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小青的文学中有这样一类意象:来自农村却鄙夷农村,渴望融入城市却被城市排斥,因此精神游离 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民风的边缘人;或者曾经属于城市,由于时代历史的原因下放插队,纠正了历史 原因返城,却产生了找不到精神归属的惶惑感,成为又一种情感边缘人。范小青的小说《杨湾故事 》中的南方小城市民具有一种20世纪末的中国城市精神,虽然他们做出的种种努力最终都无功而 返,但是他们追寻的脚步从未停止。陈小马和她两个兄弟以及她的同学舒波都费尽思量争取参军名 额,当兵意味着户口、工作、荣誉,意味着从此脱离平凡人生,进入被他人羡慕的时代洪流中,可 惜人性深层的文化积淀及时代和历史的互斥性最终将她(他)拒绝在外,舒波死了,陈小马由于内 心歉疚和恐惧放弃了参军的资格,参军所能够带来的光荣和实惠只停留在想象阶段,不可能实现。 同样在《船出杨湾港》中周根水夫妇发家致富梦想的破灭也表明了城市文明的规范性对乡村非规范 性的拒绝。船迅速地远去,看着船身破开水面溅起水花,看着他们的新船驶向更宽阔的水面……” 大家都以为“这是一个好兆头”“,船来到了一座大城市”,然而大城市并没有他们停靠的港湾, 结局是猫三家卖掉了船,空手回到了比从前更困顿的日子。在船出、船进这两个过程中,人物命运 完成了一个轮回,最后周根水在牢里思索猫三的名字“:周新,是否意味着一切将重新开始?”从 杨湾出来,最终又回到杨湾去,在城市的角色中,周根水们只是充当了一个匆匆过客,他们满怀憧 憬,兴致勃勃而来,却撞得鼻青脸肿,人财尽失而回。这里没有符合他们的生存空间,他们也不适 应城市的生存法则。笔者以为,在开放与封闭之间的磨合区域,情况是复杂的,既有相互渗透的趋 势,又不自觉的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力。城市的接纳意义不是从条文指令和身份证上得以承认的,城 市身份的认同从更深层次上看,是一种心理认同,包括地域、传统、文化、行为等多重性默认,脱 离和融入同样的不容易。范小青的另一篇小说《无人作证》比较明显地流露出精神寻找的痕迹,与 “杨湾系列”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城市人去乡的故事“。我”有一天突然回到了知青时期下乡插队 的地方,巧遇了朋友儿子的婚礼,意外地看到了井下的一双脚,侦缉毫无所获,当“我”垂头丧气 回到家之后的某一天,大家告诉“我”从来没有发生过“我”下乡这回事,当然也就没有谋杀、侦 察等事件“。我”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只能放弃“,算了,作什么证,无人作证,这也很好。”当 “我”作为一个城市文化人和返城知青的身份以回归的姿态来到农村时,发现“我”来过的痕迹已 经消失殆尽,不复存在“,我”已经找不到“我”存在的历史,乡人们也没有承认“我”的曾经存 在。事实上这种“
回归”仅仅是“回”而“不归”,人们在城市中已经逐渐地丧失了历史意识,并 且商业文明的热烈发展也无暇理会精神净土的召唤,而当“我”有意识地去历史中寻找记忆时,尴 尬地被告知“不在场”“,我”有心寻找在场证据,无可奈何的发现“无人作证”。“回归”的叙 事模式更典型地集中了城市生存中的利害纠葛和力量消长,以世俗化的实用性,来消解在城市中盘 踞了那么久的,过于浓重的中国古典文化与现代政治结合紧密的形而上的理性,以欲望的四处迸射 来代替温良敦厚的理性克制。反映在范小青的《又见乡塘》和《别了乡塘》这两部乡党小说中,从 吴为一下乡从政到离乡返城,陷入了一种“归”而难“回”的处境。乡镇的办事方式重的是人情, 吴为一为此感动,尽心尽力为乡镇企业拉外资、借贷款,一心一意只想为乡下做点事。当吴为一任 期满回城后却留下了后遗症,乡镇企业的贷款到期无力偿还,吴为一作为担保人不得不向厂长追债 。诚信的丧失和虚假诺言使局面视觉人文僵硬了,当信任失去根基,交流协作便无法实现。现代文 明的有理有节遇上了扯皮推诿的乡村狡黠,大家不无感慨“:原以为结束就结束了,不想惹个事情 在身上竟是摆脱不掉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具有田园式情调和古典式文明的庄园式城 市(一种整齐的、生活条件更加完备的乡村)遭到破坏,传统的茶坊瓦肆、街间邻里的温馨情调迅 速瓦解,循规蹈距、按部就班、驾轻就熟的生活一去不返,虽然留恋与向往仍在无时无刻地交错, 虽然仍然充满了两种城市文化和情感的斗争,具有中国古典乡村情调的城市却回天无力,无可挽回 。城市由熟悉变为陌生,由单纯变为复杂,城市人开始失去自己的城市,失去对城市的控制而被城 市所控制,自己对自己感到陌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正在变成什么,其惶惑比卡夫 卡《变形记》中的格里高里还大,格里高里知道自己变成了虫子。范小青的苏州城市文学就反映了 这种生存困顿,处在历史的边缘、空间的边缘、文化的边缘,人们感到无所适从。范小青的《个体 部落纪事》将大都市背景转换成具有江南情韵的东吴小城,其城市文化品质自然具有乡镇情调的痕 迹,但已充满了现代文明带来的激烈冲突。主人公沈梦洁,出身平凡,自学成才,走出单位后在上 世纪90年代的中国小城市里干起了个体户,历经辛酸赚了钱却失去了快乐,只有惘然若失,仿佛 这是生命的必然经历,命运本来如此,挣扎和奋斗,痛苦和欢乐的感受都已消失,她在生活中慢慢 地冷却了激情,在商潮中急流而退,带着若得若失的怅惘又回到了单位。这种人物正与另一些城市 长篇小说中处于喧嚣和争闹的人物相反。这种人物和故事谈不上对过去古典式城市生活的怀念,但 却延续了中国乡村式市民平庸无争的性格。沈梦洁渴望获得成功,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可,她有能 力、学识、胆识,在经营过程中成为了寒山寺路的“一只鼎”,然而生活总是存在多面性的,在经 商过程中她也目睹了种种难以理解的经济和文化现象,伴随着人性与物欲的冲突,默认与随同是唯 一合适的态度。没有文化品位对于人生的提升和对于生命的诗意充实,甚至连文化刺激都没有,只 剩下具体细微的利益时,人们可能像沈梦洁一样:无论对外面的生活和世界还是对自己,都失去了 兴趣。下岗、炒股、经商等90年代热点社会现象在范小青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城市民谣》的娓娓 叙说中一一浮现,具体的生命表现都被拆卸成历史的现象和场景,历史是小说的人物和故事生存的 一个背景和框架,小说借此营造一种文化氛围和人文情调,但历史生存和个人生存无关,生命的一 切都在历史中失去了可感受、可体验的性质而变得无所谓。在小说中,历史只是一个象征化的淡淡 的影子笼罩着人物。负载着“
历史”涵义的古老长街、向家府宅、默默流淌的小河,给小说增加的 只是小城形象的古老韵致和风味,作为一种与人共同存在的诗意灵性而存在,其中并没有具体的历 史含义。钱梅子全身心的投入自以为是自己的角色,却没发现她只是现代性表演中的一个替身演员 ,在这个没有属于过她的世界中,她的介入和退场无足轻重,钱梅子的第二次创业和沈梦洁一样也 以失败告终。然后范小青将城市放入过去的时代让它沉静冷却下来,却无法使自己正生存其中并对 其进行书写的城市形象同样获得一种沉静、稳定、从容的表现。城市社会的迅速膨胀、变形把一副 极其陌生也极富魅惑力的图景推出来,使人无法选择和判断,于是充斥于新城市小说中的主要仍是 未经理性和想象力更好处理的市民生存现象,小说家本人的认识力和感受力都遭受城市压力的尖锐 挑战,他们在可能失去城市的时候,强迫自己去重新书写城市,并被城市所控制,他们书写的全部 都是自己曾经熟悉而今已不熟悉的城市形象,并尝试着用这个形象来解释生命和社会,这个形象是 一个全新向前奔走的新城市形象,包含着层次丰富、形态多姿、范围广阔的城市人生表现。当人们 带着痛苦的记忆毫无留恋地离开农村回到城市,信心十16足地准备在城市一展拳脚的热情中积极 奔走,没想到,城乡文明的差别并不因为历史指令性的错误而放慢脚步等待他们,今昔不同往日“ ,这断命日脚,看也看不懂了”蜗居在采莲浜内的返城人、拥挤在吴家大院的裤裆巷城市平民不约 而同地发出愤愤的声音。这种差别不仅仅源于地域文化的异质性,在这里还有一种时间意识的滞留 在人们记忆深处顽固地占据着思考领域,从而扰乱了人们的理性判断。返城人用十年前的苏州城市 的行为模式来衡量十年后的正进行经济改革的现代苏州,用十年中在农村养成的习性来指责城市规 范的不近人情。他们记忆和想象中的心灵家园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到底是回家了还是离家了呢? 范小青小说中的吴地显然是在某种历史哲学视野中的吴地,这种历史哲学不是吴地生活之外的某种 理念的参照系,而是其中的蕴藉。范小青对美国作家契佛创作路数的认同是我们发现其小说意义的 一个角度。契佛“没有致力于提出新的思想,没有对人生、社会和宇宙发表过抽象的独创见解。他 的人生观与人们在美国市郊能碰上的随便哪一位白领人士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但他却凭借了一种力 量”,范小青由此意识到“寻找深刻,追求深刻这是一条路,放弃深刻,走出深刻这也是一条路” 。所谓放弃与走出并不是有意淡化或解构什么意义,而是顺其自然。小说《还俗》就以一种自然的 方式显示了民间化的指向。吴地作为经济的前沿与文化的后院,有着一种非常奇特的矛盾而又和谐 的状态。还俗与适度民间化是范小青九十年代创作的重要特征。所谓适度是指她并不完全疏离主流 意识形态,也不一味认同民间,她关注的是在边缘化的文化状态下的最真实的历史与人生。她建立 新民间的叙事努力中为历史保留了文化转型期吴地的集体记忆。穿梭城乡——范小青市民文学的“ 回归”叙事@顾晴宇钪新乩淙戳思で?在商潮中急流而退,带着若得若失的怅惘又回到了单位 。这种人物正与另一些城市长篇小说中处于喧嚣和争闹的人物相反。这种人物和故事谈不上对过去 古典式城市生活的怀念,但却延续了中国乡村式市民平庸无争的性格。沈梦洁渴望获得成功,得到他人和社会的认可,她有能力、学识、胆识,在经营过程中成为了寒山寺路的“一只鼎”,然而生活总是存在多面性的,在经商过程中她也目睹了种种难以理解的经济和文化现象,伴随着人性与物欲的冲突,默认与随同是唯一合适的态度。没有文化品位对于人生的提升和对于生命的诗意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