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义军政权是唐末五代宋初一个以敦煌为中心、相对独立的汉族地方政权。归义军文学是在唐末至宋 初中国文学大背景下产生、发展的地域文学,有着鲜明的民族、时代和地域特征。正确认识归义军 文学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必须置之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大背景下,与中原及其它地方的文学活 动加以比较鉴别。一安史之乱以后,李唐中央政府的权威日益下降,士人的功名意识和报国之志失 去现实的社会基础:不能通过科举考试顺利进入仕途,展示才华,沉浮一生。令人绝望的黑暗加剧 了文人本身的多极分化,并以文学的形式得到表现。贫寒者激烈指陈时政,安乐者纵情声色,其在 避世全身上则出于同一社会根源,都追求平淡、寒狭的境界,流露出清冷的意趣和淡漠的情调。腐 败、乱离的时代造成许多文人屡试不第、贫寒困顿的人生经历。他们伤时自伤,落寞无着,形成深 重的忧患意识,并贯穿到文学思想与创作之中。皮日休主张“上剥远非,下补近失”(《文薮·序 》)、“知国之利病,民之休戚”(《正乐府十篇·序》)、“非有所讽,辄抑而不发”(《桃花 赋·序》)。他效仿元、白《新乐府》体例,选择征夫、怨妇、农夫等不同人物角度,有计划地创 作了《正乐府》十篇组诗,反映下层人民生活的痛苦。罗隐说:“君子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 ;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所以警当世而诫将来也。”(《谗书重序》)他和陆龟蒙的歌赋 多是愤世疾邪、抒发胸中不平之作,充满“抗争和愤激之谈”,被称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 和锋芒。”①杜荀鹤自言“诗旨未能忘救物”(《自叙》),《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等用 白描的方法和浅近通俗的语言,反映民生疾苦,抨击现实黑暗。在现实的不可救药与拒绝疗治面前 ,传统的儒家诗论虽然被上述作家反复申论,波及广泛,实际上已经陷入无可奈何的尴尬境地,并 非晚唐文学的主流,只能表明唐诗的“兴寄”、“风雅”、“美刺”仍然被作为理想而加以崇拜。 即使现实主义倾向鲜明的作家,揭露现实的作品也为数极少,大量的是悲观厌世或闲适隐居之作。 士人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只有识时务,变心态,才能寻找到顺时背道的生存途径。他们把这种不 得已的全身避祸的理性选择归因于“时”。罗隐《道不在人》:“天知道不能自作,然后授之以时 。”司空图在《天用》中则说“噫!时乎时!盖贤者之所宜禀。唯用天之用,然后功约而济博!” 从懿宗末年开始,士人退隐之风日盛,以司空图等为代表的苦吟派成为唐末五代诗坛的主流。他们 将视野从广阔的社会转向个人的狭窄生活,以身边琐事为题雕词琢句。或者交游唱和、切磋诗艺, 编订《诗格》,表达艺术观念:“诗学贾岛、周贺,清苦工密,所谓景联,人人着意。”②酬唱诗 除一般性应和赠答外,多写无所事事的生活以及百无聊赖的精神。皮日休和陆龟蒙在吴中相逢唱和 ,作品几乎无一可读。另据北宋蔡傅《吟窗杂录》,晚唐五代人著有《诗格》约十种,摘引的范句 多出自中、晚唐诗人之手。淡漠世事的情怀不仅在隐居题材中被加以抒发,也体现在艳情、咏史、 酬唱等方面。王室、贵族、藩镇、官僚豪奢淫佚,醉生梦死,少数身居高位的士人不能不受到影响 。韦庄《咸通》云:“咸通时代物情奢,欢杀金张许史家。破产竞留天上月,铸山争买洞中花。诸 郎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人意似知今日事,急催弦管送年华。”与此同时,“猜忌相寻, 动多触阂”③的政治环境更使士人欲有所为而不得:昭宗之代,张拾遗道古因贡《五危二乱表》, 叙兴废之事,遂黜于蜀……及太祖(注:王建)登极……复上章疏,词旨是非,帝遂诛之,瘗于五 墓之地。(《鉴诫录》卷四)这正是韦庄自禁《秦妇吟》、改弦易辙的根本原因。无所作为、冷漠 消沉的心态更使悲观失望者选择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罗隐《自遣》)的生活态度,借纵情声色 趋时自遣,寻求精神满足与心理补偿。韩、唐彦谦、罗虬、王涣、韦庄、吴融、郑谷等继承杜牧、 李商隐、温庭筠诗风遗绪,随着人生的穷达遇合,描写男女艳情和歌舞生活,用精美的意象表现细 腻的感官享受,注重感性色彩的华美。艳情成为普遍的创作倾向,并体现出有计划的特点,如王涣 的《惆怅诗十二首》、罗虬的《比红儿诗》一百首。在军阀和学士昼夜不休的弦歌宴饮中,填作歌 词,倚声而唱:“杨柳大堤之句,乐府相传;芙蓉曲渚之篇,豪家自制。莫不争高门下,三千玳瑁 之簪;竞富尊前,数十珊瑚之树。则有绮艳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 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④花间词人堆砌华艳词藻来形容妇女的服饰和 体态,片面发展了温词的雕琢柔弱。咏史题材时而表现对盛世明主的眷恋和对高士不遇的同情,委 婉地抨击讽刺当道的昏君庸臣,如胡曾《沛宫》、唐彦谦《长陵》和《楚世家》、李山甫《代孔明 哭先主》、汪遵《屈祠》等,以期达到“历代兴亡亿万心,圣人观古贵知今”(周昙《吟叙》)的 目的。但更多的是将自身与现实拉开距离、分门别类、通咏古今,如胡曾《咏史》二卷,从传说中 的共工到隋代,总计150首。周昙也有《咏史》八卷195首。他们为咏史而咏史,既无理趣, 又无韵味,“兴寄颇浅,格调亦卑。”稍后的五代十国文学,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作家 队伍、战争和平等条件不同,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总的来说,南方高于中原。闽地诗人多以白居易 为宗,缘情体物、崇尚平淡。吴越僧俗诗歌尚白,由于钱氏崇佛,处默、延寿等将儒者的“仁爱” 与佛家的“慈悲”融为一体。杨吴诗坛主张师古,重视教化,多从贾岛、姚合转向元白一派。南唐 有政界、隐逸两大诗人群落,君臣以学白居易的闲适感伤为主,兼法“元和体”,以及李白、陶潜 ,表现忧患意识和吏隐情怀。楚地也分为台阁与隐逸两极,而以后者为多,追风贾岛、姚合,又不 乏愤激不平:“遨逸访巢由”(廖荣《赠王正己》)。西蜀诗歌嘲讽刺时,词则多写艳情。与其他 地方文学相比,归义军文学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归义军政权四周为少数民族政权所包围,民 族矛盾比较尖锐,生存空间自然成为敦煌归义军文学自始至终关注的焦点。因此,归义军文学的现 实主义特征并不体现在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方面,而是围绕着归义军政权与敦煌社会的兴衰存亡这 一重大主题,集中描写了当时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并对归义军与周边民族关系有所反映,歌颂 了为国家统一、维护和平、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做出重大贡献的英雄人物,不仅具有很高的文学欣赏 价值,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悟真的《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并序》( P3554V)、敦煌文人创作的《张议潮变文》和《张淮深变文》、<望江南“>边塞苦(”P 3128、S5556)对节度使张议潮乘时而起收复河西、张淮深保境安民、为大国作长城的德 政业绩进行了歌颂。悟真《百岁诗十首并序》回顾与总结生平事迹,对自己勤学好文、建立功业的 一生不无自豪与骄傲。《张议潮进表》(S6342)、悟真《张淮深碑》、佚名《沙州进奏院上 本使状》(S1156)、张球《南阳张延绶别传》、佚名《下女夫词》、张景球《张淮深墓志铭 》、佚名《大唐宗子李氏再修功德记》、佚名《儿郎伟》四首(P3552)、张忠贤《葬录序》 (S2263)、佚名《李陵苏武往还书》等作品,或隐或显地反映了张氏归义军政权与唐中央政 府、及其内部各种矛盾斗争,完整地展示出一幅张氏归义军政权从产生到壮大、由于内忧外患逐渐 削弱、最终被曹议金取而代之的历史。张永《白雀歌》(P2594+P2864)、张文彻《龙 泉神剑歌》(P3633)、《七言诗三首》(P3633)《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 (P3633)等艺术地再现了金山国从建立到结束的全过程,反映了敦煌人民为争取生存发展而 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事迹。<望江南“>龙沙塞”词、《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悟真 《奉酬判官》(P3681)、佚名《二月仲春色光鲜》(P3500V)、《红鳞紫尾不须愁》 (P3645)、《儿郎伟》(P3270—5)、《儿郎伟》(P4011)、<谒金门“>开 于阗”(S4359)、张文彻《龙泉神剑歌》(P3633)、《七言诗三首》(P3633) 《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天可汗状》(P3633)等作品,生动真实地反映了归义军对外族侵扰 敦煌地区的自卫与抵抗,以及与周边吐谷浑、吐蕃、回鹘等民族逐鹿河西、力量消长的变化过程。 自汉武帝时,汉族人民移居敦煌,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用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勤劳双手开发了 这片美丽的土地,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着这片富饶的土地,保卫着中原内地与西方的政治、经 济和文化交流。他们热爱祖国,心向大唐(《敦煌三首》P5007),热爱现实的生活环境—— 家乡敦煌,在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中,看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由衷地感到喜悦并加以歌咏,对本 地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倍感自豪,时刻感受到边陲重镇人民肩负的历史重任,体现出忧国忧 民的伟大情怀。(《敦煌廿咏》)即使描绘神圣世界的宗教文学,也以曲折的方式,体现了对现实 人生和命运的巨大热情和关怀。张明照的《第192窟发愿功德赞文并序》、佚名《二月八日文》 (S1441)和《回向发愿文》(S1164),表现出对国家命运的极大关注和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悟真的《唐僧统和尚赞述四兽恩义颂》(P2187)借佛本生故事,发挥儒家敬老行孝、 长幼有续、和乐相处的思想,委婉地对张氏家族内部的矛盾进行了讽喻和劝谏。张文彻的《金山国 诸杂斋文范》(P3405)努力通过规范佛事应用文写作,把佛事活动引向对国计民生的普遍关 怀。这不仅因为“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⑤,中国民众的宗 教信仰具有世俗性、功利性、多神性等特点,更因为敦煌宗教文学的作者大多数是都僧统司和各级僧官,他们身在寺庙之中,心存庙堂之上,用另一种方式实践着儒家的入世精神,实现着自身的人生理价值。二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由于不同政权之间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系,文学在题材、主题方面表现出共同的时代特征。随着文人逃避战乱回归故里,或择主而事重新组合,呈现出星罗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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