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小说带有极强的自传性,特别在描写现代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中,那个无所不在的“我”基本 上就是作者的化身。一般的文学史论,往往就把这个“我”看作是一个具有民主意识的资产阶级进 步知识分子的形象代表,差不多就可以与20年代初的鲁迅划等号。当然人们还可以将吕纬甫(《 在酒楼上》)、魏连殳(《孤独者》)这两个形象与作者相比较,从中见出作者精神世界里较为灰 色的一面。读者和研究者都认可这个现实,大家十分清楚,尽管像吕纬甫、魏连殳之属的生存状态 是颓废的,或带有自暴自弃的倾向,但毕竟是激进之后的颓废,可以看成消极的抗争。并且,他们 的颓废和自暴自弃也来自于旧势力的威迫。然而,鲁迅的小说中还有这样的几个篇目,其中人物的 思想意识决无进步而言,却不乏旧文人的伪饰与新文人的怯懦,如《弟兄》里的张沛君,总喜欢以 旧式的伦理道德维系家庭关系,并现身说法,大做宣传,试图来影响周围的人。《
端午节》里的方 玄绰,是一位“差不多”先生,安于现状,明哲保身,让别人去拼命,自己坐享其成。说到底,是 一位聪明的利己主义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不情愿将他们与鲁迅相联系,认为这种形象有 损于伟大作家的品质。当然,联系总还是有的,这一点鲁迅本人并不回避。(一)弟兄情义的背后 在北京八道湾胡同,周家弟兄失和之后的一二年里,鲁迅写下了两篇有关兄弟情感的作品:《弟兄 》与《风筝》,后者收录在抒情散文集《野草》当中,但这个作品更像是一篇精短的小说。在这两 个作品中,“我”都是作为大哥的身份出现的,这不仅是鲁迅情感上的切身体验,也是取材于他真 实的生活经历。鲁迅对这种特殊人物角色的自认,一是出于他所担负的经济责任,二是长兄如父的 传统道德,而这两者又是密切联系的。少年时代的鲁迅面对家境的败落,奔忙于当铺与药铺之间, 忍受世间的冷眼,“养家”的意识,成为他在自我奋斗、救国救民的雄心大志伴随下的自觉行动。 所以,二十二岁的鲁迅在东京接到反清组织浙学会的任务,命令他充当刺客的时候,他就显得缺乏 “英雄”气概了。鲁迅对组织者说:“现在只想了解一下,如果自己死了,剩下老母,那时候该如 何替我照料呢?”①这种瞻前顾后的作为令组织者大失所望,只能另行安排。据许广平回忆,
鲁迅 兄弟失和后,搬出八道湾胡同,有一次鲁迅回去取东西,告诉周作人他离开日本回国做事是为了挣 钱供养他。然而周作人并不领情,只是淡淡地回答:“那是过去。”从这个材料中透露出两条信息 :一是鲁迅在家庭问题上的自我牺牲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已经大大超出了作为兄长的义务,更近 于父亲;鲁迅的童年经历使得他在后来的情感生活和艺术创作中较少出现父子关系,较多的是母子 关系,而家族中的男性行辈则用兄弟关系作为替代,如《
狂人日记》中就出现了大哥的形象,其意 象也在表现一种压迫感。做弟弟的狂人在遭受着大哥的威压和迫害,当然,这里所表现的大哥,所 用手法是以虚为实。其效果是虚实相生,关怀与迫害就这么交织着。二是鲁迅在与弟弟失和之后, 依然利用一切机会,试图缓和这种已经无法挽回的局面。这种忍辱负重、宽厚谦让的态度,与鲁迅 所谓“睚眦必报”的复仇个性大不相同。旧家庭的道德秩序,鲁迅一直是从感情上不能割舍的。鲁 迅的母亲曾对邻居俞芳说:“你们的大先生(指鲁迅)很重情谊,特别是对待自己的兄弟,真是爱 护备至。他从小就担负起长孙、长子、长兄的责任。”②事实上鲁迅回国后,为周作人在北大谋求 工作机会,都是从家庭全局以及兄弟情分上着眼的。包括他一直看重的经济大权交给弟媳,一个日 本女子,试图以此来维持这个家庭的和美与完善。《风筝》中那“精神戮杀的一幕”,从另一个层 面去理解,则是表现一位兄长对“无知”的兄弟之前程的忧虑,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愤怒。而问题在 于鲁迅对于“踏扁风筝”式的传统教育方法,为什么会有那么沉重的反省和自责呢?除去封建教育 和伦理的批判之外,是否还有什么个人的因素呢?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这与兄弟失和特定的背景有 着必然的联系。也可以说,当鲁迅强烈的传统家庭观念在现实中被摧垮之后,他是不会立刻背离它 的,它表现为“萦绕心头”,这种心理状态是极难超脱和驱散的。照鲁迅的家庭地位和个性特点, 就决定了他要从“
自我”来探究这场家庭风波的深层意义,以及伦理关系之下的人性本质问题。再 说《弟兄》这个作品吧,它是鲁迅作品当中专门探讨人性的少数作品之一,心理学内涵大于社会内 涵,以意识与潜意识的“反向作用”来解剖自我。张沛君是一个现代思想与传统美德兼顾的形象, 所以,从表面上看,他近乎完美,这是鲁迅极力表现的,为的是与他后来的潜意识制造巨大的反差 。整个故事来自于鲁迅自身的经历,许寿裳在《我所认识的鲁迅》中回忆:大约在1917年的春 末夏初吧,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绍兴会馆补树书屋,作人忽而发高热了。那时候,北京正流行着猩 红热,上午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这使鲁迅非常担忧,急忙请德医悌普尔来诊,才知道不 过是出疹子。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兴地对我评述了悌医到来之迟,和他的诊断之速,并且说: “起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③据许寿裳回忆,《弟兄》中靖甫的言谈举止都酷似
周作人,这一点又可以从周作人那里得到印证,他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中说,小说对靖甫的病情 叙述与自己那一次生病的经历是一致的,其描写十分准确,但梦中的内容可能是生发出来的。然而 周作人又明白地说:当他病得非常厉害时,鲁迅曾对他说:“我怕得不是你会得死,乃是将来须得 养你妻子的事。”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再一次提到此事,并认为《弟兄》里的梦境就是其反映 。周作人对此颇费解,反复思量:“前后已相差八年了,却还是没有忘却。这个理由,我始终不理 解,或者须求于弗罗伊德的学说吧。”④这样来看,把张沛君当作是鲁迅某种思想意识或行为的原 型,是完全符合事实和艺术创作规律的。而鲁迅通过对张沛君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矛盾考察,深刻 地审视了自己的生活态度、处世哲学、家庭伦理、新旧道德、人格矛盾等一系列个人问题。在那场 令他刻骨铭心的家庭冲突之后,他首先要重新认识以往的自我,这就是以关爱兄弟、不计钱财的张 沛君,一个肯作出牺牲的大哥形象。在公益局所有同事的眼里,他都是理想的兄长,传统美德的化 身。被月生挂在口头上而赞不绝口,秦益堂将张沛君的故事反复讲给自己的不肖儿子们听,他们正 为家财的分配而大打出手,秦益堂把这活生生的材料作为榜样以行教诲。张沛君的影响力太大了, 但这不完全是他个人的力量,背后是传统道德的支撑。然而,只是一场貌似猩红热的出疹子,就将 那么深厚的兄弟之情和传统美德打垮了。由此看来,所谓道德的东西是多么脆弱呀,经不住任何现 实问题的考验。尽管只是一场噩梦,离现实还有十万八千里。这位张沛君的确将家庭亲情生活看得 过于纯洁化、道德化和理想化了,并试图贯彻到底。这正是作者对自己前期关于家庭观念的一种现 实的概括和反思,即他不止一次地向母亲和弟兄们承诺,要永不分离,要薪金合用,如此等等。这 种乌托邦式的家庭理想,在经历了兄弟反目之后,就成为他苦苦思索探究的一个问题。《弟兄》这 个作品是最接近鲁迅个人生活的创作,现实的伤痛使得他有意避开具体的矛盾冲突,避开外部因素 对自身的干扰,单就自我而言去探究这个问题。鲁迅从理性上始终如一地为自己树立着一个认识事 物的方法,即观察任何事物表层之下的东西,而且,他一再强调过,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完美的东 西,往往是最值得怀疑的;而那些似乎丑陋卑劣一点的东西则常常是真实的。这是鲁迅的史学观, 也是他对现实和自我的认识方法。所以,鲁迅特别敬佩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对这位俄罗斯作家的全 部评价都是围绕这样的一个问题:要审问自己灵魂的至深处,必定有罪恶。这罪恶是隐藏在洁白之 下的,而罪恶的下面还有洁白。这自然是潜意识向意识的敞开与升华。因此得出的结论是:审问者 必定是犯人。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 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 。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⑤潜意识里的罪恶向张沛君敞开,让他的意识充分地认识自我人格的 每一层面,因此而健全并升华。所以,当张沛君再返回到他的办公室的时候,就拒绝同事对他兄弟 亲情的恭维。这恰恰就是最后的洁白和光耀,事实上,张沛君并没有被那一场噩梦所击垮,反渐渐 从过去不自觉的伪饰状态下挣脱出来,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小说结尾是:“沛君便十分安心似的沈 静地走到自己的桌前,看着呈文,一面伸手去揭开了绿锈斑斓的墨盒盖。”《风筝》写的是儿童时 代的回忆,不是梦,却有梦的感觉。成年的弟弟根本就将那梦一般的往事彻底忘却了,而当兄长的 还是耿耿于怀,陷入无法排解的自责中。其原因在文中讲的很清楚:“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 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尔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 儿童的天使。”这似乎听起来就是点明主题了,所以对此历来没有什么争议,确认它是以民主意识 、个性主义反对封建思想与家族观念。然而,这并不影响我们朝着另外的方向去思索,如果仅仅是 对弟弟的严格管束,防止玩物丧志,荒废青春,那完全可以采用更加温和得体的方式,但他偏偏是 :折断翅骨,踏扁风筝,傲然走出。这样的粗鲁的行为,恐怕于新道德和旧道德都是格格不入的。 人们往往被“我”中年之后的忏悔所感染,而看轻当初的蛮横。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我”是不是 真正地关爱过自己的弟弟?在那个人所共知的社会学意义的主题之外,是不是还可以从人的个体意 义和心理因素上去做一些探讨?从《弟兄》到《风筝》,我们可以看到弗洛伊德学说中的“反向作用”在其中的体现。所谓“反向作用”,是指人们以某种对立面掩盖本能到无意识当中的机制。举例说,一个人由于对他人怀恨在心而引发焦虑,为了减轻这种内在的紧张,他可能以一种相反的态度来对待这人。从表面上看,我们以为他莫名其妙地用爱代替了恨,或者用恨代替了爱。其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