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失语”及其文化批判邵建我相信，一九九四年，中国文学界和知识界将进入一个文化批判的年 代。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保持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而我们并不存在第 三选择。如果说八十年代自寻根文学后，文学仅仅是失去了往昔的轰动效应，那么，谁曾预料，一 场更为严重的病变，正在文学机体内部悄悄蔓延，现在这一症状已经呈现出灾难性的后果，文学， 正沦陷于一个“精神失语”的时代。失语，似乎首先是一个病理方面的概念，由于某种障碍的出现 ，导致一个人言语能力的丧失。文学，作为精神的一种存在方式，精神是它的天然品质，而它则是 对精神的一种言说。然而，在目前，一个文化转型的时刻，文学不幸病了，它病得不再理会精神， 甚至逃避精神，精神成了它的弃儿，于是，在文学的伊甸园里，我们几乎听不见精神的声音。“大 雅久不作”。这样一种文学状况乃至文化状况，我把它概括为“精神失语症”。让我们扫视一下近 年来成为热点的文学现象。新潮文学：这是八十年代后期的一拨先锋派，在他们看来，一个好作家 的功绩在于给文学“提供永恒意义的形式感”，甚而“要把自己和形式合而为一”。也许，这正是 文学的人文精神开始衰落的信号。文学是精神和形式的合二为一，形式最终应当成为精神的驻地， 所谓“有意味的形式”，说到底也只能是一种精神意味。然而，先锋派的错位并不在于它们的对形 式的关注，而在于它们迷恋形式的同时，相对忽略了形式之后的精神追求。于是，一味的形式化操 作，带来了技术化倾向，而技术化的流行，又遮蔽了精神上的贫乏。因此，在先锋派那里，文学有 “玩”这么一说，玩能指魔方、玩时间怪圈、玩叙述迷宫、玩文本游戏。然而，当这一切被玩得有 声有色之际。精神的太阳是从我们的稿纸上升起，还是陨落？我们有理由发问，先锋是什么？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先锋？尽管我们绝不反对文学的形式实验，但设若其后没有丰富的精神内涵为其底蕴 ，那么形式再先锋也是苍白的、失血的。所以，一九八九年，自苏童发表《仪式的完成》，新潮文 学也完成了它最后的仪式。然后衰落。新写实文学：新潮文学一百八十度的反转，它关注的不是文 本而是人本，它倾心的不是实验而是体验。它把日常生活最琐碎的柴米油盐搬进了文学的圣殿，它 一反先锋派“形式的高蹈”而体现出一种：“生的沉重”。但是，在这几乎是两极距离般的文学现 象中，却从根底上有惊人的一脉相通：精神阙失。新写实只是偏重形而下日常生活的现象还原，却 没有运作到形而上的层次显示出人类精神上的终极关怀。在精神上，它取消深度；在情感上，它追 求零度；在文本上，它缺乏热度。这是一种冷调子的文学、灰色文学，也是一种“小人物”的文学 。文本中的人物没有理想、缺乏信仰、不作精神和人格上的追求，只是在琐碎日常中无谓地耗着自 己的生命，灰色的王国里几乎见不到一丝光明。“小写的人“和”小写的生活“构成了新写实的主 体，尽管这种写作显示了作家的世俗情怀，同时它也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国人的日常生活情形；但它 仅有生存的状态，而缺乏作家的精神姿态。小说毕竟不是生活原真的“底片”，它还需要精神的最 后“曝光”。王朔文学：影响远远超过了新潮文学和新写实文学，后者仅限于文学的圈子里。而它 却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一统天下的时候，王朔非常巧妙地以反讽的方式 、调侃的语言、讥嘲的态度把人们欲说而又不便说或不能说的话“一点正经也没有”地给说了出来 ，这是他的聪明，也是他的成功。但，换一个角度，王朔文学，正如许多人所说，是一种“痞子文 学”，“千万别把我当人”、“我是流氓我怕谁”是其痞性显示，而痞的方式大都通过嘴皮的操练 来嘲弄精神、亵读理想。因此，王朔文学对于旧的文化精神、价值具有颠覆作用，但却没有完成新 的精神建构的可能。痞子，充其量只是旧文化的送葬者，但绝不是新文化的催生人。于是，那调侃 、那讥嘲、那戏谑，都不过流于一种心理口淫，宣泄一通玩儿完。所以，当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消解 为米兰·昆德拉所谓的“意象形态”时，权威话语的垄断地位打破了，王朔文学则因其未来精神指 向的未设，而进入了一种过去完成时。新移民文学：非文学，或曰商业成功后的浅薄自炫（典型如 《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洋插队作了层镀金的包装，拆开来了，里面不过是精神的秕糠。那生意做 到成百上千万美元的富姐，不正是荷包满了，才如此趾高气扬。钱，是我们衡量她的唯一价值（不 是文学），也是她衡量自己的唯一价值，曼哈顿大街上所以对那些“具备了上帝所赋予的种种优点 ”的金发美女产生优越的怜悯感，不就是“我”发财了、“我”成功了，而你却没有；这是穷急了 的人一旦暴发后最易产生的主子心态。然后又装饰性给自己洒上爱好文艺甚至政治充党的鲜花，外 加那倔强、要强、好胜的气质、性格及经历，严然一个女完人的形象，典型的那喀索斯的自恋情结 。它的流行，迎合了后殖民国家的市民社会圆一个美国梦或金钱梦的幻觉需要。与其说它不具备精 神价值，甚至它连文学价值尚未具备，一部拼贴式的自传，浮华与零散是它的文本特点；而字里行 间流露出来的商化气息，遂使它只能算作一本精神空缺的“白皮书”。废都文学：一部散发着腐败 气息的都市文学，“废”是它的主题所在。废何？废人，这个人恰好是一个作家的角色，在作家庄 之蝶身上，感受不到一点作家所应有人文精神的气息，相反，他的精神是颓废的，心愿乃至行为也 是颓废的。他有时厕身于官僚上层，充当一个“帮忙”中“帮闲”的角儿；有时混迹于市井，与“ 引车卖浆者流”合污，象一个甩手的少爷；或者沉迷于女色之中，以肉体的狂欢逃避精神的空虚。 一场算不得什么的官司，就能把他给彻底撸倒；从精神到肉体，如此弱不禁风，又怎一个“废”字 了得。然而小说机心，人之废只不过是城之废的象喻，人是文化的人，城是文化的城，说到底，它 废的既非人亦非城，而是包裹人与城的一种文化。因此从小说的整体来看，它是一部世纪末的”文 化寓言“，而且是一部文化颓败的寓言。可惜，许多读者，一双肉眼齐刷刷地掉在那“此处删去× ×字”的□□里，或津津乐道。或耿耿于怀，皮相！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在我看来，那 一个个“□”，它所缺席的并不是肉体，而是精神，整个书就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是精神 的“不在场”。显然，作为文化颓败的寓言，这种文化不是世俗性的而是精神性的，它奏响了旧的 精神文化的哀乐，新的文化生机又在哪里？因此，“精神失语”在这里业己转化为更为可怕的本原 性意义上的“精神空白”。以上仅是一次简单而又匆匆的“清算”，这五大文学热点，表象各异， 病症相同，它们以各自不同的形态，共同表现了我所谓的“精神失语”。由于作家们放弃了对精神 言说的责任，失去了对精神进行表现的话语欲望，因而其作品精神空间匮乏和精神张力萎缩，就是 必然的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精神失语并非仅仅体现在文学的文本上，而且更是社会这个大文本 的普遍状况，作为一种并发症，它同时流窜于我们的文坛和社会。就象早几年有篇小说叫《不谈爱 情》一样，现在是“不谈精神”，谈精神已不是时髦，也不是风雅，而是一种落伍、一种迂腐，是 吃饱了撑的，是闲得难受。取代精神的，是一个操作性动词，叫作“扒分”。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 时代，一个精神缺氧的时代。如果谁有气魄象上个世纪的老巴尔扎克为我们今天的时代写一部《人 间喜剧》，这部喜剧最好的题目就是“金钱与欲望”，金钱刺激着欲望疯长，疯长的欲望又刺激人 去攫取更多的金钱。在金钱与欲望的双重驱动下，人，这个昔日被号称为“万物之灵长、宇宙之精 华”的最高等生物，正面临着一如罗兰·巴特所说的从“自我”到“身体”的蜕化危机。如果说“ 自我”和“自我意识”，毕竟还是个“主体性”概念，那么“身体”不过是人的感官的组装，因而 只是一个“物体性”的概念，从主体沦为物体，乃是人类的本质的根本异化。莫非这是文化转型时 代的某种必然？由过去意识形态的一元话语转变为面目各异的意象形态的多元话语，这无论如何值 得我们首先额手，但刚举起的手尚未放下，转瞬之间我们已经目瞪口呆，至少现在所谓的多元文化 不是有序的，而是无序的，它呈一种混乱态；况且就“元”本身而言，它居然有那么多的劣质构成 ，近来，间闻一位教授戏称我们的文化是“四个半”（即半殖民、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 义），好个歪打正着。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混乱中，旧的上帝死了，旧的“卡里斯玛”解体了，新 上帝和薪的“卡里斯玛”尚未临世，人的精神找不到新的归依，于是最简单也最本能的选择：投人 物的怀抱。物化时代终于全面到来，精神则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冻得直抖。“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 江上使人愁”。人文的太阳陨落了，精神的家园在哪里？早在六十年代，美国一位著名学者针对当 时的后现代文化，极其尖锐地指出：我们目前文化上处于崩溃的状况，是由于我们没有真正的知识 分子。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否也可以这样说？（当然，这里绝不是把所有责任一股脑儿推给知识 分子，这样做不但不公平，而且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文化崩溃时代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但，这并不妨 碍具有高度自觉的知识分子反躬自问。须知，文学的精神失语，其危害绝不仅仅是文学自身，文学 状况和文化状况的紧密相连，且文学状况本身就是文化状况的一部分，而且文学是文化语码的核心 构成之一，它的失语，就不单是文学式微的表征，而且从中更见出我们整个文化的不良走势。当然 ，文学是作家心灵的回音壁，文学上的问题说到底是作家问题，作家应当以什么样的文化姿态出现 ，可谓当前文学最为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若在平时，也许并不重要，但在文化转型时期，或在经 济政治动荡时期，其迫切性则毕显。去年俄罗斯文坛就曾展开讨论“当今的作家是什么人？”给出的选择有三：预言家、异端、还是逃兵。这实际上是作家的身份追问和角色定位，而我们今天的作家同样需要这样的追问与定位。作家是什么？或曰是文人；那么什么是文人？或曰有文化的人。果真如此吗？“文人”与“人文”是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仅仅有文化的人并非就是文人，大者如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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