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2年到1944年,由日本文学报国会炮制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共举办过三次。第一、 二次均在日本东京第三次在中国南京。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沦陷区文学实施思想控制和文化殖民化的主要措施。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文艺团体很多,如国民歌人会、长崎歌人联盟、日本诗人会、日本诗协 会、日本诗人协会、日本青年诗人联盟、日本俳句作家协会,日本俳人协会、女流文学者会、农民 文学恳谈会、文学建设社、九洲文学社、日本文学者会、日本文艺中央会、蟊本芝会、作家俱乐部 等130多个团体。在19d1年12月9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文艺部门也像日本整个社会一样 ,迅速纳入法西斯军事一体化的轨道。在日本内阁情报局和大政翼赞会文化部的操纵下,日本解散 了全国的各种文艺团体,于1942年5月26日成立了具有新闻法人地位的统一组织“日本文学 报国会”。该会成员达四千多人,几乎网罗了日本文艺界的所有人物,其中有一些人心甘情愿地为当局的政策效力,充当侵略战争的宣传员和吹鼓手,创作没有文学性的“国策”文学。.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驱逐英美,进一步侵略亚洲。他们称其为“大东亚战争”,以期 借此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最终达到统治整个亚洲,进而称霸世界的目的。与此相适应,日本御 用文人便抛出了为“大东亚共荣圈”思想服务的“大东亚文学”,其根本目的是要使亚洲各国各地 区的文学艺术纳入日本法西斯的宣传轨道,让文学担当起歌颂H本军国主义、美化法西斯战争,巩 固日本在亚洲的霸主地位、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任务。但实践结果证明,“大东亚文学”仅仅 是一个试图把日本占领区文学统一在日本军困主义旗帜下的宣传口号和组织方式,并没有形成一致 的文学纲领和创作主张,更没有产生出相应的文学作品。其主要活动只是三次导演了“大东亚文学 者大会”闹剧,无可争辩地证明了日本侵略者在野蛮军事占领的同时,曾竭力对沦陷区的文学进行 政治干预,而且也证明了企图迫使亚洲各地区人民与日本共存共荣、全都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炮灰的“东亚精神”的破产。具体策划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是日本文学报国会的理事菊池宽和常务理事久米正雄。早在1940 年8月,他们就开始筹纽中日作家协会。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江刻把范围扩屑到日本在亚洲 的所有占领区。经过较K时间的筹划,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于1942年儿月3日至10日在 日本东京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来自蒙古(3名)、满洲(7名)、中国沦陷区和日本(包括台湾 ,朝鲜等日本占领区)。关于中国代表的人选,日方本期望周作人、俞平伯、张资平、陶晶孙、叶 灵凤、高明等名人能够参加,但实际到会的都是一些不太知名的人物:华东的丁丁(丁雨林、丁嘉 树)、周毓英、龚持平,柳雨生(柳存仁)、周化人、潘序祖(予旦)、许锡庆以及日本顾问草野 心平,华北的钱稻孙、沈启无、尤炳圻、张我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顾问片冈铁兵。日本利用权威人物提高“大东亚文学”号召力的设想,一开始就未能如愿以偿。会前的宣传材料称:大会将讨论“四国文艺界为完成大东亚战争和创造具有东亚特点的文学艺术进行 合作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但会议的日程安排以及开会方式表明,日方完全以统治者自居,处处炫 示日本文化的优越,目语成了大会的唯一工作语言,日语发言一律不加翻译,而其它语言都要译成 日文。对此,台湾.朝鲜的代表持赞扬的态度。“同盟社”电讯称:“中国代表”也赞同“大东亚 精神,并且与日本方面有共同目标、共同路线,深信一致努力,当能使东亚精神臻于强化普及”(《申报》,1942年11月5日)。其实并不然。据尾崎秀树的《论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文艺》,29卷5期,1961年5月。均转弓f自E·Gunn的unwelcome muse)一文提供的材料,中国代表持保留的态度。钱稻孙在发言中说: 我们应该改变各自的立场并且努力寻求 一个共同的基础,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抱着这样一种情感来聚刍,印代们的国R应设法成为你们的国 民,你们的国民应设法成为我们的国民,并且在考虑t问题时连到这种境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会有真正的同情并因此而达到感情融洽吗?当前,这似乎是对某种优越感的一种强烈警告。但是如 果我们能怀着真切的同情的话,我相信这不会成为一个问题。此外,钱稻孙还提到,中国人的传统 理想四海一家与日本人的理想八绒一宇有许多共同之处。柳雨生也强调兼爱思想:“融合人民的感 情为一体是建立东亚精神的第一步。所有的亚洲人都应该热爱亚洲。因此,我们和其他作家都应该 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创造普遍的爱和温暖。爱自己的国家是第一步,爱邻国是第二步,对亚洲无 所不包的爱是第三步。维护与探求仁义之道是亚洲文化最崇高的目标。正是文学灌输了这种思想, 照亮了生活。我希望,在这项任务中所有的亚洲作家共同奋斗”。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看,这些 仍是丧失民族气节,与侵略者沆瀣一气的言论,但由于多多少少突出了中国,显得不那么驯顺,并 不为大会组织者所理会。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务局副局长奥村纪和茂在开幕词中早已申明:大会代表不是旧文化的辩护士,而是创立新文化的斗士。大会期间,与会代表提出了一些有关继续开展文化活动的提案,诸如成立东亚文化研究机构、每年召 开一次代表大会,设立大东亚文学奖、提高青年文化水准、定期举办讲座以及制定文学翻译规划, 等等。片冈铁兵最后则强硬地要求作家积极配合新民会运动以及绥靖战役。这样历时八天的大会便 结束了。妙会议发言和提案来看,对于所谓的“大东亚文学”,并没有具体的阐述和规定,中心口号不过是“粉碎压迫东亚的美英文明恶魔”、“复兴亚洲文一217—化”、“亚州人乏一≮”之类。波迁ii:l订人选召开的迁样的会议,对予华北文坛并 没有什么影响。就连北京的日文报纸也对笫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华:I匕代表人选表示不满: “一如宴会之菜码,永无变更,并无一位燃着时代之血的泼剌的作家参加,实属遗憾之至。”(《 东亚新报》,1942年11月16日)有关这次大会的详情,当时北京的报刊几乎没有作充分的报道。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予1943年8月25至27日举行。中国沦陷区、满洲、蒙古的代表共2 6人,日本代表百余名(包括台湾代表6名、朝鲜代表4名)。与会的北京代表有沈启无、陈绵, 张我军、徐白林、柳龙光、蒋义方,人数比第一次有所增加。在此期间,华北作家协会还特地派遣 满日文学视察团到东北,日本旅行,并在第二次大会召开之际赶到日本,旁听了会议。代表团成员 有王真夫(团长)、赵今吾、张域宁、赫庆松(袁犀)、王介人及柳龙光(名誉团员)。虽说这本 是日本用米装点门面的“国际”会议,但日方特别把这次大会命名为“大东亚文学者决战大会”, 有的报刊干脆称作“文学报国会第二次大会”,俨然是日本的一统天下。日本汉学家在赋呈“华满 蒙代表诸君”的汉诗中说得『!J=j白:“同种同文寻旧谊/共生共死缔新盟/诸君若问救时策/振起皇风致太平”。(《华文每日》11卷6期)——让他们拜伏在“皇风”之下。大会的会期很短,只有三天。第一天为开会式,宣读了一些训词和祝词。第二天,一些作家发言阐述 大东亚文学理念,如小林秀雄的《文学者的提携》等。到第三天的上午会议才进行主要日程,将所 有的提案,分交三个分科委员会加以讨论。第一分科委员会讨论如何强化电影、戏剧及一般艺术,第二分科委员会讨论如何对重一218一庆开展文,nr体,第二三分稻妥负乏讨;二■河联合设置}¨版发行机构以及定期交挎 作家、留学生等问题,蜘建议创办火东亚?j:学杂志、编写大东亚文学史、设立编译馆等。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与第一次大会不同,这次的中方代表有不少持配合的态度。武汉代表谢希平撰文称,大会的最 大成果是理论上的收获,详尽阐发了属于“概念论”和“原则论”的“新东亚文学指挥理念的树立 ”问题。今后的任务,是根据这个理念,“用我们生命的全力,弄出一些强有力的作品来,去奠定 新东亚文坛的基础”。(《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以后》,《中国文学》,1卷1期,1944 年1月)特别是北京的代表,对参加大会表现出异常的兴奋和积极。柳龙光还在会期最后一天,通 过东京中央放送局短波广播,呼吁“重庆方面的文学界的朋友们”,包括他‘馓爱而熟知的萧军” ,“热诚的青年文学者”沈从文、萧乾,“参加到我们阵营里来”。法国巴黎大学的洋博士陈绵, 居然也被武士道精神所感染:“决战大会时热烈情绪融化了我多时来的冷淡,日本文学者坚决忠恳 的精神使我感到惭愧而奋起!”并且号召作家向在前线上流血卖命的“武装的同志们”学习,“绞 尽脑汁来尽我们的责任”。(《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国(华北)代表言论鳞爪集》,《中国文学》,1卷1期)这些言论活画出他们的思想状态和立场。第二,日方把建立大东亚文学的重点明确放在中国方面。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名义上是由“四国”组成 ,但日本实际上关注的是中国,满洲、蒙古只是陪衬。满洲代表和中国沦陷区代表都争办第=三次 大会,而日本文学报国会最终决定在中国召开,便是证明。北京代表沈启无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在这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虽包括满洲朝鲜台湾和蒙疆各地代表,但日本所看直沟还是在中幽” 。甚至行蠢忘形地既:“这个夫东亚文学大会要说它就是中日文学者大会,也没有什么不刚‘以吧 ”。(《中国文学》,1邈1.期)抛开沾沾自喜于作上等奴才的卑污心态不谈,这一番话也的确道址;了日方的:<作中心。第三,日方的注意力开始从找寻中国的知名作家,转移到培养能够忠实为他们服务的新作家上来。在 日本与r}j国沦陷区的文学交往中,日方作家大多是文坛名宿,而中方多是些“后进的青年”。 这使他们十分失望。日本当局期望|p国的知名作家能够与他们合作,这从日本的报刊上经常出观 “巴金和茅盾等潜往上海,投入和平阵营,并张开笔阵”之说(参见《华文每日》,11卷7期,1943年lO月)便可以看出。日人草野心平还曾特地去上海打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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