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如含食橄榄的乡土戏──王志梧戏剧创作风格初探艾平王志梧创作的剧作,是道地的乡土戏剧,其 题材来自桂北山村,其剧种是流传桂北受到观众喜爱的彩调,其人物是生活在山村(包括苗乡瑶寨 )的大娘大爷大婶和他们的孩子,其语言是方言俗语颇重,乡土气息扑脸。从他的戏剧剧作集《山 风集》,我们完全看得出这位戏剧家是在桂北山区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有着肩负乡亲们的寄托,为 农民写戏的心志。他曾说过:“我永远忘不了,在桂北苗乡生活的那些岁月,农民打着火把,从十 几里、几十里处赶到乡里看戏的情景。”有感于事,必然有悟于心。由看到农民看戏自然转化到为 农民写戏上来,这恐怕就是王志梧戏剧创作的力源。他的戏剧创作风格就是从这里开始,并不断地 在创作实践中积累而成。那么,王志梧戏剧创作的风格表现在哪些方面呢?这里略述乡土或国的审 美特征乡上戏剧固然是一种题材范畴,但它首先是一种美学范畴。生活,是戏剧艺术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源泉,但现实生活必须通过艺术的反映、升华,才能成为人们的审美对象。这就告诉我们 ,王志梧乡土戏剧风格也正是在取材于现实生活,又从审美的高度去反映现实生活中而获得的。风 格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风格的土壤,剧作家把生活中固有的美质带给艺术剧作,这就为创作风 格奠定了基调。而剧作家又恰恰最大限度与这种基调相契合、相协调,这就开创出具有独特的美学 品位的艺术风格。王志梧笔下的生活,全部是桂北山区新时代的乡土生活(极个别例外),、毫无 过去乡土戏剧那种灰色、暗淡和忧郁,而呈现生活的变革所带来的明朗、欢快的喜剧色彩,不论是 赞扬山乡青年石岩、杨汉斯、秀莲等集资建电站,偏偏遇上了一毛不拔的抠婶所引发的啼笑皆俱的 《山风》,还是农村改革中弃土经商带来的贫富变婚,使吴财来、金秀兰双双上吊求死不能而复生 的悲喜交加的《双上吊》,不论揭示送礼之风盛行,造成“红包”中装欠条的《人情债》,还是嘲 讽岳老五为赚钱把良蛋当鲜蛋卖、害人反害己的(老五卖蛋》,不论在苗家妹仔达梅的爱情中,考 验了阿泉和周家斌的真情与假意,同时也显露了苗家女情爱纯正的《蜂花。③,还是瑶家人以待客 热情、真诚而感动、改变了药材商贩压价收购作为的《茶醉瑶乡》…··似都是在桂北山区这个特 定区域构建着浓郁的乡土生活氛围,让那别具民族地方风采的山I!I景物、风土人情和社会风尚 ,成为塑造人物、演进故事啊必不可缺少的因素,使剧作中艺术化了的生活比原生活质更加丰富多 彩,使人物比现实生活中的人更加千姿百态。能够做到如此程度,显然是王志梧多年的生活积累所 致,决非单靠一人一事、一草一木而急就章所能达到的o’说王志梧的剧作,是新时代的乡上戏剧 ,是具有审美特征的乡土戏剧,还可以从这样两个方面去审视:一是正确地表现了时代的主题,通 过桂北山乡活生生的人生原滋原味地透露出山乡面貌的变化。如《山风》把石岩等办电站的挚着, 放在担婶无处不抠的转变中展现;《蜂花情》把达梅发挥自己织苗锦之长办起了“仙姑寨苗铝厂” 的精神,放置在战胜爱情的干扰与风湿腿病的困难环境中弘扬;《茶醉瑶乡》把瑶家种植天麻的丰 收,注入药材商贩由压价到抬价的态度变化之中I(石坪趣事》把杨汉斯与石组自觉地晚婚优生的 先进意识,在抠婶抱孙子心切的一错再错的可笑行为中实现……这些在现实生活“真”的基础上升 华而得的形与神、情与理,正是新时期改革开放意识在农村山乡的生动映照。。二是塑造了鲜明的 人物形象,赋予了山乡农民觉醒并站立起来的性格。戏剧艺术的真正主题是人,而不是事与物。王 志梧的乡土戏剧写出人与时代新的情结,写出了超越题材本身人的心灵变化的意蕴。如:《双上吊 》只写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物:吴财来因经营小本生意亏了本而被相好赶出门,走投无路想吊死在大 樟树上;金秀兰因丈夫办厂赚大钱心变,以二万元赔偿费逼她离婚,一时恨心难解,也要吊死在大 樟树上。穷迫人死、富逼人亡,他俩死因相反而心思相近,都想死而又都有着一颗不可磨灭的生命 意识之心,或盼望各自对方回心转意,或自寻生活出路。正由于这种生命意识的指使,俩人才能相 互劝解,俩人才能商定合伙办猪场、酒厂,俩人最终才能走上“合二而一”的生活。这个戏人物角 色虽少,却蕴含着一定的社会内容,在社会存在与生命存在的尖锐矛盾中,折射出了新时代人的面 影,从中也引发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富于教育意义的启示。化雅为俗的艺术风格人们都会认为,王 志梧的剧作是雅俗共俱的。这可能多是从外在的因素来判断,如其剧作的体貌是审美化为生活形态 ,随着生活的流移轨迹所写的乡土生活无巨无纲,最大程度地符合桂北乡土原生状态,处处显现着 世俗化的本色;由声光色影所形成的剧作艺术氛围而趋于拙朴醇浓.声是原声,色是原色,饱含着 浓郁的地域色调和乡土人物固有的俚俗特征;戏剧语言也多为口语化,与乡土生活接棉合拍的。显 然,这些俗的方面是任何人易于捕捉到的。问题是,王志语剧作中的“雅”究竟表现在哪里?我认 为,如果说乡土的“俗”,是王志梧剧作外在表现的话,那么,王志括剧作的“雅”。则应看作是 隐藏在乡土“俗”中的一种高雅的底蕴。因为,我体验到。在剧场看王志梧的戏,往往是场内得到 的是情趣、乐趣,而戏味、戏意则多为看戏之后的思考中获得;而把王梧志的戏当作作品来读时, 初读觉得土俗,再读觉得有味,三读就感其高雅的社会意义颇深,人之愈深,愈为这种俗中之雅而 叫绝。所以说,这种俗中之雅,恰是王志梧戏剧风格的深层特征。这一特征,是与剧作家深刻的审 美识度分不开的,如若没有对生活审视的深刻认识,是难以在“俗”中闪烁着理性的光芒,难以使 生动形象和情理得到统一。应该说,这是剧作家一种化俗为雅的硬功夫。为什么有些戏剧剧本,或 追求俗而成为俗不可耐,或追求雅而雅到概念化的理性宣传,俗与雅总不能和谐统一为一体?其根 本原因就在于缺乏从普遍存在的俗生活中发现生活底蕴的雅的功夫。我们看到,王志梧g为剧作多 是运用亦俗亦雅,非俗非雅,雅中含俗,俗中含雅的手段,使剧的内容到形式即具有庸凡俚俗之“ 象”,更不失标高雅深之“意”,进而达到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如,演了近千场的《五子图》, 从题材上是揭示农村传统的“养子防老”的观念变成了现实中“子不养老”的一种奇异社会现象, 许凤山虽年已七十,却被两个亲生之子视为眼中钉,除夕之夜被拒之门外,团年之时手持打狗棍空 腹乞讨于街头。如果说许凤山乞讨唯命的情景,实为感人耳目之俗的话,那么,双亲早丧的钟孝、 钟诚兄弟收养了许凤山,并认伯为父,共庆父子团聚之喜,则以新的鲜明色彩解释了“养子防老” 的俗观念,强化了俗的浓度,提高了雅的意境。然而,戏并不就此告结,剧作家又让两对“亲”与 “非亲”儿子因争财物到县衙打官司,又掀起新的世俗生活之波,把一“养子防老”的传统观念延 伸到公堂去裁断是非。而在公堂上恰又逢被许凤山当年曾救过一命的徐怀冰驾到,这位徐老爷同样 拜许凤山为再生父母,这样就使戏的深刻思想内涵深化到无以复加的高度一至此把剧作家对生活的 独特认识和评价完全融化到归活象之中去了令而“子要养老”件老敬老”作为社会公德便形象地铭 刻在观众脑海之中。一、,,”王志梧的其它剧作也是如此,都是在俗的外在表现之中蕴含着高雅 的内涵,让你在欢快或幽默的笑趣中,如同含食橄褴一样去品赏其多滋多味。如.4#t#寨》以 苗家村寨春耕扦秧的背景,把坡浓在关键时利用他人之难捞钱的可笑又可耻行为的—二展示,并与 其弟波黎无私相助以解他人之急的作为相照,明确地告诉了人们发家致富不能忘记与乡亲们共同富 裕的道珍;而《人情债》则是在一份份请贴、一阵阵吃酒的欢乐声中。透视着礼钱难付的内心苦衷 ,在苦无对策中逼出了“红包”装欠条的荒诞之计,从而揭开了人情中危害的一面。由此可见,王 志梧剧作之俗,并非粗鲁浅陋之俗,而是乡土生活新鲜气息的俗美,其雅也并非文质彬彬、典重雅 丽之雅,而是“象”之意,象外之意,是人生引发出来的情与理。他的俗与雅的交织融合,正如宋 陆辅之《词旨》中所说,是“近雅又不远俗”,是“别具一番的雅韵”,或者如明祁彪佳《远山堂 剧品》中所论,是“以俗境而独入雅道,盖如韵胜于辞耳。”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流王志梧剧作的 雅与俗始终处于转化之中,是雅可以转为俗,俗又可以变为雅,二者相互构成了复合性的艺术美, 这就是王志梧所追求的戏剧艺术造诣。独具特色的戏剧语言如果说,创作风格是艺术优劣的第一标 志的话,那么,语言就是构成剧作家艺术风格的最重要的手段。古从日:信为心声。”语言是思想 的直接现实,是社会生活的产物,因而语言便成为剧作家将审美的生活形态转化为物化形态的中介 。王志格是用什么在剧作中显示桂北山乡的特色?当然是语言。他的语言既来自生活的土壤,也来 自剧作家对乡土语言的提炼与加工,因而有着较强烈的时代性和乡土气息,而且伺样体现着雅俗和 谐一致的语言风范,就其特色来看,主要是洒脱奔放,通俗幽默,妙趣横生,生动形象,俗语运用 灵活,哲理意味较强。在《蜂花情》中,苗家姑娘们议论养蜂人阿沙“样子象庙里的金刚菩萨”, 可阿泉却反驳说:“人不可貌相。我阿沙哥除了生娃息,他哪样都会”,一句风趣话,道出了阿沙 勤劳能干,聪明有技术的本色;而媒婆花嘴婶看到阿泉给姑娘们蜂蜜吃,她也要吃,说是“见者有 份”,这时姑娘们不说不给,而是说:“花嘴婶,你成天说媒,嘴巴够甜的了,还要吃蜂蜜呀!” 这比兴的语句,既表达了讨厌花嘴婶的情绪,又不伤人的揭出了他人的缺陷;杨癫子是个好吃懒做 又好与女人挑逗的人,一次他看见阿沙到细梅家,他趁机耍贫嘴说“养蜂人到人家屋里采花来了” ,而细梅不恼不怒,只回了一句“杨癫于,你今早没有嗽口?”这非实指的一句话,却明确地批评了杨心邪话脏的作为;阿泉以黄极牛打架,他双手一撑便解了围来自夸,这显然是吹牛皮,令人难以相信,可细梅却不反驳、不揭露,反而顺着阿泉寺说阿泉不需要用手去分,只要用嘴一吹就行了。这简短的对话,虽没有什么特殊的“着色”,却风趣而又辛辣,把人的脸色、姿态、甚至心灵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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