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元迈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下文简称《文集》),选入了吴先生自1 978年到2003年间所撰写的34篇学术论文,是他从事文艺理论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学术历 程和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文集》既彰显了作者25年来在文学理论方面所取得的斐然成绩,也 折射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界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新问题以及所积累的一些新经验,因为作者 始终关注备受学界重视又不断引发质疑、争论的诸多课题。吴先生总是以辩证统一的观念与宏观整 合的视野,站在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上,以自己所拥有的知识结构、自己所处的文化背景、历 史语境为基础,来审视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同时,他又总是以自身对文学的感悟和趣味为理论建 构的根本,来理解和诠释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前苏联文论和当代中国文论的本质,并谋求对中国 文学理论建设有所助益。从整体上来看,《文集》是一部相当厚重的文艺理论著作,它关于中国文 学与外国文学关系的论述,特别是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后的外国 文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工作是极富启示意义的。吴元迈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了认真而深入 的思考。吴先生对“
上层建筑”与“
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把文艺视为一 种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艺理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性发现”(吴元迈181)。他 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上层建筑的性质;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与其 经济基础来说,都具有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虽然都具有相对独立性,但这两项相对独 立性也是有所差异的,不应该以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来否认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性质,因为意识 形态要比政治、法律及其他离经济基础更远,更不能将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划上等号。吴先生也从 历史发展的角度,详实地考察了马克思主义文艺遗产在国外特别是西方的研究状态,认真地探讨了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观点与立场,并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方学者对于马 克思主义文艺史料的整理是系统的,对于其经典论著的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有贡献的, 这就体现出了一种事实求是的科学态度。我认为吴先生这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的历史钩沉 ,从原文出发,不仅是符合实际的,对我国文艺界进一步了解国外的经验教训也是有意义的。吴先 生还系统地梳理了普列汉诺夫、列宁和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间的关系,这能够帮助我们 更加清楚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线索: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 是有成就的,当然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偏离倾向;列宁捍卫和发展了文化与文艺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 路线,但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借鉴、变革、 丰富与发展,当然也是它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而本土化与民族化的结果。这些梳理,对于中国文艺理 论今后的发展路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吴元迈对中国当代的文艺理论问题或国外所出现的文学理 论问题有着自己的精到研究。他从基本内容、理论基础与历史发展三个方面考察了作为文学艺术评 价标准之一的“人民性”的问题,认为“人民性”标准的提出既有其历史进步性,但也不可能以此 来评价所有的文艺作品。他认为,在文学艺术的评价体系中,“世界性”不可能凌驾和超然于“民 族性”之外,“民族性”也不可能溶化或消解于“世界性”之中。吴先生从文艺历史发展的角度剖 析了文艺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所存在的辩证统一关系,体现了一代学者的清醒头脑。同 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在世界文学史上,高尔基是第一个把“文学”表述为“人学”的作家 ,吴先生则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文学是艺术领域的人学”。他认为“人学”是同人道主义分不开的 ,高尔基对“人”、“人道主义”的新理解在于他看到了“人”和“革命者”、“人道主义”和“ 革命斗争”、“手段”和“目标”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我认为这种对“文学是人学”内涵的扩展 ,体现了吴先生的敏感与锐气。吴元迈先生还根据自身的生命体验,认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应该坚 持把美学分析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将社会分析和艺术分析统一起来,他认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文 艺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并且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文学批评本身的问题,也才能够真正推动当代文 学创作的繁荣与发展。吴元迈先生还希望中国作家与批评家能够有“全球意识”和“参与意识”( 291),能够处理好中国文学与外国文艺的关系,中国的文学研究者能够走“辩证整合研究”之 路。他提出我们要进一步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处理好经济全球化与保持中国文化特质之间的关系 。他希望中国学者加强外国文学评论工作,发展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要积极面对冷战后世界 文学的多元格局,逐步地建立起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显然,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论述是 很有启示意义的,也是值得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进一步思考与探索的。吴元迈先生探讨了前苏联时 期的文学思想、文学研究方法问题,总结了前苏联文艺运动某些重要的历史教训。吴先生探讨了“ 拉普”文艺思潮的历史教训,认为前苏联文艺界在20世纪30年代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对有关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文学的人民性”诸问题的重要探索,对今天的 中国文艺界仍然有借鉴意义。吴先生梳理了前苏联文艺界的“艺术接受”、“结构符号分析”、“ 语言创作美学”等文艺批评方法,认为“艺术接受”、“结构符号分析”等既有自己的优点,同时 也存在一些问题;他肯定了巴赫金的“语言创作美学”方法,认为它对前苏联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做 出了巨大贡献。吴先生认为新中国的文论建设是从学习前苏联文论起步的,当时以前苏联文论作为 自己的目标和方向,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学和文论自己的选择;前苏联文论像其他各国的文论 一样,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因此只有将其作为一种动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才可能避免我们的学术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吴元迈先生一直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 场和方法对有关文学艺术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他又积极运用比较文学 方法论和文学比较方法阐述东西、中外文学交流,以及古今文学的传承和超越,“在‘同’中寻求 ‘异趣’,在‘异’中探究‘同律’。”①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在研究中不断地汲取当代文论的 新成果,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吴先生没有忙着去操作时髦的学术话语,也没有被西方的现代、后 现代文论所湮没,而是在理性精神、差异性意识的观照下,谋求各种文艺理论的融通,于通俗平实 的叙述和评论中透视文艺学领域的诸多问题,又随处可见发人深思的论断和独到的见解,于平实之 中见出功力,于系统之中见出深刻。最为难得的是,他在文学和理论研究中一直有着非常明确的比 较意识,其比较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各种文论的本质,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建设 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②。这种坚守中国文论建设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的,而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脊梁 ,正是吴先生这类坚守者挺起来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从《吴元迈文集》看吴先生的文论@刘景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①王忠祥:“丰实充盈探赜钩深———评吴元迈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研究》4(2005):164。
②参见高玉:“文学翻译研究与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吴元迈先生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1(2005):6。
吴元迈:《吴元迈文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
杂顾咨缁嵫У呐?对有关“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文学的人民性”诸问题的重要探索,对今天的中国文艺 界仍然有借鉴意义。吴先生梳理了前苏联文艺界的“艺术接受”、“结构符号分析”、“语言创作 美学”等文艺批评方法,认为“艺术接受”、“结构符号分析”等既有自己的优点,同时也存在一 些问题;他肯定了巴赫金的“语言创作美学”方法,认为它对前苏联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 贡献。吴先生认为新中国的文论建设是从学习前苏联文论起步的,当时以前苏联文论作为自己的目 标和方向,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文学和文论自己的选择;前苏联文论像其他各国的文论一样,也 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因此只有将其作为一种动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才可能 避免我们的学术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吴元迈先生一直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 对有关文学艺术问题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他又积极运用比较文学方法论和 文学比较方法阐述东西、中外文学交流,以及古今文学的传承和超越,“在‘同’中寻求‘异趣’ ,在‘异’中探究‘同律’。”①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在研究中不断地汲取当代文论的新成果, 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吴先生没有忙着去操作时髦的学术话语,也没有被西方的现代、后现代文论 所湮没,而是在理性精神、差异性意识的观照下,谋求各种文艺理论的融通,于通俗平实的叙述和 评论中透视文艺学领域的诸多问题,又随处可见发人深思的论断和独到的见解,于平实之中见出功 力,于系统之中见出深刻。最为难得的是,他在文学和理论研究中一直有着非常明确的比较意识, 其比较的目的,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各种文论的本质,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建设我们自己 的文学理论②。这种坚守中国文论建设的精神才是最可宝贵的,而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脊梁,正是吴 先生这类坚守者挺起来的。“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从《吴元迈文集》看吴先生的文论@刘 景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①王忠祥:“丰实充盈探赜钩深———评吴元迈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研究》4(2005):164。
②参见高玉:“文学翻译研究与外国文学学科建设———吴元迈先生访谈录”,《外国文学研究》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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