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出版《先锋就是自由》一书之后,心里就定意要停一段时间,好好读一些书,以调整自己的视野 和心境的。不料,由于各种原因,这一年多还是写了不少文章。《此时的事物》一书多为这些文章 和对话,加上之前在《美文》杂志上谈散文的专栏文字结集而成。想法有了一些变化,文字的力量 似乎并无多少长进,因此,我对自己的写作一直是不满意的。如果没有好友楚尘的鼓励和催促,也 下不了编选这个集子的决心。直到编定之后,校对时还删了五十多页文字,内心的犹疑可想而知。 我想,这样的犹疑并非多余。梁漱溟说:“在人生的时间线上须臾不可放松的,就是如何对付自己 。如果对于自己没有办法,对于一切事情也就没有办法。”这话说得透彻。在今天这个时代,面对 文学的喧嚣、批评的歧途,太容易迷失自己。多少人都拿自己没有办法,远离了本心,失去了本原 ,不仅细小的利益可以摇动他的信念,随波逐流者更是不在少数。写作的光芒正在黯淡,清明自觉 的人日益减少。这是一种可悲悯的事实。我承认自己过去也常是昏昏然而不自觉的,所幸我还想往 前,还想改变自己。我一直相信,世间万事原非定局,它是可以变的;人力虽然渺小,但也是可以 增长和积蓄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写作诞生于“孤独的个人”的看法,同时,我也不轻视 文学实践、文学影响力的价值。这二者之间,应该是有一条贯通的路的。钱穆说,凡做学问,当能 通到身世,尤贵能再从身世又通到学问。古人谓之“身世”,今人谓之“时代”。凡成一家言者, 其学问无不具备时代性,无不能将其身世融入学问中。但今天的学问,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今天 的文学,也几已成了“纸上的文学”。身世和时代正在消隐,所剩的,不过是些材料、名词、公共 经验,以及下面那颗斤斤计较的心。我一直向往梁漱溟所说的,“学问贵能得要”,“学问家以能 得为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得要就是心得、自得。我不是学问家,但也知道,做研究的最 高境界,就是要进得去也出得来,要有心得,要有生命的感悟,要和自己有关,而不被知识所累。 因此,我的文学研究,总是在“
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这两个场域里用力,以对人类存在境遇 的了解,对人类生命的同情为旨归。我追求清晰而温润的表达,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到达那个已被 我们疏远了的生活世界和人心世界。我是越发地觉得人的生命是值得同情和饶恕的。一个人活在世 界上,他的力量何其微弱,但他的欲望又何其蓬勃。古人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又说,没有智慧 的人,就像糠秕随风飘散,这些不都是事实么。人终究是受造之物,活着充满盲目和机械,在利益 面前妥协,在权势面前低头,也就见怪不怪了。人的失败,不过是做了欲望的奴仆罢了。因为对人 类的生命有了这一层了解,我的文字就多了些宽容和同情,有些人觉得,这样一来,锋芒就少了, 可这也是心境的真实变化,合乎情理。诚如一个哲人所说,当你看到人类的生命是可悲悯,可同情 的,你对人的过错,口里即便责备,心里责备的意思也很少。他所犯的毛病,我也容易有。凭心说 ,我仅是幸免而已。因此,我从来是推崇悔悟、自新的精神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 省察和觉悟呢?人本来如此啊。我的阅读和写作,似乎就是为了回应这一种“人本来如此”的感叹 。在生活世界,人本来如此;在人心世界,人也本来如此———这不正是文学么?文学就是发现秘 密、呈现世界,但不负责改变。改变世界是哲学家的事。(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说:“哲学家从来只 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真正的关键是改变它。”)所以,好的文学,它所要追索的,永 远是生活世界发生了什么,人心世界发生了什么;离开了这两个维度,文学就会变得空洞、轻飘, 写作就会成为一种造假。“此心同,此理同”,文学批评又何尝不是如此?“生活世界”这个概念 ,是思想家胡塞尔在其晚年的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现象学》一书中着重提出的。“生活” 是人存在的基本场域。人类一切的文化创造、意义建构、精神表达,其基础材料均来源于“生活世 界”———立于“生活世界”这一坚实的地基上,有了生活本身,写作才能扎根,灵魂才能落实。 中国当代文学,有一段时间,极为蔑视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以为文学的关注点只应是远方的,宏大 的,以为那些日常的琐事,是不能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这其实是对文学最大的误解。文学在经验 的层面上说,肯定是具体的,世俗的;即便是文学的感情,也以能够返回人世为最动人。正因为如 此,王国维才说《红楼梦》写的是“通常之人情”,鲁迅才把《红楼梦》称之为“清代之人情小说 的顶峰”———以优美的人情写天道人心,这是中国文学的伟大传统;而人情就在世俗之中,天道 也隐于日常生活里面。岂止是文学,以超越为追求的哲学,还不是要以人世为扎根的地方?朱熹在 《集注》里说,“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 须臾离也。若其可离,则为外物而非道矣。”———“道”固然有超越“日用事物”的时候,但“ 道”也遍存于“日用事物”之中,正如王阳明的诗句所言:“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 ”(《别诸生》)正因为强调思想不能完全脱离日常,《老子》四章才有“和其光,同其尘”一说 ,《庄子·天下篇》才说庄子“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假如连道家哲学都对世间、日常不离不 弃,文学又岂能越过“生活世界”而写人记事?我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保罗对提摩太说,“我 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 《提摩太后书》四章)。这时,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圣经》写的是神话,它分明写的就是真实的日 常生活么。由是观之,文学实在是最日常的事物,凌空蹈虚、好高骛远反而远离了文学的本心。我 在本书中多处说到,好的文学,应该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生活的,也应该告诉我们人类是怎样走来 的,又将如何走下去。也就是说,文学中的“生活世界”,还应与“人心世界”对接。二十世纪下 半叶之后,中国文学是越写越实了,都往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上靠,顺应每一个时代的潮流,参与 每一次现实的变动,结果是把文学写死了———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 、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无法在人心世界里建构起丰富的精神维度。这个时候,在文 学写作中强调人心世界,张扬灵魂叙事,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国人讲“天道人心”,其背后的意思 是说,“
人心”和“天道”同,对此,王阳明解释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 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归结点还是“人心”二字。王阳明还说:“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 、心外之理乎?”陆九渊也说,“道外无事,事外无道。”可见,要真正领悟道和理,就得进入一 个广大的人心世界,这既是真理之入口,也是文学之通途。王国维赞李后主的词“不失其赤子之心 ”,叶嘉莹评李后主的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说他一语直指宇宙之心,这些都是很 精到的理解。文学是灵魂的叙事,人心的呢喃,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的根本指向。因此,“生 活世界”和“人心世界”就是我为文学划定的精神疆界。我渴望看到一种文学,能在“生活”中展 开,同时又能深入“人心”———尽管这两方面都做得好的作品,在当代十分罕见,但我的研究, 总是尽力握住这两条线索,使得我在阐释别人的时候,不忘张扬自己的心中所想,也不忘说出我对 生活和人心的真实看法。我想起日前一个朋友对我说的话,他说,“学”就是“
觉悟”,“术”就 是“方法”,所谓学术,就是“觉悟的方法”,所谓学者,就是“正在觉悟的人”———这是令人 向往的境界。它至少告诉我,那种僵化的写作和研究已经不值得尊敬;学问的正大一途,实在是事 关生活,通向人心。王阳明把这样的学问称为是“根本的学问”:“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 ,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 。方其壮时,虽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 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许多的文学批评,之所以成了速朽的文字,如同过眼云烟,稍纵 即逝,无不和批评家的思索未达“根本”有关。那些无谓的争论,虚假的热闹,或许真的只是“暂 时鲜好”,终究难逃“憔悴”之命运,既然如此,何不从现在开始,以批评之觉悟,重塑文学的灵 魂?因此,我的书名《此时的事物》之“此时”,与“生活”有关,通向此时此地的存在境遇,而 “事物”则通向“人心”,因为天下本没有“心外之事”。本书所收文字,大多有志于此写作路径 ,现在看来,态度虽然认真,缺憾却着实不少。但先儒有言,天地之大,而人犹有所恨,何况是我 一介庸人写的文字?就让它去吧。二○○五年十一月二日批评的觉悟@谢有顺$广东省作家协会潘 底印安磺词欠?以与世俗处”。假如连道家哲学都对世间、日常不离不弃,文学又岂能越过“生 活世界”而写人记事?我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 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提摩太后书》四章)。 这时,我一点都不会觉得《圣经》写的是神话,它分明写的就是真实的日常生活么。由是观之,文 学实在是最日常的事物,凌空蹈虚、好高骛远反而远离了文学的本心。我在本书中多处说到,好的 文学,应该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生活的,也应该告诉我们人类是怎样走来的,又将如何走下去。也 就是说,文学中的“生活世界”,还应与“人心世界”对接。二十世纪下半叶之后,中国文学是越 写越实了,都往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上靠,顺应每一个时代的潮流,参与每一次现实的变动,结果 是把文学写死了———缺乏一个比这更高的灵魂视点,无法实现超越现实、人伦、国家、民族之上的精神关怀,无法在人心世界里建构起丰富的精神维度。这个时候,在文学写作中强调人心世界,张扬灵魂叙事,就显得尤为必要。中国人讲“天道人心”,其背后的意思是说,“人心”和“天道”同,对此,王阳明解释为:“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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