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认为,能够持久存在的不是国家,而是借助语言文化形成的联合体———民族 。语言研究作为洪堡特比较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构成部分,成为洪堡特后期研究的重点。他的“语言 世界观”认为,语言的研究能够更直接地反应不同民族之间在思维和精神层面的差异性。(姚小平 1995:132)语言观体现了人们对语言本质的理解和对语言的态度,对不同民族语言观的比 较,是研究民族思维特征的一个重要视角。公元前6世纪左右,华夏文明和古希腊文明同时进入一 个文化发展的高峰期。这是一个人文意识觉醒和萌发的时代,人们开始以理性对自然和人类自身以 及二者的关系展开思考。这个人类思想发展的萌芽时期浓缩了思想家们从哲学、逻辑学、伦理学、 修辞学、文学、语法学等各个角度对语言的思索,并且展现了语言学逐渐走向独立的发展过程。所 以,对这个时期语言观从宏观角度加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语言观的发展过程中反映出来的思维 轨迹的特征。这一时期的语言观主要关注的是语言和存在之间的指称关系(言与意的关系),此外 还有语言的产生、语言的性质,以及如何掌握语言等方面的问题。迄今为止,已经有了不少对先秦 和希腊时期语言观分别进行的研究成果,但是从宏观视角,通过比较两种语言观的递进规律,从而 探究语言背后的思维规律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比较的方法探究古希腊与先秦时期语言观发展轨 迹的特点,试图透过语言意识的递进特征的比较,考察其中反映的思维特征。2先秦时期语言观的 递进可以分为三个层面:道家“无言”和“善言”的哲学语言观;前期儒家的哲学语言观和关注语 言的伦理与政治意义的语用观;后期儒家、墨家和名家探讨语言自身特点的逻辑工具语言观。道家 的语言观主要以老子为代表。老子既从形而上的高度阐述“道”的本体特性,又从关注社会与人的 生存的角度,论说“德”的社会现实意义。所以,老子的语言观也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首先 反映在对“道”的可言说性的讨论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从这一句可以看出 老子的哲学语言观:人类语言在表达上存在欠缺性,语言无法表达和定义恒常普遍的真理。因为语 言的局限性,老子认为,高明的表述应该超越人类语言:“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但老子又不限于“无言”之说,接下来老子又提出自己对语言的理想状态的设定:“善言无瑕谪” 。何·23·谓“善言”?“言善信”,“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等都 是善言的标准。庄子同样认为语言是具有局限性的,在《齐物论》中就有诸如“夫大道不称,大辩 不言”,“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的论说,与老子的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道家的语言观体现 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类的语言无法把握“道体”这个混沌的“一”,如果贸然强说则是有限的, 片面的。所以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中也表现出“慎言”的语用观。虽然道家的思 想体现出一种“真理在语言之外”的超语言观,但是道家并不拒绝语言的运用。因为“道”仍然需 要借助语言来言说,故此又有提倡以简洁、真实和慎重的方式进行言说的“善言”观。在道家看来 ,人应是语言的主宰,却不可让语言对人构成樊篱,这其中体现了高明的“道说”语言哲学。前期 的儒家在语言哲学观方面与道家十分相似,同时也更多的关注语言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具有较强的 语用特征。在语言哲学的层面,孔子与道家的语言观十分相似。孔子注意到了语言的局限性。在《 周易·系辞上》中引用了孔子的这一观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基于此,孔子对语言的产生 作出如下论断:“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其中,对语言产生和语言 功能的阐述,体现了对“言意”指称关系在哲学层面的思考。同时,孔子语言观更多地体现出对语 言社会影响力的关注。孔子的“正名”思想是这一思想的体现。春秋晚期,周朝王室衰微,诸侯纷 争,战乱不止。在社会的大变动时期,新事物、新现象、新概念频频出现,社会如果想在纷乱中寻 找出路,达到和谐统一,对名称的规定就变得十分重要。孔子因此提出了“正名”的观点:“名不 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他认为要整顿当时的混乱的社会局面,必须恢复已有的礼法的规 定性和正统性,“正名”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正政。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语言观中具有政治伦理意 义。当时孔子周游列国,试图说服各国君主接受自己的社会伦理和治国思想,因此游说就成为必备 的一种手段。语言使用的重要性使孔子感到“一言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这体现了前期儒 家的政治语用观。孟子的语言观则体现出他“尽心知性”的人性思想。和孔子注重社会交往功能的 语用观相比,他的语言观与人内心的修养是相关联的。孟子说:“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 ,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明确地将无德之言 祸与言说之人的堕落联系在一起。虽然论述的角度有所改变,儒家的语言观仍然未曾进入对语言本 身特点的讨论。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和思想家们对于现实和自身的关注程度的深入,这个递进过程 呈现出由道德性向工具性迁移的转变特征。当时论辩盛行,逻辑学发展,能指与所指的问题成为辩 论的焦点之一,这实际上就是语义学意义上的争论。对语言自身特点的研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问 题而展开。后期儒家、墨家和名家的语言观更多地体现出对语言本身的兴趣,语言的工具性受到更 多的关注。在言意关系上,公孙龙和孔子的正名思想产生了差别。孔子的“名”是个伦理政治概念 ,而并非真正的逻辑概念。相比之下,公孙龙则明确地赋予其正名说以逻辑的意义。“其名正则唯 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他名实一致原则的直接目的就是从求真的角度去 规范人们的思维,纯粹是逻辑意义的。公孙龙提出的正名的观点更为注重语言层面的规定性。如公 孙龙提出的“审其名实,慎其所谓”的观点,即如何根据新的“实”来慎重地重新定名。相比之下 ,公孙龙的“正名”目的在于正实,其正名说主观上是站在逻辑学角度上,只具有客观上的社会政 治意义。在公孙龙之外,墨家逻辑也反映着对名实关系的关注。墨家的语言观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和 动乱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其语言观表现出注重现实、功用的思想特点。墨子主张“取实予名”,这 体现了墨子思想中经验主义的特点。他认为无论礼法制度还是言物之名,都并非先验,而是源于实 际需要。他的语言观中也包含语用原则,“择物从事”的主张就是根据不同的对象的不同的需要选 择不同的语言内容和方式。著名的“言有三表”就是他的语用原则,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 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 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同时,墨家对语言本身也进行了研 究。墨家认为·24·“言,口之利也。始,当时也。执所言而意得见,心之辩也”。在《经上》 中,墨家还对词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名:达、类、私”。墨家对于语言的探究主要出于墨家逻辑 的需要。其中深刻的逻辑思想扩大了墨家语言的影响力,故而有“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说法 。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位大儒荀子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同时,其观点所表露出来的语言学思想最为接近 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的研究。《正名》一文被视作中国语言学最早的著作。荀子认为,语言具有稳定 性和传递性,也有更新性,“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他不但提及了对名称 规定的必要性、原则和方法,还指出了语言的社会性。他认为,“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 行而志通”,这对于人们认识事物和通达事理非常重要;而“擅作名”则具有十分严重的后果,会 “乱正名,使民多惑”。在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方面,荀子提出命名的来源基于感官之知,再根据感 官之知命之以名。这其中体现了以感官认识为基础,继而提升为理性认识,以此作为制名的依据的 语言发生论的思想。在名实已乱的社会背景下,他提出了“制名之枢要”,即命名的依据原则。其 中体现出的词的分类思想与现代语言学已十分类似。荀子把语言单位进行了划分,分为单名、兼名 、共名、别名等数个等级类。这其中体现着对汉语特点的认识,对于今天以字本位为基础的汉语言 学的发展有重要启示意义。还有人认为,荀子将语言单位分为“名、词、说”三级,名分单名和复 名,词即辞,“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者也”,词又从属于说,“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 ”这种以字为基本单位的语言结构观,对于当前汉语语言学也具有指导意义。(王雪霞2005: 23)在论及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时,荀子认为词语的产生是约定俗成的。其中反映出荀 子的语言符号观:语言符号是具有任意性的,一经约定,便具有强制性。荀子的语言观比起前期的 儒家,更为注重语言本身,对语言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分析,并从语义的角度提出了汉语的语言单位 划分,这样的划分对于今天的汉语语言学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作用。先秦时期的语言观,体现 了彼时人们对于当时语言特点的思考。其中,既有超语言观层面上的“道言”的论说,也有在语用 观层面上的讨论,到战国时期又进一步发展到对语言工具性和自身特点的思考。3古希腊语言观的 发展轨迹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但是也基本可以分为如下三个阶段,即:前苏格拉底时期,以自然 本体论哲学为基础而体现出来的语言观;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时期,在社会和伦理哲学中涉及 到的语言观;亚里士多德之后和希腊化时期的逻辑工具语言观。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最关注的 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即对本体论的关注。对语言问题的关注,也是从对本体论的讨论中引申出来的 。他们首先研究的就是:对名称的本质的理解。比如,泰勒斯认为世界的起源是“水”,但是这个“水”的含义并非指人们平时所见到的水,而是具有水的特性的、向内向外都无边界的水态的存在。再比如,在古希腊语中,对于“正义”、“美德”和“神”的指称和涵义的界定是当时讨论中的重点。早在公元前6到5世纪,以弗所的赫拉克里特就认为,每个名字是和它所表示的事物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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