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煌煌记方方──兼评《三年游击战争》潘亚暾方方同志的遗作《三年游击战争》是中国伟大革命 的珍贵史料，也是香港文学史上一座丰碑。历来的战争总是将士拼命而文人事后在枪炮射程以外的 安全地点把它用文字制作成为战史的。战者不记，记的不战，所以叫人没法全信，总要疑心书生添 油加醋，或掩盖了什么不体面的事。这是战史和普通历史文学资料的天生缺陷。只有少数的战争参 加者偶然又当上了战争的记录者，既险又忙地双肩挑，可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了。方方同志就是 这种担当大任的革命英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年游击战争》所记录的艰苦卓绝的革命业绩， 都是激动人心的。作为“将士自战自记”的史料，这份记录当然可以独立成书，列入革命史册，教 育一代代青年培养其高尚的革命情操，防止后代堕落成为“见钱便死捞”的庸人。中共广东省委批 准出版了《方方文集》（收载有《三年游击战争》），我认为是极有远见卓识的。同时这也是对革 命领导人兼作家诗人方方同志之最公正的纪念──煌煌青史记方方。回忆当年我在香港读完了方方 以笔名“野草”撰写的革命回忆录《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前身怎样艰苦奋斗史》（第一次在《 正报》“特约连载”），我年轻的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当年我们百多位大学生躲在沙田曾家大屋 参加马列主义学习，《三年游击战争》便是其中必读之书，大家热烈讨论，深受感动，个个先后返 回内地参加革命和建设，可见此书之影响力和艺术感染力了。我回内地学习和工作，仍然念念不忘 ，正是在方方向志领导下参加土地改革和市政府建设工作。７０年代末终于决心留在广州研究香港 文学（我认为香港文学根在内地），随后又加入香港作家联会，为省港两地交流作点贡献。我毕生 的事业路向恐怕就跟上述的经历有点关系。尽管年龄增长使人越来越少激动，但我在１９７８年从 《红旗飘飘》第１８期上，１９９３年从《方方文集》上，再次再三地重温《三年游击战争》以及 郭沫若为它所作的“序言”，每次都有温故而知新的感觉，部有“又受一次鞭策”的感慨，将心比 心，我想别的读者必定也会从方方的这份信史实录中得到教益，更不用说整部《方方文集》（５０ 多万字）的革命文献价值了。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最简明扼要地给《三年游击战争》做了马克思主 义的评价，也是对方方全部述作的科学鉴定。郭沫若认为：像方方这样“以历史创造者而兼历史纪 录者，这是很少有的事，因此也就是弥足珍贵的事。”郭沫若还认为：“三年游击战争和两万五千 里长征同样的辉煌昭亮，其丰功伟绩都是不可磨泯的。经过三年游击战争的兄弟们成长为后来的新 四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兄弟们成长为八路军，二者便是今天的人民解放军的骨干。”──从 郭氏的精明判断中，读者自不难评价作为当年游击战争领导人之一的方方同志的个人贡献了。方方 向志有幸生于革命的年代，革命淬炼了他，使他成为一名谦逊的英雄。方方同志又不幸活到了浩劫 的岁月，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革掉了方方的老命──那是敌人炮火打不死的最顽强的铮铮铁汉的生 命。千言万语，谁也说不尽中国封建余毒有多么根深蒂固。局部溃疡可以恶化成通体糜烂。浩劫以 来，谁能御之？佛家以千年为一劫，我们中华封建浩劫的频率就高得多了。所以“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的古代史家多被飞劫伤生，司马迁、班固、范晔……哪个识时务躲得开？现代学者认为 “读史使人明智”，偏偏治史的吴晗、翦伯赞被史迷心窍，惹祸上身。如今浩动的尘埃落定，人们 欣逢改革开放盛世，确似换了新天。不必以往事伤心了，向前看吧。我读《方方文集》，真是感慨 万千。为什么真诚为革命的英雄却被空喊革命的人害死了！《方方文集》所显示的方方人品之高尚 ，他对革命之坚贞，他对同志之热情，的确令人感念不已。薄一波同志是当年中央派来广东了解“ 地方主义”实际情况的工作组领导人。他回京汇报时说了有利叶剑英和方方的话。《方方文集》有 一篇薄一波同志的充满老同志求实风范的《序言》，这是对方方同志最高的肯定。方方同志是中国 革命的先贤。《方方文集》是中国革命青年必读的“教科书”，是中国老人重温革命历史的珍贵资 料，也是我党自身建设的好教材。《三年游击战争》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史料，也是香港文学史上的 一座丰碑。从《方方文集》所收篇目看，以方方、星星、野草等笔名发表于香港《正报》、《群众 》和《华商报》上的文章占全书一半以上；从发表时间看正好三年（即１９４６．６．２９──１ ９４９．７．１），这些文章大都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具有指导性和文献性的而非义学 性的，然而这些富有文彩的政论文章无疑地给香港文坛以方向性、路线性的指导，也就是说香港第 二次文化高潮（第一次文化高潮是在１９３１—１９４１年间）是在方方同志正确领导下（解放战 争时期，他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书记）掀起的。在他的著作中以《献给人民团体》和《三年游击战 争》最具影响力，尤以后者在香港知识界影响更为深远，称之为香港文学发展历程中一个里程碑应 不为过。从１９４６年夏开始，由于内战烽烟燃起，国民党当局加紧镇压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左翼 作家再度（３０年代未为第一次）大批南来香港。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首先是捍 卫民主自由的战士，然后才是作家学者。在以方方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后称华南分局） 的正确领导下，香港文艺工作者致力于文教事业，创办报刊杂志，兴办学校出版社，组织文社、读 书会、训练班，开展各种文艺活动，吸引了大批青年。这批青年中后来有２００人投身于香港文艺 事业，成为作家、艺术家，又有４００名青年响应祖国号召，于新中国成立之际回到内地参加革命 和建设。南来作家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下，在积极培养香港文艺人才，推动香港文学事业方 面功不可没。战后香港新文学事业，在以方方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香港分局领导下和大批南来作家 的推动下，显得生气勃勃，进步的报刊杂志大量涌现，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了市井流行的才子佳 人之类爱情八股和色情读物以及黑幕神魔的文化垃圾，给香港文坛带来清新的空气，为读者提供了 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培养了一批新人，为香港本地作家队伍输入了新的血液。战后香港文学的主 流是控诉法西斯专制对民主的压制，揭露国统区的黑暗腐败，讴歌人民大众的反独裁、反压迫、反 饥饿斗争。香港文坛兴起的方言运动，使香港文学在大众化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并结出了可喜的 第一批果实，许多作品在形式体裁、写作技巧、语言运用诸方面，都令人耳目为之一新。香港战后 文坛上最活跃的作家群也是华南作家，他们是黄谷柳、华嘉、陈残云、李育中、芦荻、黄宁婴、秦 牧、黄秋耘、鸥外鸥、杜埃、林林、黄庆云、周钢鸣、司马文森、聂绀弩、林焕平、胡明树、秦似 、易巩、于逢、韩北屏、楼栖，等等数以百计。还由于南来作家的垦荒、耕耘、播种、培育，为香 港本地作家的成长壮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外部条件，使新文学在香港文坛站稳了脚跟，本地作家 （如侣伦、舒巷城、夏易等）开始成熟了，考察５０年代以来的香港文学，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香港新文学之所以长足发展，高潮再起，这一功绩与方方同志的正确领导是分不开的。因为方方 同志不仅是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位出色的作家兼诗人。作家靠作品说话。我之所以特别推崇《 三年游击战争》，这是由于它不仅在《正报》上连载，还以方方的名字印发单行本，流传颇广，深 受好评，给当年香港文学界乃至文化界和广大读者以思想武器。在那黎明前的黑暗中激扬起爱国者 的革命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以文艺为武器把革命进行到底，为香港新文学指明 了正确方向，也为香港纪实文学填补了空白，树立了榜样。众所周知，香港文坛极为复杂，其文学 作品斑驳陆离，纪实文学包括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口述实录文学、纪实小说等多种样式，向称弱 项，而《三年游击战争》堪称力作，方方以战争见证人的身份，实录时代风云，描绘艰难历程，歌 颂献身精神，揭示叛徒嘴脸，爱憎分明而强烈，史料翔实，褒贬得当，如实写来，简约明快，富有 时代精神和地方色彩，具有社会性、实录性和可读性。如此生动、形象、具体感人的纪实文学作品 在香港文学史上实属罕见，它给当时人和后来者以哲思、情趣的启迪和熏陶，战斗的鼓舞和审美的 享受。例如５０年代风行（１４版）一时的廖一原思想小说便是深受方方的影响而写出的，再如侣 伦的《穷巷》、夏易的《青春日记》、李辉英和舒巷城的某些短篇等也是如此。这种纪实文学，由 于种种原因，５０年代以来在香港文学发展进程中仍不多见。《三年游击战争》在结构上，按时间 顺序记述从１９３５—３７三年的游击战争，共分１６大段和“后记”，段落分明、清晰，标题简 洁醒目，使人一目了然，一口气读下去，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意义、作用，娓娓道来，擅长 第一人称，亲切感人。文章第一部分“到敌人后方去”，开宗明义，引人注目。开篇写道：一早起 来，王思源已经上好了马鞍。我盥洗，早餐后，便和他向着瑞金前进。四月的天气，不寒不燥，又 因下了几天雨，空气很清新。农民响应苏维埃中央政府号召，增加生产，所种的麦子，饱含露水， 掩映着可爱的黄金色。河边桃花已经凋残，吐着嫩绿的新叶。山上杜鹃花一片血红，时时飘来“红 军顶呱呱”的鹧鸪鸟声。这个和平优美的景象，把战争的气氛冲淡了。我索性把马缰绳放在鞍上， 让马儿缓缓地走。寥寥几笔，把“我”和王思源“到敌人后方去”的心情逼真地描绘出来，是那么 轻松、悠闲，给人感到红军将领的革命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是那么的高扬。而这正是通过对自 然景观的如实描绘来抒发作者的心情，透过时代气息和环境氛围来展示一个革命者的广阔的胸襟的 。那诗情画意的大手笔，给人以文字美：自然、朴素、清新、流畅。那黄金色的麦子，嫩绿的新叶和“红军顶呱呱”的鹧鸪鸟声给人以美好的憧憬和必胜的信心。这绘声绘色的描叙，完全符合四月天气的景色，没有夸饰，更非做作和虚幻，故能增添文章的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这类描叙于文中俯拾皆是，使思想性、文学性、纪实性和可读性浑然一体，感人至深。总之，方方的《三年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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