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虹的论著《革命·审美·解构——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近年来关于2 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他以严谨求实的学术品格、创新开拓的研究立场、求真 问难的知识分子操守、独辟蹊径的观察视角写就的30万言,让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百年历史 重新登场。综观全书,作者在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这一“事件”中,展现了一次现代性与后 现代性的对话与交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现代性内部的发展框架内,从中国文学理 论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入手,对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开端和形态提出了“双重现代性”发展路线的 独到见解。其次,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利用后现代的学术和思想资源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做了 全面的批判、解构与反思。这两方面形成本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两大特色:一是建立在现代性 认识上的“双重现代性”学说,一是建立在后现代方法上的解构与反思即个人化的“历史小叙述” ,这也是本书最主要的思想与价值所在。只有对此充分把握和理解,才能对文本价值和写作意义做 出切实评价。一“双重现代性”学说“双重现代性”学说是余虹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他 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是由双重现代性的立场、追求和实践构成的。一是发端于晚 清梁启超文学革命,后经革命文学重新论证所形成的现代工具主义;一是发端于王国维,后经“五 四”新文学自主意识倡导所形成的现代审美意识。两条路线彼此冲突、矛盾,相互消长,共同构成 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内在冲突和张力,也决定了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复杂性:二者时而并立, 如晚清创立之初;时而并存,如“五四”时期的双重追求;时而东风压倒西风,如“五四”以后到 “文革”时期,革命文学独尊;时而西风压倒东风,如80年代审美主义复兴并在事实上独霸文坛 。这种“双重”说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和强调,就在于它相对于过去文学理论现代性研究中的“文 学自主论”单一思路说,是一种富有新意和开拓性的见解,走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研究上的思维误 区,拓宽了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研究和认识的空间。单一思路说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 代性就在于文学自主性的追求与实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认识:“五四”以后,尤其是50- 70年代文学自主性的丧失,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中断;80年代审美主义复兴是“五四”新文学 自主意识的呼应,因而是文学理论现代性的恢复和继续。①“双重现代性”学说则是将工具论、政 治论的文艺观也视作现代性追求,在此基础上,将“五四”以后到“文革”时期革命化、政治化、 工具化的文艺观及其实践,视作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合法追求与形态。余虹给出了“双重现代性”学 说的根据。他认为,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毫无疑问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但这个‘西方’需要分 解。西欧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表现为文学自主论对文学工具论的取代,它的主要任务是划标文学之不 可侵犯的领地和文学自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东欧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则表现为新文学工 具论对旧文学工具论的取代以及对新文学自主论的排斥,它的主要任务是论证文学之为科学意识形 态教育工具的正当性。中国的现代文学理论话语既有西欧的影响,也有东欧的影响。”②可见,西 方并非铁板一块,现代性也并非只有自主性这一模式,借鉴了东西两种文化资源的中国文学理论, 可能或必然会呈现出双重属性和独特性。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早已为学界肯定,建立在其上的当代中 国文学理论,无疑也是现代性的。刘小枫曾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现代性方案之一,‘文 化大革命’是在这一建设方案的社会实践中发生的,因此,‘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现代化事件。显 然,不能把英美自由资本主义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样式。”③这无疑从一个侧面证明,余虹的“双重 现代性”路线说的立论根基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也就是说,中国20世纪50-70年代的政治 化、工具化的文学理论和实践也是现代性的立场、路线和追求。笔者认为,余虹对中国文学理论现 代性做出的“双重现代性”路线说,更符合中国文学现代化发展的历史面貌。两条路线的内在冲突 ,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曲折发展的复杂状况和独特性更加真实、生动地呈现出来。“单一”说 在批判建国以来工具论、政治论文艺观对文学发展的束缚破坏,纠正革命工具主义对文学自主性长 期压抑造成的错误,强调文学自主性对我国文学发展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方面,是值得赞许和肯定的 。但是,在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发展道路和表现形态上,“单一”说存在研究思路上的片 面性:第一,将现代性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既忽视了“西方”内部的复杂性,也忽略了中国有可 能出现的独特性。第二,以为文学理论现代性存在固有的、一成不变的本质即文学自主性,以为存 在着具有普遍适用的自主性的固有本质。第三,认为中国50-7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 社会形态含有封建专制的因素,是反现代性的封建性。事实上,民主并非现代性的代名词,专制亦 可能是现代性的,如:法西斯主义。其实,现代性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涉及到政治、文化、经济 等各个方面,它带有与生俱来的复杂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也不是一个单一的结果,现代性 是有多重形态的。应该说这就是余虹的“双重现代性”理论带给我们的启示之一。④二后现代立场 上的“解构”后现代立场是本书立论的根基、思考的出发点和思想灵魂所在,是本书另一个具有开 拓意义的价值范畴。作者站在后现代立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话语,做了全面的质 疑、批判、解构与反思。这部分内容虽然仅占最后一章篇幅,却集中显示出作者对20世纪中国文 学理论发展道路的评价和态度,充分传达出其写作本书的旨归和用意。对本书的后现代思想及其实 践的充分认知,是我们认识作者写作意义和文本价值的另一个主要路径。其一:对“科学意识形态 神话”的解构。余虹认为,“对现代性话语之基础的根本反思与质疑只有在跳出现代性话语的形而 上信念后才有可能”。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话语的形而上信念是科学意识形态的神话 ”⑤。按照他的思路,假如能够证明这种科学意识形态本身并不可靠,那么,对科学意识形态的解 构也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抽去了文学理论现代性的根基,从而达到批判与反思的根本目的。余虹首先 追溯了“科学意识形态”的来源和“意识形态文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他指出:科学意识形态只是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做的补充与修正。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贬义的概念, 指虚假意识,与“科学”相对;而列宁则认为不能将所有的意识形态看作虚假意识,有些意识形态 真实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因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所以,列宁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意识形态 ”。在列宁看来,意识形态对政党政治革命至关重要。这种科学意识形态在工人群众中又不可能自 发地产生,必须将这种意识形态从外部输入到工人群众的头脑中去。⑥意识形态在政党政治革命时 期的首要性和至关重要性决定了政党对文学理论的特殊要求,即要求文学理论论证文学作为科学意 识形态教育工具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结果,在列宁这种意识形态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文学” 理论的倡导者引入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学理论框架(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他们认为,“五四”新 文学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启蒙,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革命文学的启蒙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启蒙 ,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文学理论,一经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则必然意 味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革命文学”必将取代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五四”新文学,这是历 史的必然要求和道德的应然要求。在余虹看来,“科学意识形态”的命名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 的形成过程和历史内涵足以揭示:所谓科学意识形态,只是人为建构的话语。并不存在一个先验的 、固有的、本质的科学意识形态,它只是人为构建的现代性神话。余虹的结论究竟有无道理,还是 让我们看一下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对意识形态的分析认识:“意识形态”这个词没有 固有的本体论意义,它并没有确定出不同现实领域的价值观,因为它最初只是表示思想理论。(后 来)“意识形态“一词取得了新的含义,因为政治家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它做了重新的界定。从拿破 仑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的历史尽管在内容上有所改变,但却一直保持了同样的判断现实的 政治标准。⑦很明显,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本身并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所谓的“科学”的意 识形态,只是政治家根据自己的需要,历史地建构出来的一个判断现实的标准。后现代理论大师福 柯的观点从另外的视角给了我们进一步深刻的启迪:“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也假设了有可能在权力场 之外建立一种真意识,一种真理形式以及一种以心智再现而非以躯体规戒为基础的权力。”⑧事实 上,这种科学意识形态神话被奉为圭皋,长久地支配了中国20世纪文学与思想的现代化进程。既 然有力的论据表明,所谓的科学意识形态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人为建构的话语,那么这种话语的派 生物,如“革命现实主义”的“现实”神话,也必然要遭到被瓦解的命运——“现实”只是革命话 语构造的“理想的现实”。而将主观性的构造论证为客观的“反映”乃是神话。⑨对科学意识形态 神话的解构,无疑抽取了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根基,也祛除了长期以来笼罩在中国文学理论现代 性头上的光环,使其终于现出平凡的肉身。其二:对“历史神话”的解构。从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 与语言论出发,余虹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概括为“历史理性”与“再现理性”两大信 念,并且对这两大信念所构建的“历史神话”进行了解构。所谓历史理性,即将历史的时间性理解 成线性因果性,确信处于时间中的事件之间具有必然关联性,任何“果”在时间上都是后于“因”且由因派生的。所谓再现理性,即确信语言具有客观再现功能,忽略了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所具有的随意性和虚幻性,因而混淆了叙述的历史和本然之历史,并将前者当成后者。余虹认为:“历史的必然性是可疑的,语言的再现性也不可靠,当历史必然性的信念和语言再现性的信念动摇之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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