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探索“国民的灵魂”的最初尝试──兼与部分研究者商榷伍斌《怀旧》是鲁迅小说创作 的起点，也是他艺术地表现中国国民性的第一步。虽然它是用文言写的，距“五四”文学革命还有 好几年，却已显示出既不流于当时“丑诋私敌”的“黑幕小说”和“花前月下”的“鸳鸯蝴蝶派” 小说的时髦趣味，又明显高于“谴责小说”和一批以人道主义的怜悯摹写下层疾苦的“穷”、“愁 ”、“惨史”之类作品①的独特之处，传达了颇为现代的题旨。它对持久而稳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 铸就的国民性以及生存模式的批判，实践了鲁迅注重人性启蒙与精神改造的前期思想。如果说，《 阿Ｑ正传》是鲁迅用小说表现中国人生与国民灵魂而攀上的一座高峰，那么，《怀旧》就是他开始 这种努力所登临的第一级石阶。尽管几十年来建立在贫乏的资料基础上的寂寞探索已经收获颇丰， 新时期里更是已经将研究深入到叙事角度、反讽手法、美学风格等各个层面，但在长期的对《怀旧 》的背景、内容、意旨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妨害着对这篇小说意义的深入开 掘。为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就该小说的一些基本问题再作一番探讨。１《怀旧》作于一九—一年冬 ，正值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进入高潮的时期。鲁迅当时所在的绍兴城，亦在王金发率领的义军的进 驻下翻改了历史的一页。这应当说是鲁迅写作《怀旧》的背景。然而，以《怀旧》的最初研究开始 ，一些论者就理所当然地把作品写作背景当成了作品中事件发生的时代背景，把辛亥革命顺理成章 地引进了小说中何墟与芜市所处的环境里，以它来解释一场混乱的动因和性质。这种误解可能始于 周作人。他在鲁迅逝世后不久，即在一篇追叙文章中谈到《怀旧》，说它是“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 ，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最早把它和辛亥革命联系在一起。五十年代，孙望也认为它“反映了辛亥 革命的不彻底。”新时期里，许多研究者仍执此说。或说小说“描绘出一幅革命浪潮中的世态图” ，或说它是“反映辛亥革命那个特定时代的一面镜子”，或者说它“以革命军即将到来的传闻作为 故事的引线”，或者认为它“描绘了小镇封建势力在革命风声中的种种动态”，或者干脆把它理解 为“预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悲剧”。这些文章对《怀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鲁迅创作史上的意义 作了填补空白的探讨和发掘，只是一旦涉及对其背景部分的论定，就都摆脱不了为辛亥革命的巨大 影象所笼罩的困境，以上述省却了论证过程的三言两语的概述形式出现，但这却是不符合作品实际 和作品的意图的。《怀旧》描写的是由“长毛且至”的谣传在乡间引起的一场风波。这场风波又引 发了当地的老人们对于四十年前真的“长毛”时代的回忆。按照小说提供的时间线索，王翁遇长毛 “时正三十岁”，现“已越七十”，“距四十余年矣”，可以推算出它写的是距离太平军到来的时 代四十多年的事情。我们知道，金田起义是在１８５１年，即便从太平军攻占杭州一带的１８６１ 年算起，也仅仅能推算出作品反映的是１９００年左右的情况。可见，作品本身就已显示了它不可 能在这一时间背景上反映辛亥革命，或是总结辛亥革命的教训了。另一个有力的证明，是１９３４ 年５月６日鲁迅给杨霁云的信中对《怀旧》的回忆。他已忘却了小说的题目、笔名和发表刊物，但 对它的创作时间却估摸出“恐怕还是革命之前”。正是这一错记，对我们认识这部小说的内容显得 非常关键。如果《怀旧》是他反映辛亥革命的现实并要总结革命教训的作品，那么他是不可能把写 作时间记错的。更何况鲁迅同时清晰地肯定小说“是讲私塾里的事情”，从内容上也排除了与辛亥 革命有直接关系的可能。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当时绍兴风雨飘摇的现实环境对鲁迅构 思何墟与芜市间一场闹剧所起的激发作用（如他在《随感录·五十六来了》一文中提到过相似的情 况），但基本能否定小说的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这一看法。辨明这一点，对于理解《怀旧》非常重 要。再联系小说中隐藏于人物语言中的含糊的时间线索与假定性很强的地点与人物的设置，我们也 许可以大胆推论：鲁迅对小说的具体背景作了有意的模糊，以显示他的目光所在并非某一场具体的 革命或动乱，而是更具普遍意义的无数次降临于中国人生活的外力威胁。这样的理解或许能使我们 跳出影射、联系某一特定时期的现实的固定批评模式，以更开阔的眼光去追寻《怀旧》更深层的意 蕴。２关于小说背景的揣测，决定了对小说叙述内容的判定。周作人在１９３６年说小说写的是“ 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５０年代更进一步说成“革命的前夜谣传革命党将要进城”。新时 期许多论者都认可了这一说法，连在小说反映的时代问题上措词谨慎的王瑶先生也说小说是写“因 有身份不明的革命军要来而引起的波动”。那么，《怀旧》是否反映了百姓的对于某种“革命军” 到来的态度呢？我们觉得也不尽然。首先，小说本身阐明了谣言的根源是“实不过难民数十人，过 何墟耳。”谣言初起，小说也点明了那并非真的“长毛”，而是因为金耀宗“不论山贼海盗白帽赤 军，皆谓之长毛”才这样称呼的。鲁迅并没有肯定他们，更没有说他们是“革命军”。他在小说中 对此着墨甚为吝惜，似乎是有意模糊了他们的真实身份，只把它作为一种将要降临的暴力的代表， 以便使之更具普遍的意义。至于真的“长毛”─一太平军呢？鲁迅在《怀旧》中借怀旧者的恐怖口 吻突出了为农民起义军的根本弱点决定了的他们的盲动和掠夺给百性带来的伤害，也只是把它当作 一种暴力对待。这种态度与他在“五四”前后对义和团、刘邦、项羽等的论述是一致的（见杂文集 《热风》、《坟》等）。他分析他们对于压迫者仅仅是想“取而代之”，要达到的只是“纯粹兽性 方面的欲望满足”，他们所带来的是烧杀，抢劫、掳掠。鲁迅把中国人所受的这种种暴力概括为“ 刀与火”，“‘来了’便是它的总名”，好看一些的谥法便是“圣武”。不仅对于长毛，即便是对 辛亥革命中的动荡，鲁迅也注意到了老百姓只是把它视作暴力将临，对其充满了恐怖──民国成立 的时候，我住在一个小县城里，早已挂过白旗。有一日，忽然见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 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问他们什么事．他们答道，“他们说要来了。”在《热风·随感录五十六 来了》中所实写的这种极度的恐慌，是百姓对付任何一次运动、革命以及外侵、内战的共同态度。 他们并不顾及来的是什么，为何而来，只是疲于逃命。鲁迅所看重的也正是百姓的这种行动中所积 淀的文化与心理内涵。在稍先于这些杂文所创作的《怀旧》中他也是如此。来的既不是“长毛”． 更非革命军，它们并非作品的着眼点所在。鲁迅的用意，是通过这一场混乱所铺展开的芜市人的生 活画面，勾勒出暴力迫近的国民生存状态，总括出中国旧式生存模式的特点，对体现在旧时生活中 的稳定而持久的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有力的嘲讽和不露声色的批判。何墟与芜市作为典型的传统生 存环境─—农村社会的缩影，呈现出封闭、停滞、老化和自足的特点。芜市的生活，在谣言兴起前 俨然一片安逸与宁静──夏日炎炎，青桐实如繁星，儿童戏耍击桐子，老人纳凉叙旧，秃先生教“ 予”属对。待到谣言一出，它便演示了张惶与恐惧，成了动荡不安的闹剧舞台：“予窥道上，人多 于蚁阵，而人人悉函俱意，惘然而行”，“中多何墟人，来奔芜市；而芜市居民，则争走何墟”； 在秃先生金耀宗王翁李媪等芜市经验与知识的代表者的叙谈中，一面计划着曲意奉迎又为不窘于官 军而留有后路，一面又以怀旧中得到谈资和侥幸的希望，并准备着逃跑、顺从、打宝，需要直面的 生命危机在这里又得到了特有的排解。当这个生存环境的病状渐渐地被披离出来的时候，谣言突然 被攻破，芜市也在秃先生的大笑与众人的助笑声中以惊人的速度归于宁静与安逸，众人“一哄而散 ，耀宗亦自归，桐下顿寂”，老人们仍在纳凉中说着不是故事的故事，秃先生依旧趾高气扬地对孩 童发号施令，小说在一老一少的梦话中结束。芜市在终极意义上处于一种静态的生存状态，表现在 以传统的逆来顺受、盲目乐观和苟安化解一切“动”的因素，所以尽管动乱和灾祸时时发生，生存 环境始终处于处变不惊的超稳定的常态。鲁迅说，“中国是变化繁多的地方，但令人并不觉得怎样 变化。”“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这种生 存状况在具体历史形态中演绎为两种类型，即所谓“治世”和“乱世”。《怀旧》即是由超常的静 一动一静的运动模式变态而来的一场条件反射式的闹剧。芥微小民在传说的“乱世”迫近时那种惊 惶和怀旧，以及复归“治世”后安于命运毫不抗争的麻木堕落的活法，显示出他们所遵奉的这两种 生存模式的趋同性：不思变革，只求变通；不以主体的人的精神去抗争，只以屈从外力的被动地位 去适应。鲁迅后来曾就这样的生存状态总结道，“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 过是奴隶，到现在还是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中国的百姓是中立的，战时 连自己也不知道属于那一面，但又属于无论那一面，强盗来了，就属于官，当然该被杀掠；官兵既 到，该是自家人了罢，但仍然要被杀掠，仿佛又属于强盗似的。这时候，百姓就希望有一个一定的 主子，拿他们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们去做牛马，情愿自己寻草吃，只求他决定他们怎样跑 。”何墟与芜市在如临大敌与虚惊一场之后的两种生存状况，是同一质的生活的两种行生状态，用 鲁迅在杂文中的表述，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传统的“长毛 ”来了，于是被杀、乞怜、贿赂、逃跑，毫不抗争，只有认命；“长毛”败走了，于是追击、打宝 、发财、苟安，再做皇帝的顺民。我们认为《怀旧》的视野，决不止于写某一次革命与百姓的隔膜 ，或者揭示一种潜隐的背景力量是革命军还是“长毛’”，它是借一场闹剧实现了对传统生存模式的批判，在小说里第一次把关注的目光转向传统文化的主要弊端，它归总出了千百年如一日的从无奈到无为最后堕落为无能的生活方式，其否定的指向不仅有扼杀人性的制度与历史，也有造就与附和这种制度与历史的人的病态。３《怀旧》写什么人？一些论者往往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将作品的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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