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养生思想对魏晋六朝文论的影响张松辉两汉以前，人们一般重视文学的社会价值，认为作文应为 社会生活服务，所谓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贷》）以及“观风俗 ，知得失”（《汉书·艺文志》）等观点正反映了这一文学思想。因此大多数文人进行创作时，持 一种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据汉代桓谭说，他就曾因创作用心过度而生病，还说扬雄因作赋用心精 苦，结果赋成后小睡时，梦见自己的五脏全掉在地上，醒后重病一场①。魏晋六朝时期，是文学的 自觉时期，人们对为文的目的有了更多的探讨，如曹丕认为文学创作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典论·论文》），创作诗文一可以经世立功，二可以名垂不朽。虽然文学关系重大，但由于 道教贵生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提出了另一种看法：文学创作不能妨碍养生。道 教继承老庄思想，认为人生以生命最为可贵，《老子想尔注》把《老子》第十六章中的“公乃王， 王乃大”改为“公乃生，生乃大”，把第二十五章中的“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 大，而王居其一焉”中的“王”全改为“生”，并注释说：“生，道之别体也。”把生命同道家的 最高概念“道”相提并论。而要想保养好生命，就必须形神兼修，陶弘景在《养性延命录·序》中 说：“人所贵者，盖贵为生。生者神之本，形者神之具。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若能游心虚静 ，息虑无为，服元气于子后，时导引于闲室，摄养无亏，兼饵良药，则百年耆寿，是常分也。”道 教的贵生思想被大多数文人所接受，如曹操“好养性法，亦解方药，招引方术之士，庐江左慈，谯 郡华佗、甘陵甘始、阳城郗俭，无不毕至，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不多饮鸩酒”（《三国志》注 引《博物志》）；嵇康专门写了一篇《养生论》阐述道教养生思想，认为神仙可信，长生可学；王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世说新语·文学》）；谢灵运也笃信道 教养生术，他说自己安居山林，采集神药．目的就是要“承未散之全朴，救已颓于道术”（《山居 赋》）。类似的文人学士很多，这里不再一一介绍。文人接受了道教的贵生思想，这一思想又势必 会影响到他们的创作态度。比如阮籍，地在《达庄论》中说自己羡慕庄于“述道德之妙，叙无为之 本，寓言以广，假物以延之，聊以娱无为之心，而逍遥于一世”。搞创作是为了娱心、逍遥，并无 实际的功利目的。《诗品》说阮籍写《咏怀诗》是为“陶性灵，发幽思”，完全是为了消解苦闷的 。相信道教养生术并身体力行的稽康正是出于养生的目的反对向秀注《庄子》，《晋书·向秀传》 记载：始向秀欲注（《庄子》），稽康曰：‘此书讵复须注？正是妨人作乐耳。”……又与康论养 生，辞难往复。稽康反对进行严肃的学术研究，原因就是因为这种研究太费神，太辛苦，不利于养 生。他在《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诗中反复阐明这一观点：琴诗自乐，……怡志养神。弹琴咏诗， 聊以忘忧。写诗、咏诗的目的不是为了治国化俗，而是为了个人消忧养神。这种文学观与传统儒家 思想大相径庭，很明显是受到老庄道教的影响。陶渊明对文学创作持同样的态度，他说：好读书， 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 柳先生传》）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 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饮酒二十首·序》）读书 出自爱好，写诗为了自娱，文学创作就好象孤独苦闷时饮酒一样，完全是为了消除忧愁、寻求欢乐 。这种读书、写诗不求刻苦、以适意为宜的思想与道教的重生主张不无关系。另如谢灵运，他多次 在山水诗中大谈养生之理，这说明他认为游山玩水和创作山水文学作品有利于健康。他在《山居赋 》中的“怀秋成章，含笑奏理”句下自注说：“谓少好文章，及山栖以来，别缘即阑，寻虑文咏， 以尽暇日之适，便可得通神会性，以永终朝。”谢灵运吟诗作文是为了“通神会性”，是为了打发 闲暇的时光。白居易在《读谢灵运诗》中明确揭示了这一点：谢公才廓落，与世不相遇。壮士郁不 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谢灵运生不逢时，自以为“才能宜参权要”，可朝廷 偏偏“唯以文义处之，不以应实相许”，这使谢灵运“常怀愤愤”（《宋书·谢灵运传》）。在这 种情况下，写点山水诗以发泄心中闷气，以维持心理上的平衡，这无疑也是一处有效的养生方式。 文学的养生作用，已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注意，《南史·隐逸传下》有这样一段记载：（沈）麟士无 所营求，以笃学为务，恒凭素几鼓素琴，不为新声。负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终老，读书不倦。 遭火烧书数千卷，年过八十，耳目犹聪明，以反故抄写，火下细书，复成二三千卷，满数十筐。时 人以为养身静默所致。制《黑蝶赋》以寄意，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沈鳞 土是刘宋时人，他生活艰苦，衣食不赡，却在八十岁以后仍能“火下细书”，这在寿命普遍较短的 古代是相当难得的。当时的人们就把他长寿的原因归之于潜心读书、抄书、写书的生活方式，这种 看法是很有道理的。这种读书作文有益于健康的看法，如果再往前发展一步，那就是用文学治病了 。道教徒们有一项颇为重要的工作，就是用写有咒语或画有怪诞图案的符为人治病，从心理学上看 ，用符治病不无道理，对于有的病人来说，求得一张符来，确实能缓解他们对病痛的忧虑和恐惧， 获得一种安全感，这对疾病的医治当然有好处，《三国志·陈琳传》注引《典略》记载了这样一件 事：“太祖先苦头风，是日疾发，卧读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曹操病中读书，竟 让陈琳的文章治好了自己的头疼，这件事似与符治病无关，但二者的道理是相通的。晋殷仲堪也说 ：“三日不读《道德经》，便觉舌本间强。”（《世说新语·文学》）不读《老子》就感到舌强， 反过来，一感刮舌强就要读《老子》，《老子》能治愈他的舌强病。晋代的另一位叫王济的贵族告 诉他的侄子，说他每当身体不适时，就读《周易》②。也许是受到类似事件的启发，后来竟有人用 《老子》、《仲尼居》等书为人治起病来，《南史·隐逸传上》记载：山阴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 诉求哀，欢（南朝道士顾欢）往村中为讲《老子》，……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问欢，欢曰：“家 有何书？”答曰。“唯有《孝经》而已。”欢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边恭敬之，自差也。 ”而后病者果愈。后人问其故，答曰：“善禳恶，正胜邪，此病者所以差也。”这是一种荒唐多于 合理的做法。以诗文颐养心性确有道理，用文章医治邪病也偶能奏效，可惜顾欢把这一现象解释为 “善禳恶，正胜邪”，没有找到其中的真正原因。以上事实说明，魏晋六朝的人们或目觉、或不自 觉地在运用文学来怡心养性，他们的做法，有的相当正确，有的也失之偏颇。但不管怎么说，道教 为文学理论注入了一些新的思想，使养生走进了文学，使文学具备了养生功能。到了齐梁时代，出 现了两部最著名、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学理论专著——《诗品》和《文心雕龙》。这两部专著 总结了时人的创作经验，分别阐述了文学养生作用和作文不得妨碍养生的创作态度。钟嵘的《诗品 ·序》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 ，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凡此种种，感荡心灵 ，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莫尚于诗矣。钟嵘没有否定诗歌的兴、观、群、怨作用，但他在结语时，却强调诗歌“使穷贱易 安、幽居靡闷”的消愁功能，把写诗当作排遣苦闷的最好方法，这与道教的“神养”精神是一致的 。既然人们把文学同养生联系起来，那么自然就会提出这样的主张：进行文学创作不得影响养生， 不得伤身。刘勰在《文心雕龙·养气》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申明这一主张：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 ；心虑言辞，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种疲而气衰：此性情之数也。… …至如仲任置砚以综述，叔通怀笔以专业，既暄之以岁序，又煎之以日时，是以曹公惧为文之伤命 ，陆云叹用思之困神，非虚谈也。……若销烁精胆，蹙迫和气，秉犊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 之素心，会文之真理哉！……是以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 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埋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 勇，使刃发如新，凑理无滞，虽非胎息之迈术，斯亦卫气之一方也。刘勰要养的“气”既不是孟子 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也不是曹丕的“文以气为主”的“气”（《典论·论文 》），刘勰的“养气”就是养生、养身。刘瓣认为，为文学创作而搞得“伤命”、“困神”，就违 背了圣贤作文的目的。养生应重于作文，创作时不可勉强自己，兴来则写，兴去则止，一切顺应目 然，这是明显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另外，此段中使用的“逍遥”、“胎息”、“卫气”也是道教的 词汇。“逍遥”来自《庄子·逍遥游》，“卫气”思想见于《太平经》，“胎息”最早出自《后汉 书·王真传》，道教产主以后，把“胎息”继承下来作为自己的主要养生方法之一，如《抱朴子· 内篇·释滞》说：“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嘘吸，如在胞胎之中，则道成矣。”这些都说明，刘瓣 的重生思想来自道教。最后要说明的是，魏晋六朝文人重视文学的养生作用，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 否定了文学的社会作用，比如刘勰，他一方面主张不能因文学创作而伤害了身体，另一方面也要求 作文应“原道心”、“研神理”（《文心雕龙·原道》），要“顺美匡恶”（《文心雕龙·明诗》 ）。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也说：“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穷万物之直者也。”这些观点都是很可宝贵的。事实上，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和重视文学的养生作用并不存在难以解决的矛盾，二者是完全可以协调起来的。（责任编辑：阳明）①见《全后汉文》卷十四引桓谭《新论·祛蔽》。②见《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晋纪》。道教养生思想对魏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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