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雄同体:女性主义译者的理想

一、引言男女两性分类,是一个多学科的分类系统。它既具有生物学意义,也具有心理学、社会学、 文化人类学意义,同时还是一个可以进行多层面分析的现象。既可以从个体层面,也可以从人际层 面、群体层面、社会类别层面、社会制度层面、文化类型层面等予以解释。解释的不同,其意义也有所不同。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今译为“女权主义”、“男女平权主义”、“女性主义”,本文均采用“女性主义” )一词缘于妇女解放运动,经历了许多演变和重新解释,甚至目前自称是女性主义者的人,对于它 的确切含义也仍然莫衷一是。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女权主义”还是“女性主义”,在中国翻译语 境中,似乎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词。人们更愿意使用内涵较为模糊的“女性翻译意识”。女性主义 借用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对传统的等级制度和性别角色提出了质疑,认为意义与价值不再是 固定不变的,从而颠覆了传统的结构主义翻译范式和典律。7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来势凶猛,其 手法之激进令人咋舌,所以女性主义的翻译观点和实践遭到某些反对也是不足为奇。罗斯玛利·阿罗约(RosemaryArrojo)就认为,女性主义翻译的理想看起来完全就是男性主义种种形式建构的一个反面形象 。她追问:为什么男性主义的阐释模式是偏离背叛而女性主义的阐释则意义丰富?既然她们总是想 要代替或至少是增补其他的行为或其他的理论,女性主义译者的这些行动和欲望,自身难道不也是 暴力性的吗?在此,女性主义有重新建构新的二元对立之嫌。同样,我国许多学者在承认女性主义 翻译理论有一定启示的同时,也认为她的“某些观点对我国翻译界显得有些超前”(廖七一,20 02),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会导致译者主体意识的过分张扬”,“会把翻译实践和翻译研究引 向极端”(张景华,2004)。所以,正如洛丽·钱伯伦指出的:女性主义译者应该接受的挑战之一就是超越作者和译者的生理性别问题。在此,弗吉尼亚·伍尔芙(Woolf)、埃莱娜·西苏(Helene C ixous)、克里斯蒂娃(Kristeva)、露丝·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等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在坚持男女两性差别的基础上,以一种可以包容男女差异的 同一境界的思想———“雌雄同体”来对抗和解构父权制的二元对立。二、翻译研究中性别歧视的 历史和哲学根源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就是要识别、批判那些将女性又将翻译逐入社会和文学底 层的概念。为此它必须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试图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结构。(S imon,1996)那么,翻译又是怎么被性别化的呢?从历史的角度看,翻译与女性有着不解 之缘。首先,翻译是女性、尤其是欧洲中世纪的女性进入文学世界的途径。19~20世纪,法国 、俄国、德国现代主义的伟大作品一半是由妇女翻译的。由于长久地被排斥在创作权力之外,妇女 便把翻译作为写作的一种训练,利用这非常有限的着手点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另外,这种性别 差异还体现在描述翻译的隐喻中。“女人”和“译者”同被归入话语的低等地位,译者被视为作者 的侍女,女人低于男人。同样,在我国也有把翻译比做媒婆的歧视隐喻,而歌德甚至把翻译家比作 是下流的职业媒婆。不但译者、原作和译作也与阳性和阴性的意象连在了一起,原作被视为强壮而有生产力的男性,而译本则是低级的派生的女性。而此中突出的是由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lesMenage)杜撰的那个双关语“不忠的美人”,在男人心目中女人是“漂亮的不忠实 ,忠实的不漂亮”。从而将“漂亮”与“忠实”对立起来。无论是古典的翻译理论还是结构主义的 翻译观都将“忠实”和“信”看作不可违抗的翻译伦理。翻译活动被比喻成一桩婚姻,忠贞(忠实 )是后代(译文)惟一合法的保证。(廖七一,2002)这种将女性和翻译等同的观念,既表达 了女性处于弱者的地位,也显示了翻译的从属状况。而女性主义认为,要求译文绝对忠实原文,就 像要求女性绝对服从男性一样是不平等的,这样的婚姻实际上是建立在欺骗的婚姻合同基础之上的 。首先,这些将“忠实”视为圭臬的译论都是建立在中心论和二元论的哲学基础上的。他们往往假 定某种性别的二元对立,对立的其中一方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中心,而另一方则是被决定的边缘,从 而把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就像男性和女性关系一样对立起来。作者被认为是权威,而译者和女性一样 ,是处于第二位的。男女间的生理差异是毋庸置疑的,但用生理差异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状 却难以差强人意,正如波伏娃认为的那样:“女人并非生来就是,而是后天变成的。”在文本世界 里,父权掌控着文本的创造、文本的阅读和文本的阐释,不知不觉地将女性逐渐塑造成他们要求的 社会角色。女性主义认为,导致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是“差异”与平等的对立。(张景华,20 03)在父权制社会中,这种男女的差异被夸大成为了不可调和的两极。事实上,男女同一的观念 认为:从生理学角度来看,男女在性方面生理构造是一一对应的、同质的,只不过具体的表现形态 有些不一样。这种差别应该是相对的,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一个连续体,任何一个个体都是连续体上 的一个点,既没有绝对的男性气质,也不会存在绝对的女性气质。同样,作者和译者、原文和译作 之间也应该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原文与译作相互映衬、相互补充,构成一种共生关系。 其次,传统语言学派强调意义的普遍性,认为所有的语言都是异质同构的,意义的所指和能指存在 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作品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意义等着译者去发现,然后亦步亦趋地把它 加以传达。译者被看成一个仆人,一只看不见的手,机械地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译作也 被认为是一个摹本,而不是创造性的话语。这种结构主义的翻译理论过于强调语言的确定性,过分 强调所谓一对一的转换规律,而忽视了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和译者的主体因素,这种对主体因素的抹 杀压制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被看成是“隐形”的。女性主义者借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认为 意义产生于一种能指与其他能指的横向开放性关系,不存在词与物一对一的纵向联系模式。翻译是 意义有差别的重复,全息图(hologram)成为这一自觉再现过程的独特象征。“连续曝光 中多重影像的一种叠加,一种交叉叠盖,对于互文性,话语相互作用的一个比喻,一个展示着事实 的转换的虚像。全息图并不固定不变地描绘其形象,它演示它。”(Simon,1996)意义 是多重性的,允许有多重理解,因而翻译是有差异的,也就不存在惟一的标准。正如本雅明指出的 那样,和原作完全相同的译作是不可能存在的。法国文论家巴尔特也认为作品没有不变的内核,作 品的意义是游移变动的,不为文本所凝固,也没有终极意,文本的意义在于读者与文本接触时的体 验;作者一旦写下文字,意义的游移是他本人无法支配的。这一思想一旦被女性主义利用,翻译就 成为“能指的游戏”,原文的意义不再是有待发现的真值,而是有待创造的一系列话语。贝尔曼( Ber-man)指出:只要译者把游戏摆上台面,她/他们就拥有了所有的权利。(Simon ,1996)三、突显女性主体的差异性女性主义译者坚持维护她那根本性的差异,她那无穷尽地 再阅读和改写的快乐,把自己对操纵文本的标记昭示天下。(Godard,2002)女性主义 译者坦率宣称翻译就是重写,并用种种手段突显女性在文本中的地位,让女性在语言中“可见”, 从而使女性在真实世界中被“听见”和被“看见”。(Flotow,2004)女性主义认为, 在旧的男性中心意识形态里,男性是作为整个人类代表的身份出场的,“一部人类历史实际上是一 部男性中心主义的单一性别史”。为此,除了让许多“失落”的女性作品被发掘出来以外,女性主 义译者还进行了大量大胆的翻译实践。首先,我们应该提到的是女性主义者的《圣经》翻译。女性主义者为了争取女性在基督教中应有的位置,从女性主义角度重新翻译了《圣经》。在她们的强烈呼吁下,1983年,《语言兼顾两性的圣经选文集》(AnInclusive Language Lectionary)的英译本终于正式出版。迄今,至少已出版了17种不同版本的“中性”或 “语言兼顾两性的”《圣经》英译本。苏姗妮(Susanne)把这两种方法分别定义为“中性 化”(neutralization)和“减性化”(desexiation)。然而,这些 “中性”和“两性兼顾”的语言真能令人满意吗?苏姗妮指出这两种方法在使用范围和效果上实际 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往往会发生掩盖女性身影的现象。比方说,在翻译实践中,人们常常会用一 些中性词来代替那些男性概括词,然而事实却是:普通读者的阅读思维过程多是习惯性地以男性为 中心的,离开女权作品的语境,当人们看到或听到诸如“person”之类的中性词时,思维定 势还是以男性为主。而且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现实中,从来都不存在中性这种东西。同样,“减性 化”实际上也是有问题的。常见的例子为以“he/she”代替“he”。可是转而一想,我们 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减性化”似乎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因为英语本身就是减性化了的男性语言 。现实中,人们经常会希望能把he和man减性后当中性词使用,从而能把男女都包括在内。可 是这些词没有一个被人们看成是中性词。所以,为了把女性的身影表现得更明确、更清楚,苏姗妮提出了“重新性化语言”(resexlanguage)———为了女性的声音被听到,女性的身影被看到,而在语言方面所做的性化标 志。在此,苏姗妮认为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性化标志,翻译者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运用一切 语言技巧使女性在文本中能够出现。那么女性主义者又是怎样利用自己的创造灵感在翻译中体现女 性主体的差异性呢?在戈达尔德、阿特伍德、卡萝·梅尔、卡茜·麦兹(KathyMeizei )、弗洛图等人的努力下,词语的力量以新鲜、甚至是扎眼的面貌呈现出来。比如,弗洛图提出了三种实践方式:增补、加写前言和脚注、以及“劫持”。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