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逝世七十周年,各种纪念的会议早在去年下半年就忙活起来,热闹非凡,想借鲁迅做官者 有之,想借鲁迅发财者亦有之,总之是“各自猜拳径”。当然,中国自古就有将悲惨之事淡化乃至 审美化的传统,甚至能够将“红白喜事”的“白”作为喜事,更何况鲁迅去世将近七十年,后人再 怎样糟蹋之,先生又奈若何?而我所谓“悲惨之事”,是说鲁迅终生与中国的腐败势力战斗,如今 这种势力非但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在变本加厉地猖獗。一些人并不“睁了眼看”这种触目 惊心的事实,反而去嘲弄鲁迅,乃至假借鲁迅的名号助长这种腐败势力。因此,我还有一种忧虑, 这种表面上的热闹若是不配合着对鲁迅精神的真正弘扬,如果不配合着有相当深度的研究成果,其 结果很可能令人厌烦,招来像世纪末那种铺天盖地的否定鲁迅的思潮。从世纪末到现在,我因为批 评那些以否定鲁迅为时髦者,结果招来了许多冷嘲热骂。批评王朔、冯骥才等人,倒还耳根清静, 我想他们毕竟是有成就的作家,是讲道理的。但是批评到葛红兵,韩石山就出来打抱不平,说是我 “赞成鲁迅娶妾”。我的书与文章俱在,但他并不看,一任自己说得痛快,所以他的大文一出,我 只有无言以对。尤其是批评到那个骂鲁迅是“阴冷、阴毒”的“无赖”的刘小枫,更像是捅了马蜂 窝,骂我不懂基督教者有之(尽管我最早的著作之一就是《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并且在海外有相 当影响),骂我不值一驳者有之(但骂者众多,却没有一个就理论观点与我对阵者)。我感到刘小 枫的背后确实有耶和华大神在撑腰,否则,为什么他亵渎了那么多古今中外的先贤圣哲———从孔 子、屈原到鲁迅,从莎士比亚到萨特,人们都默不做声,而我批评这个亵渎者却成为大逆不道了呢 ?而且我觉得这些“文化基督徒”的徒子徒孙们不讲道理的破口大骂,不但亵渎了推崇打你右脸就 转过左脸让打的耶稣基督,乃至亵渎了文化。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嘲骂,我也只有沉默。细想一下 ,否定鲁迅现象的出现,与鲁迅本人无关———他只是受害者,而是与对鲁迅的造神运动有关。在 这个过程中,那些对造神运动推波助澜的鲁迅研究者乃至没有多少研究就搞什么纪念活动者,都不 能辞其咎。因此,在否定鲁迅的大潮汹涌澎湃的时候,我所做的,就不但是要与亵渎者对阵,更要 接受他们的挑战,所以我将书名定为《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而用多半的篇幅描绘了一个与他 们心目中的神话截然不同的“文化恶魔”鲁迅。这个鲁迅不但不能用他们的解构主义去颠覆,而且 恰恰就是中国文化解构主义的鼻祖。尽管在这之前我写过《文化伟人与文化冲突:鲁迅在中西文化 撞击的旋涡中》、《鲁迅与英国文学》等专著,编过《世纪末的鲁迅论争》等文集,但是其影响都 不如这本《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来得大。我在学术网上看到,潍坊学院尹建明教授的鲁迅研究 课就用这本书做教材,而浙江嘉兴市第一中学关于高中课本中的鲁迅文章讲解,大量地吸取并且引 用了《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中关于“文化恶魔”的内容,甚至连阿Q人名的象征意义都是从这 本书中引用的。当然,弘扬鲁迅精神并不一定要写鲁迅的专著。我越来越感到,把鲁迅精神带入其 它研究领域,乃至带入文学创作中,带入现实生活中,比仅仅死抱鲁迅不放,对于弘扬鲁迅精神更 重要。在汪晖的思想史研究著作中,就仍然不时闪现着鲁迅的精神。用鲁迅的话说:从血管里流出 来的都是血,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近读王景山先生的《多管闲事集》,就更是坚定了这一信 念。王景山先生是我的老师孙昌熙先生西南联大的校友,论辈分应该是我的师叔。在我的心目中, 老先生是一位谦谦君子式的学者,正直厚道而略欠锋芒。我曾经在《走向二十一世纪的鲁迅》的6 4页写到:“我很尊敬的一位鲁迅研究学者,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景山老教授感到张闳对‘鲁学家’ 的描述太不着边际,写了两篇文章加以反驳。其实,老先生还是太厚道,没有看透张闳的把戏。” 这段公开发表的话,是我对王先生印象的真实描绘,但是,当我读完他的杂文集《多管闲事集》时 ,实在是吃了一惊,也可以说打破了我过去对王先生整体印象的期待视野:原来老先生在谦谦君子 的厚道后面,还有“无花的蔷薇”之“金刚怒目”的一面。而且这种“金刚怒目”居然曾经使老先 生“运交华盖”:1957年他在《文艺报》和《大公报》发表的《谈禁忌》、《老八路和老爷》 、《“比”的种种》等杂文,虽未戴上右派“桂冠”,却被开除了党籍。从这个角度看,王先生的 杂文的确是“鲁迅风”吹起的波澜。鲁迅杂文不同于梁实秋小品的最大之处,就是干预社会、改造 文化的使命感像地火一样奔突、运行。无论是剖析国民性,还是批判当下的腐败现象,都是鲁迅的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表现。而梁实秋在雅舍所写,是从一个角度观察人生与人性之智慧的闪光, 不但“与抗战无关”,而且与当下的时事也没有关系。《多管闲事集》开宗明义,就是一朵以干预 社会、改造文化为己任的带刺的玫瑰。《谈禁忌》是在万马齐喑的时代,呼唤万马奔腾,其立意颇 类鲁迅的《看镜有感》。《“比”的种种》是在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语境中,推崇在比 较中甄别香花与毒草,在比较中见落后与进步,当王先生引用古语“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来强调 比较的重要性时,人们自然会想到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的话:“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 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但是王先生并不认为一切比较都是好的,譬如比待遇、比享受 、比地位、比资格、比排场、比派头等等,对于共和国这些新生的腐败现象王先生是深恶痛绝的。 历史进入新时期之后,王先生也没有因为当年培植这些“无花的蔷薇”肇了祸,就独善其身地躲进 学术研究的象牙塔中,相反,他的笔锋似乎更锐利了。《未庄舆论》一篇,实在是借古喻今的妙文 。文章从《阿Q正传》的“赵太爷不会错”,联想到“文革”时期那种“赵太爷不会错”的风气, 已经是极为大胆泼辣,而文章又指出,人们以赵太爷的是非为是非、以赵太爷的好恶为好恶,对于 一些人而言是从来如此便是对的,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很可能是大势所迫的违心之论:“莫非 未庄从未有过讲真话、讲事实、讲道理的舆论?我想应该是有过的,但被扼杀了。”这就在鲁迅倡 导的“化为泼皮,相打相骂”中寓有深刻的含义了。可以说,《多管闲事集》的每一篇都是针对现 实的腐败或丑恶现象而发的,是对鲁迅杂文传统的弘扬。在精神联系上,《多管闲事集》中的多数 杂文都可以看到鲁迅杂文的影子。《谨请“手下留情”》是对《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之批判奴才式 破坏精神的继承,《说“改”》令人想到《热风》中的《不满》等篇,《从“堵”说到“疏”》明 显受到《忽然想到》中《这个与那个》的影响,《司马徽为何成为“好好先生”及其他》是鲁迅“ 知人论世”的流衍,令人想到鲁迅对陶渊明的批评,《谈“配角”》明显有《未有天才之前》的影 响,《教育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令人想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而作者也以接受 鲁迅的影响为荣,所以在许多篇章中直接运用鲁迅的话语,《“管闲事”》一篇作者点明了受《杂 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影响并引用之,《名实之辨》延续了鲁迅批判中国人名实不副的一贯 文风,并且引用鲁迅杂文以强化论证,《“变脸”研究》正是从鲁迅嘲讽那些“一阔脸就变”的人 引出的随想,《急需求真的实干家不要做戏的虚无党》不但大量地引用了鲁迅的言论,而且整篇文 章的立意都令人想到鲁迅一贯的思想。非但如此,一些杂文的标题就是从鲁迅或鲁迅作品那里来的 ,如《为阿Q呼冤》、《鲁迅与骂人》、《请读“鲁五篇”》、《“利用鲁迅”云乎哉》。《多管 闲事集》的多数杂文,令人想到鲁迅《热风》中的杂文,有些杂文在文体上则另有来源,譬如《读 报杂感》与《“庶人议”断片》明显留有《华盖集》中的《杂感》和《而已集》中的《小杂感》的 文体影响。这些杂文大胆泼辣,夹叙夹议,偶用反语,可读性较强,比那些纯粹写景叙事的散文有 明显的优点。杨占升先生认为王先生的杂文能够“把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融为一体,使文章具 有一种高品位的文化素质”,应是智者之论,但是也正如杨先生所指出的,王先生杂文的“有些篇 章也犯有说理过多、直白浅露的毛病”。我佩服王景山先生在杂文中对鲁迅精神的弘扬,但我并不 是说,艺术创作乃至根据鲁迅作品改编的艺术创作都能够弘扬鲁迅精神。我今年回老家过春节时, 观看了齐鲁电视台播放的一个十集左右的电视连续剧《阿Q正传》,看完了直倒胃口。这个改编者 “颇有创意”地将鲁迅几乎所有以家乡为灵感来源的作品中的人物,集中到《阿Q正传》这台戏中 ,并且“别出心裁”地加以虚构:孔乙己有个漂亮可人的女儿,这个女儿一心爱着闹革命的夏瑜, 善心的豆腐西施则一心爱阿Q,但是阿Q也爱孔乙己的女儿,而孔乙己又“别出心裁”地以上吊相 威胁将女儿嫁给了阿Q。好心眼的阿Q见孔乙己的女儿不喜欢自己,结婚之后也不硬逼着这个如花 似玉的女人“困觉”。这个美女仍然不计一切地帮助夏瑜,甚至为了夏瑜能够得到一张于革命非常 要紧的名单,答应与阿Q“困觉”。善心的阿Q自然没有乘老婆之危与其同房,而是努力帮助这个 名义上的老婆———夏瑜的情人。当张勋的辫子军攻入这个水乡市镇时,夏瑜为救美人只身闯虎穴 ,被张勋的辫子军押入死牢。而阿Q为了获得美人的欢心,竟然通过王胡(已经当上了辫子军的大 官成为张勋的红人)的关系,将自己换出夏瑜而走上断头台。最后,夏瑜冲垮了辫子军,与孔乙己 的女儿也就是阿Q的老婆一起手拉手走向革命。可以说,这个电视连续剧真是集胡编乱造、篡改历 史、不负责任之大成。鲁迅作品的深刻性与复杂性已经荡然无存,换句话说,他们把鲁迅置换成了 喜欢设置“三角四角角不完的角”的张资平,说得好听一点,他们把鲁迅的作品置换成了那些技巧拙劣的革命加恋爱的作品。中外艺术史上,文学名著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乃至电视连续剧的我也看了不少,但是如此糟蹋文学名著者,完全有资格刷新吉尼斯世界记录。比起这个电视连续剧来,喜欢鲁迅的人真应该向王朔、冯骥才、刘小枫们致敬,因为后者对鲁迅的非议仅仅局限于文人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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