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语言》序［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吴剑平译这篇文章系弗雷德 里克·詹姆逊（ＦｒｅｄｒｉｃＪａｍｅｓｏｎ）为刘康和唐小兵编辑的《现代中国的政治、意识 形态与文学语言》（１９９３）的前言。文章中所提的观点颇有意趣，对了解批评理论以及中国学 者在美国进行研究也有借鉴价值。文章没有评价书的具体内容，而是以读书为契点提出理论问题。 最近米勒（Ｊ．ＨｉｌｌｉｓＭｉｌｌｅｒ）在一篇调查报告中称詹姆逊和他的同事的论著“决定 了美国人文科学的方向”。了解詹姆逊最新写的文章对了解美国文论的现状不无裨益。──编者先 锋派（包括政治上的）的消隐通常被看成是后现代转向的一个并非偶然的特征，而学术界不常论及 的是与此相伴生的一个现象，即先前那些伟大的先锋派宣言，实际上是那种有关伟大的、个别的权 威文本或论断的观念，如今已被论文集、集体学术研讨会所取代。这种论文集和集体研讨会已成为 新出现的关注点和新研究领域或对象的文类形式。经过较长一段时间之后，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一 点最具戏剧性地体现在女权主义批评上。自从西蒙·德·波伏娃和其后凯蒂·米蒂声势浩大地倡行 女权主义起，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论文集便接踵而来。简·盖洛普在她的《１９８１年前后》一书 中极富启发性地载录了这一过程。黑人文学理论，如黑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大体上依循着相同的 格式；而较近出现的墨西哥裔美国文学研究也开始借助类似的文集来奠定自身。实际上，这些论文 集是在勾画一个问题的构成（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而非宣扬一组立场，确立规范，或提 供准则。当前的一个历史症候是文化──政治路线正在被这种有关问题的构成的观念所取代（即， 一个问题的构成不仅仅是认识和反映了对象，而是构造了对象本身）。我们可以把这种取代看成是 一种非政治化和学术对社会实践的蚕食，也同样可以视之为对乏味的教条问题争论的摆脱。最近一 段时间，两个新的领域恰是以这种方式脱颖而出的。所谓文化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基本上都把斗争 场所确立在学院范围──它们主要讨论这样一些问题：课程设置，专业化，教授的长期合同，经典 ，什么是真正的学术活动，以及谁是大学和基金会中的掌权人等等。同样，两者都诉诸大范围的政 治运动以寻求合法性──前者是文化多元主义，后者是反帝国主义。最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皆是 新出现的、独特的社会阶层的社会学反映。两者的发展在一系列论文集和理论丛书中处处可见。不 过，相对于简·盖洛普所鲜明勾勒出的那些历史时刻的嬗递而言，如今这些论文集和丛书似乎出现 得更为迅速快捷。所有这一切看起来都与宏伟理论（即批评理论）有关。据说，宏伟理论（连同与 其紧密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现代化理论）业已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更实用 的，或更为经验主义的，更历史的（新历史的），改良式的或微观政治的观点。但是，这种非理论 化（很象非马克思化或非毛化，甚至是经济非指令化），著不是出于误解，便是极大地被夸大。我 们可以这样来更好地把握这个现象，即以先锋派宣言为载体的理论化转化成一种以问题的构成为主 要结构的理论化。问题的构成仍旧是一个理论实体，只不过我们需要用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再现式或 哲学的方式来把握它。然而，不管我们怎么看，批评理论的出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事实，它根 本上与上述所有新运动以及六十年代的活跃受挫后在学术界所形成的左派知识分子群体密切相关。 即便是那些看起来最缺乏政治色彩的理论形式──如符号学──也在历史上、社会上和个人经历上 与左翼政治运动密不可分。这一点完全有案可稽，似可成为日后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十分有 意义的课题。不过，我所关心的是一种更基本的关系，即，对于我们这些在理论出现之初便介入其 中的人来说，它就是大写的理论本身（不管是哪一种理论）。它是政治性的，因为其实践便标志着 与当年占经典地位的新批评法的决裂。而这些理论的被采纳则标志着与其他年轻学者的亲密无间和 情投意合。随后，大的意识形态分野开始出现，它们根本上不是在影响理论，而是在显示它们在理 论内部的存在。但是，这种分野主要不是左翼与右翼间的分野，因为右翼除了个别例外，似乎从来 就与我们所说的理论势不两立。分野存在于左翼与自由主义者及自由人文主义者之间，后者往往致 力于那些不会惹出政治麻烦的理论形式，在此期间，所有概念上的创新被广泛运用并随之蜕变成一 种广为流行的通用语。它们开始从文学系向外辐射，在其它学科领域诱发了相同的过程。不过，我 在作这番叙述时要说的是：当“理论”进入这些新的空间时，政治化已经在那里发生了。理论再也 无法天真纯洁地重复先前的演进过程了，由此，这两个阶级──作为政治的理论和理论立场的政治 化──便随即化为一体。简言之，在这些新的领域中，“理论”，面对着一个独特的历史上和结构 上的问题，这就是人们说法不一的“不均衡发展”或“非共时性”。但是，我们相对于历时性的发 展所说的非共时性，在空间上还有一个相应或相对的值。对此我们尚缺少一个名称，而这个问题却 同样举足轻重。确实，我在这儿讲的是美国的事情。倘若这不是一个值得津津乐道的“后殖民”现 象它却无疑是边缘性的，因为美国总是所有这些理论的接受者。这些理论不是主要来自法国，就是 来自欧洲大陆，尽管其中的大部分辗转通过了与我们说同一种语言的英国人（他们在此过程中也变 成了欧洲人了）。结果，这儿的理论通常是非美化的，在几乎所有传统的意义上都是如此。由此可 以预见，在这个理论阶段结束时，那些本土的理论家就开始重新肯定某种地道的美国传统（皮尔士 ，实用主义，杜威），敦促我们停止对外国神圣的顶礼膜拜。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或地域 的词汇，藉以描述纪年上的非共时性是如何在空间，甚至是民族的形式中显现的：广泛而全面的“ 影响的焦虑”渗透着各式各样的民族问题，同时这些焦虑又丝毫不损伤不同的“民族主义”精神本 质的半分毫毛。但是，“民族主义”一词（即对概念的寻求）与空间上的圈限问题不可分离，而这 正是我们试图作理论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让我们束缚于民族国家与跨国势力和组织的陈腐 无谓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产生的只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反证罢了（实际上对立双方的任何一方都不会 讨人喜欢，然而每一方都能提出强有力的论证来驳倒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各自的论证不免沦为 道德说教和“站稳立场”的姿态，并且仅仅限于作这样的价值判断而已。值得一提的例子是约翰内 斯·费边的“共处”概念，用以描述不平等的文化与社会形态之间非支配性的关系。费边的概念的 长处是解决了伦理问题和体现了一种理想，不过其代价却是把问题本身全然抛弃了（这仅仅是因为 我们西方人的中心＼边缘的坏思想在作祟）。然而，我们需要保留下来分析的恰好是这个问题。不 平等关系的问题实际上是现实存在的，而我们自身的思维方式（包括种种美好愿望）也许就是次要 的东西。但是，那种把一切急匆匆归结于“权力”的说法也往往不得要领。在此，我们需要某种几 何学来把握这些屈从与等级的关系。这种几何学似乎在葛兰西那儿已初露端倪，他指出，某些语言 和文化领域具有不平等的特权，这在文化霸权的建构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里，民族文化及其与经 济和政治权力的神秘联系（这种联系从来就不是直接的，希腊和法国便是证明）被构想成某种象万 有引力似的东西，其定律和更为复杂的表现如今正亟待确立。但是，有必要指出，我们需要的乃是 一种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以便理解非共时性甚至弗洛伊德所谓的事后效应的现象：这种几何学必须 容纳“局外人原则”，依照这条原则，理论界的新人可以突然将某个问题的构成全部重组，这种问 题的构成在老牌理论家那里已成为作茧自缚的枷锁。最后，这种几何学必须师法辩证法的跳跃效应 。关于这一点经济领域的现代化已向我们表明，最新的工厂总是比草创时的工厂更有优势。但是， 以上特征的“非欧几里德性”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对于较早的理论来说，“外国的”理论和外部 或国际的影响的问题仅仅是外在的，至少不过是形式的偶然。如今这个问题却进入了内容本身，成 为理论的又一研究对象，并在这个过程中开拓了一个新的理论领域。在我们的这部论文集，大家便 可以看到上述过程。这是几年来我所见到的一部最丰富、最令人振奋的论文集。它在自豪地融汇吸 收了“西方理论”的同时，就开始向“西方理论”提出各种质疑与问题。我认为，有了中国研究领 域内这批年轻一代的文学理论家，我们已经大大地超越了过去关于西方影响的争论。在本世纪初的 那些岁月里，这些争论在中国是十分痛苦和涣散人心的，其流毒似乎仍然残存在许多其他“第三世 界”文化的争论中。我们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为什么现在能有一个新的开端，过去的出发点不 过是兜了个大圈子后又回到原地而已。首先，自从他们自身的正统思想逐步消失以来，来自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年轻学者就不必拘泥于沉重的传统（包括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在结构主义和后结 构主义理论之前的传统）。在这一点上，他们亦有别于香港和台湾的同行（后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 承受着传统的压力），更惶论那些从欧洲殖民者那里继承了思想和教育传统的其他第三世界的学者 了。社会主义早已打破了前现代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框框，后来又理所当然地打破了自身的种种框框 （包括毛的框框），在今天的世界上，中国的处境显然是无与伦比的。知识分子们在各种社会主义 和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中蕴含的集体希望丝毫未减，而任何教条都必然受到怀疑与诘难。中国 的知识分子面临种种机遇，一种使命感就会油然而生。这种使命感与东欧的普遍情形截然相反。东 欧知识分子一方面对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盲目崇拜，另一方面又对现代化这个总的社会进程的前景彻底失望。第一点，在本书中可以感受到中国学者与其他文化中阐述的那种“后殖民主义”立场之间的距离。确实，“西方”这个无所不包的范畴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可能和“中心”或“欧洲中心主义”这种观念在别的地域和文化区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两码事。所谓“西方”也许更应该包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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