印《太平广记师对它的版本作过一点摸索，也曾引起了重校 《太平广记》的愿望，但至今也没有条件能够实现。平时只划览一些通行易得的文言小说，也写了 一些笔记，这就是后来写作《唐代小说史话》的缘由。近年稍得闲暇，又回到宋元小说的研究匕来 ，可是人已垂垂老矣。跑不起图书馆，只是重点写作了宋元文言小说的部分，对宋元话本的论述也 在旧作的基础上加以增改，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如上所述，笔者读书不多，知识有限，只能依照说 话人“有话即长，无话即短”的惯例，对于为人熟知而自己并无新见的问题就尽量少谈。例如现存 较早的史料都说到罗贯中、施耐庵是元代人，因而在本书里不能避而不谈，但也只能简略地介绍了 有关作者和《三国志演义》、《水讲传》流传的基本情况，并表示了一点个人的初步意见。关于作 者生平的详细考证和两部巨著的内容则略而不谈，好在已有许多专著和小说史、文学史作了详尽论 述，足资参考。另一方面，由于古体小说以往注意的人较少，本书则用了较多的篇幅加以述评。为了说明作品的特点，复述故事或引录原文不免过繁，如《娇红记》这篇元人传奇，就不厌其烦地作了过细的分析。笔者本意是避熟就生，但结果可能是避重就轻了。关于宋元小说研究的若干问题@程毅中枰纤莸轿於ɑ〉乃卧氨尽９适虑榻诘幕酆鸵帐跏侄蔚幕鄞笾率峭降摹＝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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