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夏商社会生活史》朱凤瀚七十年代未以来，在国内改革开放大潮流的推动下，史学界在研究领域 与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新局面，而社会史特别是社会生活史在更‘高层次上的复兴是其中一个非常 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现象反映了国内史学界对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之重要意义是有共识的，即 只有从多层次、多角度去揭示历史上社会生活的丰富多采的表现形式，才能更真实地认识历史之本 来面目，史学研究也才能“由‘骨骼，进而增益‘血肉，”（引自杜正胜《什么是新社会史》，《 新史学》卷三期四），达到有形有色、立体化、科学化。作为社会生活史复兴之具体表现是近年来 此方面著作的涌现，以综合性的专著而言，即有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几位先生合著之《秦汉社会 文明》（１９８５年）、南开大学冯尔康与常建华二先生的《清人社会生活》（１９９０年）。此 外尚有为数甚多的专题性的书籍与论文发表。但是，相比其它历史时代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来说，有 关中国上古社会生活史的研究相对薄弱，著作亦较少，其主要原因当是因为有关的文献史料非常缺 乏，必须从各种先秦古文字与田野考古资料中去领悟、钩沉，这对于研究者的素质来说自然要有较 高的要求。使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宋镇豪先生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一书已于９４年９月面世（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部有很高学术水平的专著不仅改变了上述先秦社会生活史研究方面的薄弱 状况，而且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在理论上与研究方法上的提高都有借鉴意义。这部著 作的特点与成功之处，似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本书结构谨严、完整，论述精细。社会生活 史因必然涉及生活的诸多层面，林林总总，故结构不易安排，容易写散。本书鉴于此，在结构上作 了精心安排。全书共设八章，又按内容系连为四大系列：首章自为一系，论环境、居宅与邑聚，构 画了整个社会生活史的自然人文背景与活动场所，为全书作了环境之铺垫；二、三、四章分论人口 、婚姻、交通，合为第二系列。这是从客观上探讨社会生活主体的自身发展状况与社会组成关系的 特定表现形式，并说明社会生活主体活动地域空间与联系方式，从而从时间、空间上展示了社会组 成关系及其演化。五、六两章并为第三系列，论饮食与服饰，这又是从物化的社会生活角度来论述 社会生活主体之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准与其所表现的文明程度。最后七、八两章论医疗保健与宗教 ，夏商人对疾病原因的认识与其医疗手段和当时的宗教观念二者之间有极密切的关系，虽各有不同 的物质依托方式，或依作者所言“内概积极与消极两分的社会调节功能”，但书中将此二章总归为 第四系列还是非常得当的。由以上概括可见，本书的八章四系从宏观至微观，从物质至精神，基本 上囊括了夏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机有序，缤纷而不零杂。此虽是本书篇章结构，但同时也体 现了作者对社会生活史研究范畴之科学的构拟，这显然为今后建立更加科学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构架 与本学科理论的升华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鉴于夏商历史的特殊背景，书中在上述篇章的具体内涵 上亦作了精心构思与特别细致的研究，所论有不少是以前治上古史者所未言或言之甚粗疏者。例如 ：首章讲邑聚，先分商邑为四大类：其一，王都；其二，方国之都；其三，诸侯或臣属贵显领地； 其四，王朝、诸侯臣属邑、方国所下领之小邑聚，继而又分别探讨了王，诸侯臣属所领小邑聚之分 布状态，从而说明了商王朝所控制的行政区划网络，这样就使当时社会生活赖以展开的政治地理环 境得以明朗。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细析邑的形态，描绘了当时邑的构成（不同等级居民的居 住区、墓地、道路、农田、牧场、山林川泽的分布），与不同等级的宅落形态，通过这样层层研考 、构勒，即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当时人们在邑落中生活的真实而又形象的画面。商代邑聚的研究以往 虽多有学者从事，但从社会生活史角度作如此精细的研究，在本书以前尚未有过。结构之完整、有 机，加之论述之精细、深入，使本书内涵显得非常充实，是一本讲上古历史的专著。能使读者爱读 ，感到生动、丰满，已足见本书之成功。充分地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 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手段作史学研究是当代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种新趋势。对于先秦史学 研究来说，由于文献史料的缺乏，而有关的史料又涉及多种学科，所以这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 即不仅是应该提倡的，而且已是取得高水平成果所必需的了。本书作者熟诣先秦文献典籍，在甲骨 文、金文等先秦古文字方面研究有素，对田野考古学及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亦 均较熟悉，故能非常自如地将这几种学科的知识有机地联系起来去论述夏商社会生活史研究中的一 些重要问题，有许多创获。例如本书第二章对夏商人口问题的论述即是运用多学科交叉方法的典型 。关于夏商人口，文献中可靠记载甚少，即使是田野考古，由于其研究范畴的限制，也不可能在这 个问题上有很直接的资料，所以研究这一问题即有相当大的难度。现在已出的古代人口学著作在夏 商人口问题上均所言不多，作者面对这一难题，采取了以下研究手段，即以甲骨文、金文、考古资 料检验文献记载，去伪存真，同时充分运用计量手法科学利用考古资料，再与古文字资料相联系， 交相启迪，相互印证，从而实现了研究上的突破。比如在论夏初、商初人口时，先依据《左传》、 《战国策》等资料与有关考古资料计算出邑落单位建筑平均占地面积数，得出古代城邑人口密度指 数（每户约占１６０平方米），继而以此指数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二十七座夏商之际古城面积资料 相联系，计算出当时中等城邑之平均人口数（约１５００人上下），最后再以此数字为据，参照文 献所记夏初、商初“国”（族落方国）数，得出夏初人口约二百七十万，商初四百至四百五十万之 结论。又如在计算晚商人口总数时，作者分析甲骨文中“登人”之经常性数字，以之与考古发掘的 墓葬资料所反映的战士在人口中所占比例（约五分之一）相联系，计算出当时族落或地缘组织之平 均人口数（约为八千余人），再以此数字乘以甲骨、金文所反映出来的族落、地缘组织总数，从而 得出这一部分人口总数。特别是作者还在推测了夏商人口总数基础上，进一步运用了现代人口统计 学的知识，计算了夏商时期人口平均增长率。在王邑人口自然构成研究中还多次运用了体质人类学 、生物学的研究成果与理论，总结出夏、商时期人口再生产属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 率的“两高一低”类型。上述有关夏商人口方面的研究成果，多发前人所未发，无疑是作者对社会 生活史及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新贡献。仅由上举例子也可知，本书不仅在人口问题的研究上即运用了 古文献学、考古学及古文字学、人口学、体质人类学、生物学及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的专门知识及其 理论。在本书的其他篇章，例如婚姻、饮食、服饰诸章，莫不如是，正是由于普遍采用了这种多学 科交叉的科学研究方法，才能在夏商社会生活史中一些难度很大的专门课题研究上取得令人瞩目的 新成果。本书第三个特点，是注重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引向更深层次，透过社会生活诸表象考察在 其后面起支配作用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根源，探寻纷坛的社会生活变化的内在规律。在本书中这一特 点体现得非常明显，这使本书读起来决无平铺直叙之感，而是多有发人深思之论。例如本书首章论 商代王邑，细析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三座商城之建制与平面区划，由此更进一步论述了 三座城邑之布局、住居空间与居民的等级结构之相互关系及其所反映出来的居民组织状态。指出偃 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均有较严密的分片分等级的居住体系，郑州商城一般民居各自与小面积墓地相属 ，大致维持了以族氏或家族为单位的分析聚居状态；安阳殷墟分片系的等级居住体系更得到全面深 化，王邑内是邑中有邑，小邑内居室分三个等次，分属于工官与上层自由平民、下层族众、工奴及 奴仆。像这样，由商代城邑布局的演变而具体论及等级结构及其在居住空间差别上的反映，在本书 以前还很少有学者涉及，本书所论对促进商代社会结构乃至早期国家形态研究之深入均有重要意义 。又如第三章论婚姻形态与婚制，在说明商代权贵实行多妻制后，进而指出此种制度之深刻的社会 原因与政治原因实在于“重国广嗣”，即通过多妻加强与各方之间的有机联络。而卜辞所见“氏女 ”之原因亦在于族氏方国以嫁送子女与商王朝用结姻亲的方式稳固双方的政治关系。而从另一个角 度观之，上述政治婚姻也具有“冲击着血缘封闭地域组织的空间”的作用，这些见解显然是非常深 刻的，其认识高度超出了以往有关商代婚姻的论著。像上举这种由社会生活之现象及相关制度探寻 其根源的论述，在书中还可以举出多例。如这些例子所揭示的那样，所有社会生活现象后面皆有深 刻的社会结构与政治结构之根源，而对进入文明阶段的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只有作此种深层次的探考 ，才可能对诸种社会生活之表象加深理解，也才可能有更真切的、更全面的描述。社会生活史与社 会形态史、政治史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达到融和与相互贯通的。因此本书在作深层次研究方面所作 的努力对于古代社会史研究之深化是有非常重要促进作用的。最后还要谈到本书的第四个特点，即 在甲骨学商史方面尤有所创获。作者精通甲骨文，故在围绕社会生活史之主题广徽博引甲骨刻辞资 料时同时亦就对一些有关甲骨学及商史方面的重要问题作了新研，并提出了一些甚有价值的新见解 。如第三章论婚姻时，用相当的篇幅分析甲骨刻辞中所见诸妇身份，总结“妇某”之命名规律，强 调妇名一般受之于夫族，以领地封邑之名命之，由此即可解释卜辞所见作为王配之“妇某”何以会 有土地、田产。又如同章分析“子某”命名，指出子名非纯私名，乃“以其受封的各自土田相命名 ，由此构成分宗立族的家族标志”这种见解是非常深刻的。第四章论交通，认为骑马术在马车发明之前，卜辞“多马”、“多马卫”、“多马亚”等，属于骑兵之大小头自。商代有无骑兵？卜辞中与“马”有关的兵种是车马还是骑兵？学者多据西周、春秋时期尚无骑兵之记载而倾向于车兵，本书所提出的新见解相信会引起学界之兴趣。又卜辞常见的“王命某以某立于某地”，过去学者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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