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卞伙代,饱经风霜的中国知识分子显行比过去史为成熟_他们不再一拥而上,表演某帅大合唱,而 是各自沉巴,表达自己独立的忍想感情比郊《读书》、《随笔》杂志上的一些又章就表现了这种了 待征,我不可能一一分析。我只想讨一沦近两年在知识界影响较大的几本书,从中窥视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表达和文化选择。第一本书:张承志的《心灵史》张承志原来是一名军队作家,接受了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却以写小说见长。89年以后辞去军职,成 为自由写作者。《心灵史》是他乍为自由写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他也认为这是自己最重要的一本 书。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年,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沐年次:。它将史料和想像、评论和抒情熔于一,沙叮·炉,成为一部兼有文学与史学品质的著作。 《心灵史》的内一容是中国回族一个鲜为人知的教派—哲合忍耶的苦难历程。这个教派创始于二百年 前的清王朝,到今天已经经历了十四代。《心灵史》叙写的是前七代。从内容本身而言,它似乎属 于过去,与现实无干。耐人寻味的是,张承志对哲合忍耶执著而狂热的宗教信仰,对一代又一代教 徒们的殉道精神,给予无保留的肯定。甚至只要是受到官府迫害的先辈,不管是壮烈地反抗,还是 顽强地忍耐,他都从最积极的意义上予以理解。这在一个宣扬了几十年无神论的国度里,是前所未 有的。作者的这种宗教热情,还有别一重意味。透过洋溢全书的饱满激情,我分明感到作家所写的 绝不仅仅是历史。作家所强调的主题分明是人的信仰的不可让度性,人的精神追求的不可屈服性。 哲合忍耶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惜承受人间一切苦难,甚至牺牲生命。对于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知 识分子来说,现实同样沉重。知识分子的天然使命本来就是向公众传播进步的价值观,用新的文化 之光烛照世人的良知、历史的航程。但在现实生活中,知识分子却面对着要么放弃使命,求得安全 ;要么坚守使命,失去自由的两难选择,这种选择已经超越了理性所能负荷的限度。现代人最深刻 的痛苦莫过于精神遭受强奸。心里明明憋着真话,嘴上只能保持缄默:明明内心已经觉醒,外表还 要装作糊涂。在这种环境里,《心灵史》描述的人们为保持内心信仰自由而进行的壮烈斗争才格外具有心理震撼力。第二本书:贾平凹的《废都》如果说张承志的《心灵史》是一曲理想主义的悲歌,那么贾平凹的《废都》则是一曲颓废主义的哀歌 。前者是把崇高壮烈的毁灭给人看,后者是把醉生梦死的撕破了给人看。两者都需要勇气明代最著 名的哀书《金瓶梅》,四百年曾遭到多少口诛笔伐,贾平凹再清楚不过了。《金瓶梅》的作者化名 兰陵笑笑生,以至多少学子穷经皓首也弄不清他到底姓甚名谁;而贾平凹则必须在这本哀书的封面_上属上大名,笑骂由人评说,这不是一种勇敢之举么了看了《废都卜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是不是成了“废都”?如果答案是一肯定的,就进而又要问·中国 怎么成了“废都”?答案一去来很简单:当崇高遭到凌迟,苟且就会成为公众流行的生活方式。黄 钟毁弃,瓦釜雷鸣。这是一件事的正反两面。九十年代的中国,追求理想和正义对于大多数知识分 子来说已经是一种月欲而不可求的奢侈,那么人们只好到追求金钱一条路上释放能量,寻找自我。 追逐金钱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旋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度实用化、功利化。人们的精神世界,变得 空前千瘪、苍白。追求感官享受成为从权力顶层到平民百姓都不隐讳的生活目标。无论都市的男人 还是女人,也都不再讳言性欲的需求与满足。以满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性消费需求 而形成的新产业,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从合法的性医疗、性教育、性咨询到以合法面貌出现的 内含色情因素的夜总会、桑那浴、出版物、音像制品,再到法律久禁而不绝的卖淫业,构成了一个 性消费的鱼龙混杂的庞大市场。如果说,八十年代的中国又一次经历了类似于五四时期那样的人性 解放的生气勃勃的理想追求,那么,到九十年代,便很难从全社会的性文化趋势中感受出如此激昂 动人的主旋律了。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世俗的时代已经开始。小说的主人公庄之蝶,就是一 个世俗人海中随波逐流.但心有未甘的知识分子。他的生活方式主要表现为灵魂向肉体的逃避。有 人把庄之蝶比作西门庆。其实庄之蝶除了在与多个女性保持性关系这一点表面的相似而外,深层的 文化心理完全不同。西门庆是一个古代的官商,他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与对众多女性的占有是一种 表里关系,他的性格是攻击型的,是入世的“英雄”,而庄之蝶是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文人,他是一 只想逍遥自在地飞翔的蝴蝶。他处于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的夹缝中,象三明治里的那一片肉。他与 众多女子的交往,不但是对婚姻的逃避,更是对精神避难所的追寻。他一次次与女人幽会的所谓“ 求缺屋”,在我看来.就是这个意思他.甚至在唐冤儿的腿根上题写了“无忧堂”三字。有人批评 伦家这太书精神狠琐,忘记了知识分子的崇高社会使命。对于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扮 演拉赫美托夫或牛蛇式的角色,的确非常人所能做到。庄之蝶只是一个内心还不甘于完全抛弃善良 的软弱的文化人,他的意志没有钢铁般坚强。他处在废都之中,周围到处是一派霉烂之气。官场上 尔虞我诈,商场上弄虚·9万作假,文场上乌烟瘴气,于是他只好到情场上寻求逃避。逃避到唐宛 儿等崇拜他的女人的怀抱里,他也不可能从中获得新的生命创造力,只不过以肉体上的一时销魂暂 时忘却尘世间无边的烦恼罢了。他在妻子面前的阳萎与他面对社会的无奈相映成趣。以委身于他为 乐的三位女子都是在废都里没有社会地位的外来妹,把他这条破船误当成美好的伊甸园,最终都不 能从他这里获得任何拯救。而面对那位出身豪门的景雪荫,他却处于下风,只是最后在幻觉里才取 得了阿Q式的胜利。情场上一次次销魂的肉体欢乐是其生命的表象,人生失意的无奈和求索无路的焦虑才烙在内心的深处。所以,庄之蝶的性焦虑,是他人生苦闷的集中体现;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人灵魂逃避的变形缩影。《废都》是一本展示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纪末精神大幻灭的书。书中的文化人,一个比一个庸俗,一个 比一个卑鄙。许多人看了很气愤:难道当今中国的文化人就是这么不堪吗?《废都》里的文化人当 然不等于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全体,或知识分子的平均数。但《废都》里西京文化界的精神趋向, 却实实在在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一种现实。媚俗、趋炎附势、投机钻营、犬儒主义、自我放逐 ,哪一种在知识分子中都不罕见。一切理想都成了泡影,最后只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现实 就是冷酷地明摆在这儿。只不过许多知识分子不甘于正视罢了。一些人可以称赞《红楼梦》的一片 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因为那是历史;却不能容忍《废都》的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因为这是现实。其实,这正是《废都》的价值之所在。值得指出的是,直到《废都》问世之前,尽管贾平凹并无取宠之意,但实际上在舆论中还是得到青睐 的。《废都》则是他主动扯掉了乖孩子的面具,自己走上了审判席。贾平凹不会想不到可能出现这样的后果,但他还是选·98·择了这条布满荆棘的路。第三本书: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苦跋涉的脚印。的确,余秋雨这本 书所关注的都是中国文化里使人感到沉重的话题,几十篇散文,很难找出哪篇给人以轻松的愉悦。 《文化苦旅》和其后的《山居笔记》并不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但却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高度重视。 作者说,他近年来特别关心的一个命题,是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是基于文化 良知的健全人格。什么是文化良知?什么是健全人格?在当今中国,提出这个问题本身便很严峻。 书中写到一些中国古代的文人成为贬官后的命运,以及被贬后的文化成就。文人在政治逆境中坚守 文化使命,自然是文化良知的表现,但健全人格?这对于中国文人来说更为宝贵,也更难拥有。书 中曾对范钦和丰坊两位藏书家进行比较,说丰坊“作为一个地道的学者艺术家,他太激动,太天真 ,太脱世,太不考虑前后左右,太随心所欲。”而“范钦既没有丰坊的艺术才华,也没有丰坊的人 格缺陷,因此,他以一种冷峻的理性提炼了丰坊也会有的文化良知,使之变成一种清醒的社会行为 。”范钦的人格,固然表现在他曾在仕途上刚直不阿,更表现在他“身上所支撑的超越意气、超越 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使他成就了天一阁藏书的非凡文化事业。书中对 健全人格的理解未必能为所有的读者所接受,但对于处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力量挤压之中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来说,只要能以这个问题自省便敲响了滑向堕落的警钟。这本书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作了广泛的思考,最耐人寻味的是作者特别关注政治苦难对于古代文人的双 重作用。他写朱熹,写苏东坡,写清代宁古塔的流放者,背后都使人感到有中国知识分子的当代命 运作参照。过去,人们比较喜欢谈论逆境对人的激励作用,所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扼而 作《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膜足,兵法修列,……。”但这只是逆境对文化的一个方 面的作用,更主要的作用是,专制政权对文人的磨难很容易超越人的生理和心理所能承受的限度, 其结果只能毁灭天才,毁灭文化,而不是激励人才,创造文化。这种“度”的思考很有意思。书中 谈到他所尊敬的当代历史学家陈旭麓时,曾提到陈“自己却承受着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遇到过的磨 难、折腾和倾轧”,这句话里就包含着作者自己的人生体味。他和陈旭麓有共同的遭遇,但他在其 中所受磨难是较轻的,基本上没有妨碍他在盛年大展才华。但这种磨难又在他的心理留下了铭心刻骨的烙印,使他在历史的长河中徜徉时不由地要对政治逆境中的文人更加关注。在专制社会中,任何前无古人的文化创造都可能被视为异端,哪怕这种文化创造对统治者并不构成直 接的挑战,统治者也要把它扼杀在萌芽状态。尤其发人深思的是,在这种对文化创造者的残酷绞杀 的过程中,落井下石、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为虎作怅的恰恰正是另外一些文人。光有皇帝和武将,还不能构成完整的专制统治,文化专制主义的实施恰恰要通过一批文化人。就对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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