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知识女性第一次群体言说自己的心声是在“五四”时期。当时,“妇女解放”的呼声很高,文 化先驱者们以此为突破口呼唤“人”的觉醒,反抗封建压制。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文化先驱者都 写过有关妇女解放的文章或作过有关妇女解放的演讲,鲁迅不仅写出了《我之节烈观》,还在小说 《伤逝》中塑造了一个勇敢的新女性形象“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然而,生活在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女性果真能如此果决、义无返顾吗?仔细解读“五四”女作家 们的作品,我们发现“五四”女作家笔下像“子君”那样勇敢的知识女性形象并不多,她们笔下的 知识女性大多既清醒又迷惘,一面清醒地追求“人格独立,婚恋自由”;一面在情感上又不能不有 所顾忌,徘徊观望。勇敢与怯懦在她们身上互为交替,此消彼长。从她们身上,我们能真切地感受 到生活在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女性内心深处的矛盾与挣扎。而矛盾与挣扎显然是由“情”与“理”的 冲突所造成的。这里所谓“情”是指发自内心的情感,而所谓“理”则是指由一个人的知识、认识 所形成的理智。生活于社会转型期的新一代知识女性,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接受了“ 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启蒙,她们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有了追求人格独立、婚恋自 由的意识与要求,但这些新女性在当时毕竟属于“少数”,周围严苛的传统社会环境与浓厚的传统 文化氛围,使得这些佼佼者一旦把她们的意识与要求付诸行动,“情”与“理”就发生了激烈的冲 突。庐隐的成名作《海滨故人》就典型而细腻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女性内心较为复杂的情智冲突。《 海滨故人》描写了露沙等五个女大学生的情感遭遇和她们对人生的思考。露沙、玲玉、莲裳、云青 、宗莹,五个已走出父母之家,上了新学校的“新女性”,“进了学校,人生观完全变了”,她们 追求个性解放、要求思想自由,和很多“五四”青年一样,她们的第一个人生目标就是爱情自由。 露沙与梓青、云青与蔚然、玲玉与剑卿,他们都是情爱自由旗帜下的一对对恋人。不过,露沙们的 活泼和欢笑并不长久,在现实的打击下,她们很快由追求恋爱自由时的勇敢变成遭遇挫折时的怯懦 与伤感。小说中描写云青挚爱着蔚然,可是顾忌父母,顾忌亲戚们的闲话,不得不违心地拒绝了蔚 然的求爱。这种拒绝是对传统社会和父母亲情的顺从,可回到家乡后的云青却怎么也摆脱不了悲伤 。寂寞与伤心中,她提笔写了一篇小说,痛心地控诉戴着“礼教胜利”紫金冠的恶魔剥夺了青年男 女的幸福。女主人公露沙是五位女性中最具叛逆性的,她勇敢地爱上了有妇之夫梓青,社会舆论她 可以不顾,礼教羁绊她也可以冲破,但惟独不能面对的是自己良心的不安。当梓青向她表示要和妻 子离婚的时候,露沙凄然地劝道:“身为女子,已经不幸!若再被人离弃,还有生路吗?况且因为 我的缘故,我更何心?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但我自己的良心无以自容,就是你也有 些过不去。”①情感的浓烈与良心的不安,带给她的是刻骨铭心的酸楚。总之,《海滨故人》在反 映新女性的情感遭遇时其基调是悲观的,披露了作家自己,也是当时许多觉醒女性的犹疑和迷惘。 仔细分析小说,我们发现新知识女性“情”与“智”的冲突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新追求与旧道德 的冲突;情爱与母爱的冲突;个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二“蜕变的时代总是痛苦的,诞生于这 蜕变阶段的中国人,生来也要比以前以后时代的人,多受痛苦。他们以亲身经历旧制度的迫害之故 ,憎恨之念较为坚强;但他们以熏陶旧文化空气较久之故,立身行事,却也自有准绳,不像后来那 些自命新时代的青年,任意所之,毫无检束,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 那个蜕变时代的人不免都带着点悲剧性。”②苏雪林在其长篇小说《棘心》中以这样一段议论透露 了接受过新旧两种教育的“五四”知识女性的矛盾。《棘心》塑造了一个积极上进的新女性杜醒秋 ,为追求人格独立,她敏而好学,终于成为一位自食其力的小学女教师。然而,她并不满足,当得 知女子大学招首批女大学生的时候,她想方设法要报考,家人不同意,她甚至不惜以死相威胁,终 于,不仅走出家门,上了女子大学,而且走出国门,成为留学法国的一名女留学生。然而,这样一 位有理想、有追求的新女性,在婚恋问题上却相当守旧。因为,她十分注重德行,传统文化中的“ 德行”教育,让她选择节制情感,让她不能违逆父母之命。最终,她还是接受了家庭安排的她并不 情愿的婚姻。从中我们看到久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五四”知识女性,在接受新思想之时,封建伦理 规范已内化成她们严格操守的精神道德。冰心的文学作品也反映了这种传统“德行”文化对“五四 ”知识女性的影响,其小说《秋风秋雨愁煞人》写一群曾经有理想有抱负的女中学毕业生种种宿愿 难酬。英云是一个受过新思潮影响,有才气、有抱负的知识女性,可不幸的婚姻捣碎了她“牺牲自 己,服务社会”的理想,她那自在、自得的生活消失了。于是,在英云的心理上出现了三种力量的 抗衡——一是在民主意识作用下的对现实的抱怨与抗争,一是社会环境对个性的销蚀与磨损,一是 起缓冲作用的爱的宽容与谅解。三种力量搅成一团,构成了人物既想维护传统道德,又想维护个人 人格的矛盾心态,两种追求同时共存,互相矛盾,又合二为一,体现了社会转型期知识女性独有的 心态特点。应该看到,“五四”知识女性,她们之所以能较早觉醒,是因为她们有着同时代一般女 性所难以企及的优越生活环境。在中国广大妇女尚在为衣食温饱而忧的时候,她们中大多数人已进 入正规学校,成为高等学府中最早的一批女学生。其中还有不少人远涉重洋,留学海外,直接从西 方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思潮中汲取营养。但出身于官宦人家或书香门第的身份也决定了她们在接受 新思想之前,必定都接受过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传统文化的思想、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已附着于她 们的内心,影响着她们的立身行事,甚至造成了她们人格的二重性。因此她们笔下的许多知识女性 形象难免存在着追求个性自由与回归传统道德的矛盾。三对母爱的歌咏,千百年来已成为古今中外 作家创作的一个永恒主题,“五四”女作家们也不例外。冰心的《繁星》、《春水》,冯沅君的《 慈母》、《隔绝之后》,苏雪林的《棘心》,都在塑造母亲形象,书写母爱。庐隐的《海滨故人》 、凌叔华的《李先生》也涉及母女之爱。文学史上,像“五四”女作家这样集体书写母爱是少见的 。迄今为止,整个中国女作家的创作中,也只有“五四”女作家曾集中塑造母亲形象并赞颂母爱。 为什么在这个时期会出现这样一种创作倾向?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使我们看到“五四”女作家对母 亲形象的塑造,对母爱的赞颂,从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知识女性大胆追求情爱、又不愿慈母伤心的 矛盾心态。“五四”女性要争回做人的权利,必须冲破家庭的藩篱,必须摆脱父权专制,向父母要 回自己处理个人生活问题的权利。但由于天然的亲情联系,尤其是面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的母亲 ,觉醒的“五四”女儿总感到难以割舍。在“五四”这个特殊的过渡时期,作为长期被困于旧家庭 中的传统女性——母亲们,她们和她们已接触了新思想的女儿们在思想上已有了巨大的鸿沟。“母 亲们”从小就在礼教规范的熏陶中成长,结婚后又在男权社会的桎梏中含辛茹苦地过着家庭女奴的 生活,她们很容易把这种宗法社会对女性的奴役视为天经地义。当“五四”女儿们要争取意志自由 ,摆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行处理恋爱婚姻问题时,多数母亲,无论她们怎么深爱她们的 女儿,常常会自觉地站出来,以她们对女儿的影响力,把传统礼教的思想意识当作不可违逆的原则 ,以父权代言人的身份来反对女儿争取自由的举动。而正是因为母亲的干预才更让“五四”女儿们 感到加倍的痛苦,因为母爱的无私让她们不愿去批评母亲,他们觉得不该让母亲伤心失望。于是, 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她们或者选择死亡或者选择屈从。冯沅君的《隔绝之后》、《慈母》就突出 地描写了这种情爱与母爱的冲突给知识女性带来的矛盾与痛苦。作者笔下争取婚姻自由的女青年, 往往无法将母爱与母爱所坚持的封建立场区别开来对待,从而陷入要么辜负慈母,要么向封建父权 妥协的两难境地中。于是,冯沅君在《隔绝之后》中只好让死神来调和母爱与情爱的矛盾,使得觉 醒的“五四”女儿得以逃避审判母亲的情感劫难。在乃华的心目中,世界上的爱情都是神圣的,无 论是男女之爱,母子之爱。她在这两种爱中痛苦徘徊,因为母亲的爱,她不敢毅然解除原先的婚姻 ,并且明知母亲让她探家意在逼她完婚,却还是冒险归来;因为情人的爱,她宁愿牺牲社会上的名 誉、天伦的乐趣。乃华明明懂得这是“两种不相容的思想的冲突”,但还是希望“使爱情在各方面 的都满足”,企图用爱把两者融合起来,以求男女之爱与母子之爱的和谐圆满。可是,在当时的历 史条件下,情爱与母爱冲突的主要内涵,不仅是个人之间亲情关系的矛盾,更重要的是新旧思想、 道德观念的尖锐冲突。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婚姻的斗争,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封建家长的权威,违背他 们的意志。乃华幻想用女儿的温顺去填平这个特定的“代沟”,这可以说是酿成她婚姻悲剧的主观 方面的原因。乃华这一形象深刻表现了“五四”知识女性由于母爱和情爱不可兼得而产生的矛盾, 袒露了觉醒的知识女性炽热亢奋而又惴惴不安的内心世界。她们有追求情爱的理性自觉,但在情感 上,她们又不愿让她们所深爱的母亲伤心,正如《慈母》中女主人公所感叹的:“我虽然是个弱者 ,也还有保全个人的自由而脱离家庭的勇气。我能穿朴素的衣服,能吃粗粝的饭,自食其力也不是 什么难事。但想到她老人家万一为此而些微有点山高水低,我的心都碎了,血也冷了,进既不得, 退又不能,于是万念俱灰了……”。③母爱虽羁绊了她们,她们却不能毅然割舍,不仅如此,她们还对母爱抱有幻想。《慈母》就是这种矛盾心理的反映。《慈母》中女主人公虽然在婚姻问题上面临着与乃华同样的抉择,但人物命运却不相同。接到哥哥打来的母亲催其返家的电报,女主人公曾有与乃华十分相近的心理活动,归家路上也做好了殉情的思想准备,然而,当她回到母亲身边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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