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 金著名的《随想录》，在新时期开始的那些年 月，曾经风靡海内外，影响甚为深远。 这部著作，是一个时代的标志，一种思想的高 峰，一代作家的精神指南，也是那个时期志士仁人 的智慧结品。因此，在文坛及社会上普遍认为，这 是巴金继上个世纪前半期创作《家》、《春》、 《秋》后的第二个高峰。 在《随想录》的写作、发表和出版过程中，我 曾不止一次拜访过巴金，直接接触到有关情况。今 天回想起来，我感觉依然颇有意义，并且具有着相 当的研究价值。 一九八六年，巴金回忆说:“‘文革’发动到 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 记不了……好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 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 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 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 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 利。” 正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巴金的朋友、 曾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作家，如叶以群、老舍、傅 雷·，··一个个被逼致死。巴金在《二十年前》一文 中抑制不住愤慨的情感写道:“在‘文革’中冤死 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所以，“文革”十年成了 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一重提就“叫人心痛肠断 的往事”。为了我们国家将来不再发生类似“文化 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巴金以刚正的人格、高尚的 情操及一位作家敏锐的思想和睿智，在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时候，_枣p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 日，便开始了有计划的《随想录》的写作。后来， 巴金在《后记》中说:“只要‘文革’不再来，我 什么都不怕!”“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 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 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 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 。熟、轰 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 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 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 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同时，巴金在《随想录》第二集《探索集·后记》 中也曾十分坦诚地说过:“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 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我爱我的祖 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她，离开了他们，我就无 法生存，更无法写作。我写作是为了战斗，为了揭 露，为了控诉，为了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但 绝不是为了美化自己……我要掏出自己燃烧的心， 要讲心里的话。” ︻生命写意︸国 巴金曾经反复说过:为了给自己十年的苦难做 一个总结，为了使十年的悲剧不再发生，为了早日 偿还这一笔心灵上的欠债……他在一次又一次历史 反思和精神自责中奋笔写作，把心交给读者，像春 蚕吐丝一般，至死也要给人间添一点温暖—以这 样的精神和心态，在一九七七年，巴金连续写作了 《一封信》、《第二次解放》等散文，先后于上海 《文汇报》发表，引起了早在一九四五年就认识并 与他合作过的潘际炯先生的关注。 不久，潘先生离开了下放劳动的北京市自来水 公司，重新回到香港《大公报》主编副刊《大公 园》。很快，他就给巴金写信约稿。 此时，巴金也巫欲吐出胸中的块垒，说出自己合 中所想、日夜所思的真心话。于是，他便拿起笔来， 就当时社会上有很大反响和分歧意见的日本影片《望 乡》，理直气壮地抒发自己的感想和见解，在一个 月内，写出了《谈<望乡>》、《再谈<望乡>》两 篇文章，寄给潘先生在香港发表出来。 巴金当时还在努力完成自己的一个夙愿:翻译 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巴金多 年来深爱这部作品。此时，他从赫尔岑这部作品题 目上受到启发，又看到《大公报》副刊《大公园》 上设有专栏，他也想以《随想录》作为专栏连续写 作发表。巴金给潘际纲写信说:“《随想录》我还 想写下去，你们愿意发表它，我以后写出新的东西 就寄给你们。我在《随想录》(一)里说明我写作 时间不会太多，因此在可能的范围内想多写点东 西……”潘附回得信后非常高兴，立刻表示同意。 于是，两位老朋友再一次亲密合作，巴金的《随想 录》专栏文章在香港《大公报》副刊上一篇篇刊载 问世。 当巴金的《随想录》写作并发表已超过三十 篇，第一集已在香港出版的第二个月，即一九七九 年九月，我奉命赴宁沪一带组稿。出发前，时任人 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作为巴金老朋友的严文井同志 特意嘱咐我，到上海时一定要去看看巴老，转达他 的问候，并向他组稿，总编辑韦君宜也表示过同样 的意思。在文井、君宜同志的心目中，除了希望出 版巴金的散文集和准备新写的长篇小说以外，他们 早已十分关注和重视巴老的《随想录》。我是九月 二十四日从苏州抵达上海的，住在上海市出版局招 待所。次日，联系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复旦大学有关 事宜。二十六日，我到距鹿路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 会，在同楼的《收获》编辑部见到巴老的女儿李小 林，我向她表示想去看望巴老。她联系好，我即去 到了武康路巴老的家里。 “文革”前，我多次见过巴金。年前，巴金来 北京出席中国文联理事扩大会，我在宾馆里访问过 他。巴金待人温和、沉稳，性格坚定、刚强，给了 我深刻的印象。这次家庭拜访，他也没有什么客套 话。听了我说明约稿的意图后，他就和我恳切地谈 到自己的计划和想法:一、我们约他写出国访问的 散文，他准备写好后，在十月底到北京出席第四次 全国文代会时带去。二、他还准备写两部小说。第 一部已开始写，争取一九八O年写完。他颇为激动 地说:“我要写出来，即使现在不能出版，等我死 了以后再出，但我要讲真话。”我反复说道;“文 井、君宜同志都特别嘱咐过，小说写好请一定给我 们出版。他轻轻点着头说，等写完再说。三、他着 重谈到《随想录》的写作计划:准备写五本，三十 篇一本，大约一年一本，写到八十岁。他答应每年 编出一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香港三联书店同时 印行。 巴金写作《随想录》的坚定决心和充沛感情， 他的博大胸怀和深沉的爱，在这次亲切的谈话中都 给了我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们社里很快拿到了巴金《随想录》第一集， 并于一九八O年六月正式出版。 一石击起千层浪。 巴金几十篇《随想录》的连续发表和香港与北 京的相继出版，立刻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强烈反 响:有热烈肯定和赞誉之声，也有不少批评和议论 之语。 巴金身边工作人员陆正伟著文说:“在《大公 报》上连载才十多篇时，就有各类叽叽喳喳声传人 了他的耳中，有人说巴老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 误;有朋友从北京来信告诉:有人要对他进行批 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说他坚持‘不同政 见’……”(见《<随想录>的发表与潘际炯》) 巴金在《随想录》第三集《真话集·后记》中 写道:“近两年来我写了几篇提倡讲真话的文章， 也曾引起不同的议论。有人怀疑‘讲真话’是不 是可能。有人认为我所谓‘真话’不一定就是真 话。又有人说，跟着上级讲，跟着大家讲，就是 讲真话。还有人虽不明说，却有这样的看法:他 在发牢骚。”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九八一年上半年，巴 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日本，下半年又到瑞典斯 德哥尔摩出席第六十五届国际世界语大会，他都有 许多重要的活动和讲话。回国不久，到了十二月中 旬，他本来患有帕金森等疾病，又加上感冒，身体 多有不适。但是，为了出席全国作家协会理事会， 在女儿李小林陪同下，他又赶到了北京。 那是十二月十七日上午，北京正下着茫茫大 雪，我和社里当时的副总编屠岸及《随想录》的责 任编辑季涤尘一道，带着刚刚出版的《随想录》第 二集压膜本新书去看他，他当时住在东城区北新桥 三条华侨饭店一三一房间。 到了巴老的房间里，他在女儿的扶持下缓缓地 站起来欢迎我们。他感冒尚未痊愈，显得瘦弱而憔 悴，但精神尚好。他看到我们带去的新书，一边翻 开书页，一边兴奋地说:“我还有九本书，都还要 想办法完成。”说话时声音响亮，充满自信。我看 着这位已满七十七岁高龄、令人尊敬的老作家，此 时他的满头银发恰与窗外的皑皑大雪相映生辉。 《随想录》的责编问起第三集的进展情况，巴 老的语调有些沉缓下来，看似平静又颇不平静地说 起前不久的遭遇:原来写到第七十二篇((，怀念鲁迅 先生》，拿到香港《大公报》，当时副刊主编潘际 炯在北京，而在香港的负责人听到北京某个大人物 主张不要写“文化大革命”，于是便自作主张把 “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 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 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 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文章被删改时，巴老正在国外访问。回国后， 听到朋友说起，他才知道被“指令”删除的事。巴 老对此感到非常愤慨，决定搁笔，停止写作《随想 录》，以示抗议。他给香港的潘际纲一连写去三封 信，说:“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并严正指 出:“这是在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 事。”同时表示“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老将文章在九月二十五日上海出版的《收 获》第五期照原文刊出，并在十一月下旬奋笔写出 随笔第七十三篇《“鹰的歌”》(当时未在报刊发 表，后来收入《随想录》)。他如实记述了有关情 况，并且说:“读完被删削后的自己的文章，我半 天讲不出话，我疑心在做梦，又好像让人迎头打了 一拳”—像“文革”十年似的?!巴老同时还写 道:“删削当然不会使我沉默。兽迅先生不是给我 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还要继续发表我的‘随想 录’”。 我们见巴老时，他刚写完《“鹰的歌”》不 久。显然，巴老经过思考，已有成熟而冷静的想 法，对于完成自己计划也有了新的打算。因此，当 时他相当平静地对我们说到文章被删的事情:“这 也难怪他们，他们听什么人说过些什么，害怕出麻 烦，所以删掉了。其实可以不必删的。《收获》后 来发表就没有删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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