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笔者用作题目的这句话，出自王弼《周易注》。它之所以被引在这里，是因为前此《先秦大文学史 》而问世的《大文学史观丛书总序》中就引用过它，而笔者认为，从“大文学史观”的拟议到这第 一部大文学史著作的出现，其间是有某种联系的，至少，也应该看到，这部大文学史的问世，乃是 当代学人每有志于视野拓展的实践成果。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即便是仅仅从其具体体 现文学史观之“大通”式拓展的角度出发，这部文学史著作也是值得向学界推荐的。本书编著者在 导论中明确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秦文学史的研究，实为一种文学的文化研究”，亦即“对 具有突出文化特征的先秦文学进行文化发生研究，或文学的文化综合动态关系研究。”不过，切不 可因此便以为这只是个视角更新的问题，实际上，准确地讲，本书作者开宗明义而想说明的是，对 于以文、史、哲浑融一体的特殊形态蓄积久远广博之文化内蕴的先秦文学来说，最切合于对象本体 的方法，恰恰是非“纯文学”的文化的综合研究方法。先秦文学的非“纯文学”性，是众所周知的 ，并因此而增加了研究的难度。亦唯其如此，秉持文学的文化研究之宗旨的编著者，使木能不具有 一种直面难题的学术勇气。而我们颇觉欣慰地看到，在一些研究难题的探询上，《先秦大文学史》 的作者确乎显出了相当的学术功力和应有的学术努力。本书作者明确意识到，作为先秦理性文化之 集中表现的哲学，实际上就是诗意化了的。既然如此，儒、道之先哲如孔、老者，便理当不失诗人 之气韵。老子且不说，其妙亡五千本就是如诗之韵语。至于孔子，其“吾与点也”之志，实乃后世 上林清流所企慕之人格境界与艺术境界的交融，而作者更能发现孔子歌吟中对现实人生问题的热切 关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博大深沉的忧患意识，从而使其诗化理性的总体判断落实到具体典范的分析 身上了。笔者时常想，中国传统士人所具有的源远流长且根深蒂固的“土不遇”心理，曾生动地表 现为异代同吟《行路难》，而《孔丛子·记问晰载夫子所作之《丘陵歌》，伯算得上是最早的一首 了吧卜仁道在迄，求之若远”，“权棘充路，涉之无缘”，谁说孔夫子只是一位耽于伦理理想而不 涉世务的道德独断主义者！要之，在诸如此类的地方，《先秦大文学史》的编著者们，确乎把住了 先秦文学之文化特征的敏感神经，而其描述与说解亦缘此而能有小中见大之好。同样，作者关于“ 史学文学化”的判断也与其史官文化与史传文学的透视相统一，并且指出，先秦史传文学的功能， 基本上可以弥补中国当时没有规模宏大的史诗及悲喜剧的缺陷，从反映社会生活的角度看，史传文 学堪称中国“无韵的史诗”、“历史形式的戏剧”，足可与希腊史诗、悲喜剧相媲美。应该说，如 此论断，是颇有学术进力的。近年来，学界已有不少人注意到，中国民族的文化性格中，实涵有一 种较西方民族远为“早熟”的叙事智慧，只不过，由于人们长期困于西方叙事艺术的既定模式，放 对其视而不见就是了。如今，《先秦大文学史》的作者应和了这种学界探询的新认识，从而就说明 ，在一定程度上，其学术思考是在时代前沿的。在先秦文学的研究中，以荆楚文化为背景的楚辞研 究，历来以其瑰奇迷幻而受人青睐。本书作者虽然未必能像当代有些楚辞文化专家那样给人以视野 浩瀚而思理精微之感，但其考证说解，亦时见精采，颇能益人神智。如在其《模糊的临界现象及难 窥底蕴的象征意义》一节中，作者指证《九歌》在艺术上表现为模糊的临界现象，它是宗教（神话 ）与文学（诗歌）的结合，是神性因素与人性因素的混同，是民族群体精神与时代个体意识的杂揉 ，在祭歌与抒情诗的关系上，它介于是与不是之间，而在诗的象征意义上，它亦居于有与无之间。 如此说解，确显得别有慧心。由此慧心一点悟人，自然直其有理论批评意识上的新创，进而也就能 为文学史的描述提供一种颇具新意的范式。当作者对屈原作品进行艺术型类之分析时，便以《九歌 》为浪漫超实型，以《九章》为写实型，而以《离骚》为综合型。这种看来并不怎么新警的型类分 解，却有着一定的学术意义。长期以来，北方务实而质重，南方尚虚而轻统，北人亲写实，南人善 想象，几成古今之共识。而今看来，这显然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尽管本书有关型类分析的内容尚觉 单薄，且有关艺术型类的理论阐释亦不通透，但毕竟已接近了那本来复杂迷离的对象本体。又如其 对宋玉其人及其作品的考辨，作者采彭德《宋玉考》以宋玉为宋王假太子宗元王之说，并依此展开 对宋玉作品的新解析，显得新警而有说服力。其论断容似奇崛，而推阐并非无据，倘缘此而可使历 史真相得以被揭示，则实有推动学术发展之功。如是者尚有，不必—一罗缕。而在楚辞之有关说解 中，笔者想特别提到的，是对《天问》的说解。作者在本节之结语中，引王国维《人间词话》评辛 稼轩《木兰花慢》词之“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而以 为“词人想象，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然后指出：“‘这种与科学家密 合’的神悟，才是《天问》的神髓与真传！”在具体说解中，作者将《天问》的整体次序与《庄子 ·天下》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今之全”者联系起来，从而证明，屈原这一富于科 学美的探询之作，是折射出了时代论辩思维的总体规则的。笔者值此而感到，由于作者对此艺术想 象与科学探询之复合体的关注方式，也分明是复合性的，所以，便具体而微地体现出了“大文学史 ”之所以为“大”的特质。唯其为“大”，故不仅涵纳科学探询于文学解说之中，而且涵纳哲学思 辩于其中。在说解《九歌》而进行“诸神寻踪与文化探索”之际，关于“东皇太一”的考证，实际 上也正是关于道家哲学的分析，比如，作者提出八九歌》中之“太一”，即道家哲学之所谓“道” 的别名，“先秦道家哲学本逸出于古宗教”，假若说老子哲学中的“大”（太）和“－”，作为“ 道”之别名，乃是古宗教之“太一”神的哲学化，那么，“太一”的原始原目便是“太乙”，而由 于“太乙”原与女性崇拜文化有关，故老子论说中才有“可以为天下母”“玄叱之门，是谓天地根 ”的观念。凡此，作为一种参照学界成果而自持一见的解说，确展示了本书作者探索荆楚文化与楚 辞文学之丰富底蕴的意志，而如此意志的展开锅度，是不可谓不“大”的。然而，“大”却自有它 的难处。唯其欲为“大”，也就难免于欲“大”不能的缺憾。首先，“大”者必须‘吹通”，否则 ，有关各层面、各方面之间的联系，就不是有机统一的。所谓“大通”，按理是指那种建构在通晓 先秦典籍且能以整合思维指导全局的学术通识。这，又谈何容易！诚然，作为第一部《先秦大文学 史》，人们大可不必苛求于它。不过，通读全书，尽管时有精采处令人感觉到那通识眼光的存在， 却又总觉得缺少一种足以统摄全书的通识性的理论命脉，也就是缺乏那种足以解释全书各方面各层 面内容的由哲学观、历史观与文学观整合而成且自成一家的思维模式——一种与自己所提出的“大 ’：课题相符称的富于学术个性的思维方法和核心命题。亦唯其如此，在总体上，这部《先秦大文 学史》显得缺少自身所应有的系统的展开逻辑和鲜明的提挚纲领。换言之，本书之“大”，颇给人 以容量增“大”的感觉，恰恰缺乏那种整体理论提升的力度。其次，诚如本书作者在导论中所曾言 及者，“大文学史”之“大”体现于综合性研究，这就是说，它需要多种学术功力的综合。而实际 情况则是，我国学界早已是能考证者不遭论辩，尚思理者颇疏材料，大环境如此，小气候亦然，笔 者冒昧揣度，本书作者（实则是作者群）在操作之际，伯亦难免心长力短之慨吧！当然，不容否定 ，本书无论是在考索发陵还是在艺术解读方面，也不论是在逻辑推阐还是历史叙述方面，都有难能 可贵之成绩。但同时也不能不指出，诸如考辨不详明、论证不周密之处，亦所在多见。本来，关于 神话、《诗经》、楚辞以及先秦诸子等方面的研究，多年来已积累了颇为丰厚的成果，作为以“大 ”冠名的文学史综合研究，按说是应当而且可以广为参照而作一番类于学术史的清理总结工作的。 所谓“大通”而“大有”者，学术史之工夫当属题内应有之义。而现在，却每觉采撷有偏好而参照 系之建构未能多维化。不错，学术个性总是与偏好相联系的。不过，学术个性似乎更应该是以个性 化的创见来综合各家各派之说，在这里，采纳之广与独抒创见是辩证统一的。再次，则似乎只是一 个非学术性的组织工作上的问题，但其客观效果却也影响到了本书的水平。本书是一部集体编著的 作品，而所有参与人员的学术水平，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这样一来，便自然会有整体上的不 均衡，有时是精处展开不够，而有时是粗处敷衍有余，最终影响到本书的全局，比如在思路与风格 上也显得不很统一。一部书的客观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书评者也是读者）的接受心理 。具体讲，一部书的成败好坏，要取决于它所唤起的期望值和实际满足程度之间的比例关系，若前 者大于后者，则读者难免有失望，若后者大于前者，则读者自有意外之欣喜。于是，言归正传，由 于本书是第一部《先秦大文学史》，读者一见书名，其期望空间便膨胀起来，这样，要满足它已属 不易，何况还要超过呢！有鉴于此，在这篇浅尝漫品式文字的最后，笔者倒生出一番感慨：凡为丈 著书，宁肯小题大作，也不要大题小作；凡选择难题者，其自身亦必将被置于艰难境地；在学术分 工已然非常精细的今天．要超越时代的局限而跃迁于“大通”而“大有”的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 （并非完全不可能）。在发过这些感慨之后，再来说一句对《先秦大文学史》的概括性评价，笔者 想，大约只能是“正自不易，难能可贵”了。“不大通,何由得大有”──赵明主编《先秦大文学 史》评议@修明吉具体说解中，作者将《天问》的整体次序与《庄子·天下》所谓“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今之全”者联系起来，从而证明，屈原这一富于科学美的探询之作，是折射出了时代论辩思维的总体规则的。笔者值此而感到，由于作者对此艺术想象与科学探询之复合体的关注方式，也分明是复合性的，所以，便具体而微地体现出了“大文学史”之所以为“大”的特质。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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