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俄极为相似的现代化进程中,“革命”一度是长时期内的绝对主题,在革命运动中也不乏众多知 识分子的活跃身影。这些由大革命催生的,出于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形式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就 是通常意义上的“革命知识分子”。瞿秋白是“中国现代革命知识分子的一个杰出代表”<1>, 是被毛泽东赞为“肯用脑子想问题的”、“有思想”的人<2>(第1卷);享有“二十世纪的但 丁”、“各民族文学之父”诸多美誉的高尔基,也是列宁心目中“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 <3>(16卷P202)。但正是这样的两位革命知识分子,却都在特殊的情势下,在面临个人 或革命的生死关头,直抒胸意,或写下了“多余的话”,或表达了“不合时宜的思想”,留给后人 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深邃的思想启示。本文借鉴比较史学和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对比分析两人 对革命的误读与曲解以及导致他们转变革命态度的主客观因素,以期公允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地位。 相信这对于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中俄革命知识分子的异同会有些许帮助。一大革命营造的动荡、冲突 、血腥的氛围成为了中俄近现代知识分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他们出于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 关切和对道德标准的忠实维护,或主动选择,或无从选择地卷入革命浪潮,通过参政或干政来实现 知识分子群体的理想与抱负。然而革命这把“双刃剑”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又决定了它在推动历史车 轮前进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冷酷暴力的一面,使投身其中的革命知识分子时而欢欣鼓舞, 又时常绝望挣扎。因此,无论是瞿秋白写就《多余的话》还是高尔基撰述《不合时宜的思想》都不 是偶然的,而正是两人在革命浪潮“冲击”下政治上“回应”的失误,思想上“回应”的偏颇和情 感上“回应”的波动。而“多余的话”之所以“多余”,“不合时宜的思想”之所以“不合时宜” ,都只是相对于各自所处的特殊历史时空而言的。1934年,“左”倾路线达到极致,“工农独 裁”的苏维埃运动走到了尽头。军事上的连连失利导致工农红军被迫实行战略总退却。身患重病的 瞿秋白要求随军西撤被拒,后在转移途中被俘,又因叛徒出卖暴露身分,营救无望,于1935年 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多余的话》正是1935年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被捕 后在汀州狱中写就了最后一篇文字。全文两万言,语言徘徊,感情悱恻,分为“何必说?(代序) ”、“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 文人”和“告别”七个部分娓娓道来。开头引《诗经·王风·黍离》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 我者,谓我何求”<4>(P1),借东周大夫出行至旧都镐京的感伤表达油然而生的忧国之情。 通观全书,作者以关切党的事业,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个人。 他也试图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表达自己的革命观点,但或许由于历经革命艰辛和身陷囹圄的 悲怆,这些观点反而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特殊遗嘱,也是反 映党1923年到1935年间历史的宝贵文献。瞿秋白一生历经中国革命的起伏波折,这只“江 南第一燕”曾经为革命的发动忘我工作,为革命的发展推波助澜,为革命的胜利欢欣雀跃,也为革 命的挫折忧心忡忡。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正是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八七”会议,通过及时总结经 验教训,确立了实施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为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建立农 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指明了方向。虽然从字面上看,《多余的话》的确表现出瞿秋白对革命的 “动摇”和“叛变”,集中反映了他在思想中过多灰暗、伤感、颓唐的情调和内心世界伤感苍白的 情绪。但书中所表达的“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4 >(P33)等抑郁心情的文字,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复杂的革命形势直接导致的。这些话中包含着 瞿秋白对王明路线的怀疑和不满,以及他在王明一伙打击下滋生的苦闷情绪。他屡次提到的“休息 ”,从时间上看和内容上推测主要是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把持党中央领导权以后 。瞿秋白对革命观念的最后转变,他所谓的“历史的误会”,以及他对自我价值的过分贬损,在客 观上也都是由此造成的。中俄近现代革命进程的相似性为比较两国革命知识分子的观念异同建构起 一座平台。和瞿秋白相似的是,高尔基的观念转变也是同革命曲折复杂的进程密不可分的。事实证 明他当时也没能在思想认识上找到革命的“破坏性”和“建设性”的最佳结合点。1917年的俄 罗斯称得上是一个极端的年代。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各种政治势力激烈交锋,短短几个月里政 权两度易手,从沙皇帝制、资产阶级联合政府转移到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但革命本身并没有解 决俄国社会的诸多问题,灾难深重的俄罗斯人民依然处于经济贫困、政治无权、文化落后的境地。 作为《新生活报》的主编,高尔基从发刊的第三天起(1917年5月3日)就在报上以《不合时 宜的思想》为题开辟专栏,针对时局及人民迫切关心问题的看法发表政论,一直持续到1918年 7月16日停刊。作为高尔基政论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合时宜的思想》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重 大问题都有所涉及。书中反映了俄国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并不是一场“戴着白手套”完成的高尚革命 ,高尔基本人也不完全与官方所塑造的高大形象相符。尽管他倾注了大量时间精力来关注俄国革命 ,把大半生都消融在俄国革命的炼炉里,但此时他对于“革命可治全国的一切罪恶”的信仰显然已 渐渐冷却。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描绘高尔基当时的心境时说,“革命使他陷入全面的道 德困惑。开始有一段时间他对革命不能理解,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残酷使他受到很大震动”。191 7年3月专制君主政体的推翻和后来克伦斯基当权的腐败,更唤起他混杂的情绪。所以高尔基在《 新生活报》上指责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权害怕光明和公开性、胆小又反民主、践踏起码的公民权 利、迫害工人、还向农民派遣征讨队;批判布尔什维克在得到政权后,对于他们的反对者采用了他 们自身所遭受的同样的压迫手段;甚至悲哀地承认“敌人是对的,布尔什维主义是民族的不幸”< 5>(P230)。十月革命的“暴动”最终过去,但“在那个时候,无论何人,如预料布尔什维 克的统治至多超过几个月,必被大笑,就是列宁和他的党徒,也不能自信他们的政变能比巴黎公社 的纪录更长”<6>(P244—245)。况且高尔基当时居住的彼得堡聚集着众多失去地位和 理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旋于这个圈子等于是“置身于无法观察新生活而受资产阶级庞大首都 的腐烂印象折磨的”境地<3>(35卷P411)。高尔基渐渐改变了原有的革命观念,动摇了 早期的政治立场,偏离了最初的政治轨道,从“红色海燕”转变为“聒噪的乌鸦”。二作为一个特 殊的社会群体,革命知识分子在革命中承担着规划、组织、宣传、领导等任务,相应地发挥着特殊 的效用。尤其是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素来与政治有着不解之缘的中俄革命知识分子多以文人 之身从政,却又常因此徘徊迷失。如果说中俄革命道路的复杂曲折是导致瞿秋白和高尔基革命观念 转型的客观原因,那么他们作为“革命知识分子”的文化认同和心理积淀就是其改变态度的内在原 因。《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用“政治家的宽宏胸怀,文学家的深沉感情,严于解剖自己的风格,写 出的从内容到形式都使人印象深刻的文章”<7>(P83—84)。题名“多余的话”多少受到 了俄国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早年作为没落的“士”的一分子到《饿乡纪程》中自称“中国之‘ 多余的人’”,再到《多余的话》中提及屠格涅夫的《鲁定》(罗亭),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 ”形象确实在瞿秋白的性格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狱中他语带双关写就《多余的话》也就不难理解 了。历史的潮流将瞿秋白这么一个文人气质甚重的人推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地位,使他不得 不牺牲了他的文学天赋,跻身于并不善长的政治舞台。他的一生,大起大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 的文人气质和书生性格难以适应政治场上的云谲波诡。在文中,作者本人也屡次提及了这一矛盾: “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 ……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4>(P31);“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 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 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结习未除’的”<4>(P7)。他也承认十几年为顾全大局勉强 负担的政治工作“是实在违反我的兴趣和性情的结果”,“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 4>(P8)。这里所谓的“误会”和“噩梦”显然是他就自身体验的这对矛盾及其酿成的后果而 言的。可他毕竟不善于成为真正的政治领袖,“甚至当了领袖也会念念不忘当文人”<8>(P8 3—84)。政治家和文人的矛盾是瞿秋白一生中遇到的许多矛盾中的最主要的,也是他困窘终生 而无法解脱的矛盾,所以他才会全盘否定自己的政治能力,认为自己这种文人由于知识和体魄上的 原因不能从事政治。从全文看瞿秋白丰富的情感世界,磊落的精神品格以及作为一名革命知识分子 的灵魂痛苦,《多余的话》所遗留的沉重深刻的教训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绝非“多余”。正因为每 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都不是凭空的,而是立足于时代和自身文化背景、社会地位和政治 抱负之上的,高尔基把《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第一个集子命名为《革命与文化》,给第二个集子加 上“关于革命与文化的札记”的副标题,也是基于谈论的中心仍是俄国革命过程中文化发展问题。 当高尔基也像瞿秋白那样陷入了“革命与文化”的进退维谷时,他也片面误解和错读了革命。所以他才认为二月革命后的当务之急是发展文化和普及科学,“如果祖国的文化多一些,那么祖国的危机感就会少一些”<5>(P85—86),甚至“如果革命不能立即在国家里发展强化的文化建设,那么,照我看,革命就是没有结果的,就是无意义的……”<5>(P32);所以他才信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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