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清时期的梁启勋梁启勋(1876—1965)字仲策,号曼殊室主人。他曾提到:“余之曼 殊室,乃光绪丙申之冬达县吴小村先生用隶体书额以名我书斋者。后有小跋,略言‘曼殊’乃梵音 ,其义即‘妙吉祥’之意云。”①光绪丙申即1896年,吴小村(1848—1900)一作筱 村,即吴德氵肃。梁启勋是梁启超(1873—1929)的同胞弟弟,排行第二,于光绪二年三 月二十二日(1876年4月16日)出生于广东新会县茶坑村。在梁启超8岁那年,父亲莲涧先 生在遭受一连串的科场失败后绝望了,便把科举的希望寄托在长子梁启超身上。莲涧先生设家学教 梁启超读书,并叫梁启勋伴读,以提高梁启超读书的兴趣。也就在伴读的过程中,梁启勋得以启蒙 ,同时也形成一种习惯:梁启勋一直置身于兄长的身影背后,默默无闻,而对兄长十分敬爱,悉心 保护。梁启超早慧好学,思想敏锐,又有自觉的传统长子和长兄责任感,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也是 弟弟的老师和人生向导。1891年梁启超拜从康有为,就学于广州万木草堂,步入自己人生的新 阶段。1893年他也把梁启勋引进万木草堂,成为康门弟子。1895年后,随着维新运动的开 展,康有为、梁启超的活动中心从广州移到北京、上海。梁启勋也随兄到上海,进入时务报馆,襄 助编印《时务报》。梁启超主笔《时务报》而崭露头角之时,才二十三四岁。他的一些博学的朋友 如吴德氵肃、马相伯、马建忠都认为他是一代奇才,然太年轻,思想学识尚未成熟,过早参加政治 活动对他的成长不利,竭力主张由梁启勋继续陪伴他隐居读书,学好一两种外国语,但黄遵宪不同 意。维新运动仿佛注定选择了梁启超,他已无暇隐居读书。梁启超虽然向马氏兄弟(相伯、建忠) 学习过拉丁文、英文和德文,但终因没有时间专心学习而未能掌握。倒是梁启勋在新学氛围中逐渐 掌握了英文和日文。对晚清学者而言,这是两种基本的外语,也是“西学”入华的两种主要通道。 其时梁启超一家均随之在上海。黄遵宪为使他专心办报、写作,以免为家务分心,提议时务报馆给 他特别优厚的工资,每月一百元。这是很大的数目。当时上海制造局总办四品道台的年俸仅有10 0两,到1902年毛庆藩(1846—1924)出任总办改革薪奉后才增加到1200两。1 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逮捕维新志士。梁启超逃往日本。扶老携幼的责任就落在梁启勋 身上。他携家先逃回故乡,又随即携家迁徙澳门,为分担梁启超的家庭责任起了重要作用。光绪二 十六年(1899)一月,慈禧太后欲废光绪帝,遭到中外一致反对,不得已改立9岁的溥隽为大 阿哥,准备随时取代光绪帝。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1840—1903,字莲珊)与蔡元培等 1231人联名通电反对,要求慈禧太后收回成命,被慈禧太后下令通缉。经元善逃到澳门,又被 澳匍当局逮捕。他原拟以政治犯之名要求政治避难,但李鸿章的幕僚兼赌商刘学询(1855—1 935)“重贿葡督,诬莲珊亏空电报局公款而潜逃,用以撇去政治犯之名”,要求引渡给清廷。 梁启勋说,刘学询与澳葡当局“交涉引渡既有成议”,到了“此案在澳门法庭对质时,余尝为莲翁 作证人”②,营救经元善。后经维新、革命两派和地方人士多方营救,经元善终于获释。1902 年,梁启勋曾到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校(即复旦大学前身)读书。1903年,由康有为资助,梁 启勋和康有为的次女康同璧(1886—1969)往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戊 戌政变后,梁启超流亡海外,他一家的生活费都由康有为从保皇会经费中安排支出。1907年康 有为给梁启超的信中谈到:“吾即月给汝三百元,共三千六百元,汝澳中家用计四百可足,合共给 汝四千元,连仲策学费及他事约预算五千,为汝一身计,汝从此可安心,不必为生计矣。”又说: “仲策即令纽局再给百余金与之可也。”③这是指梁启勋在美国留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直接由美国纽 约保皇会存款支付。康有为在戊戌政变后虽流亡海外,但有一整套长远计划和政治、经济活动,包 括人才培养,而对梁启超、麦孟华等主要弟子家庭生活的安排考虑得尤为周到。梁启勋在美国留学 至辛亥革命后归国。此后,“1912年任天津《庸言》杂志撰述,翌年任《大中华》杂志撰述。 1914年任北京中国银行监理官,又任币制局参事。1928年脱离政界。1931年执教于青 岛大学。1933年在交通大学、北京铁道管理学院任训育主任。1938年任职于中国联合准备 银行。北平解放前夕,他为北平地下党组织做过有益的工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 究馆馆员。1965年11月14日病故,终年89岁。”④梁启勋的著述活动大概开始于190 2至1903年之际。1903年他翻译出版了日本松平康国著《世界近世史》,由上海广智书局 出版。梁启超于1902年在《东籍月旦》中曾经提到此书(《近世史》),说:“松平之作必为 良构,无可疑者。然见于今年讲义录,未睹全豹也。”⑤他对松平康国一定很赞赏,尚未见书,就 断定其“必为良构”。梁启勋翻译此书,应与梁启超有关。梁启超为译本作了案语。《新民丛报》 的广告说:史也者,叙述群治之原因结果也。因果不一,而最繁赜者,莫如近世史。近世史者十九 世纪之母也。此编起十五世纪末迄十八世纪,其中如学问之复兴与宗教之革命、君权之变迁诸大业 ,皆孕育百年来之文化者也。故欲知最近世史之果,不可不求因于近世·86·史。此篇为专门学 校讲义,煌煌巨帙,东国史籍中第一善本也。译者夙有家学,文辞斐然,复经饮冰室主人校阅,加 案语百余条,将书中要点逐一剔出,以卓特之学识,雄奇之文笔论断之,而一以资鉴于我祖国。学 者苟读一过,则于史学之常识思过半矣。⑥所谓“学问之复兴”、“宗教之革命”,是指欧洲的文 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这则广告类同书评,简明扼要地表达了与梁启超《新史学》一致的新史学 观:“史也者,叙述群治之原因结果也。”这也是梁启勋所接受的史学观。1903年,梁启勋在 《国民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中便论道:“十九世纪学界有一特色焉,即凡百学术之研究皆渐趋于 历史的(Historical)、社会的(Social)是也。前此学者所研究之客体惟限于 一人,限于一时代,其于个人与团体之关系,前代与今代之影响,少所论及,所谓孤立的学问也。 于道德学有然,于政治学有然,于教育学亦有然,以故诸种科学虽甚奥颐,然以应用诸人间世,尚 觉不足。至十九世纪而一变,比较也,归纳也,应用也,是十九世纪学问之特长也。”⑦在西方,自能量的转换和守恒定律、进化论发现后,直接启发了从普遍联系的观点将人类社会看作遵循因果律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的学术思想。这是梁启勋对世界学术潮流的见解,也是他探讨“国民性”(nationalchracteristics)问题⑧,乃至小说观念的学术思想背景,所以比梁启 超的小说观念具有更强的理论性。二、“曼殊”续考1902年11月4日(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五 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刊《新小说》月刊,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倡导“小说界革命” 和“新小说”。梁启勋也参与其间。在《新小说》杂志中,并无署名梁启勋的作品,但有署名“曼 殊”和“曼殊室主人”的作品如下:语怪小说《俄皇宫中之人鬼》,曼殊室主人译(《新小说》第 2号)。通俗精神教育新剧本《班定远平西域》,曼殊室主人度曲(《新小说》第19、20、2 1号)。系六幕传奇。《小说丛话》八则,曼殊(《新小说》第8号四则,第11号一则,第13 号三则)由于在晚清新学界别号“曼殊”者,除了梁启勋之外,还有苏曼殊和与梁启勋同属万木草 堂弟子的麦仲华(别号曼殊庵主人),其中以苏曼殊最著名,所以人们易于以为这里的“曼殊”就 是苏曼殊。柳亚子、柳无忌父子为编辑《苏曼殊全集》,曾致函梁启超,询问《班定远平西域》的 作者是谁,梁启超回答承认这是自己所作。查清这一点后,柳亚子便据自己“仿佛知道曼殊室主人 是麦孟华的别号”,便肯定地说:“曼殊室主人确是麦孟华”,“《俄皇宫中之人鬼》和《小说丛 话》都是他做的。”又特别强调:“《新小说》上的曼殊室主人和曼殊,是麦孟华而不是苏曼殊, 请大家不要上当呀!”他虽排除了苏曼殊,却又牵出麦孟华。杨世骥《文苑谭往》论黄小配《廿载 繁华梦》,说此书“卷前有华亭过客学侣和曼殊庵主人(此人曾为梁启超《新小说》撰《小说丛话 》,闻冯自由先生云系麦仲华笔名)的序文。”指认“曼殊庵主人”为麦仲华。《廿载繁华梦》序 署“光绪丁未中秋节曼殊庵主叙”,确是麦仲华的序。除此,日本学者中村忠行先生则认为,《俄 皇宫中之人鬼》的译者“曼殊室主人”应是麦孟华。国内朱星《〈金瓶梅〉考证》、叶郎《中国小 说美学》则是将作《小说丛话》的“曼殊”指认为苏曼殊。因而,《新小说》上的“曼殊”便涉及 到五个人。为此,我在1988年曾撰《〈小说丛话〉作者曼殊考辨》,考证作《小说丛话》的曼 殊不是麦孟华、麦仲华,而是梁启勋。⑨麦孟华、麦仲华在《新小说》和《新民丛报》上发表的作 品,都不署“曼殊”之名,而是署蜕庵(麦孟华)、玉瑟斋或瑟斋(麦仲华)。梁启勋在《曼殊室 随笔》中曾回忆说:“《金瓶梅》亦一部有名之巨帙,少日读之,未尽两卷而大失所望,觉其笔墨 远逊于《肉蒲团》。继乃改变方针,认作一种社会小说读之,始信盛名之下必无虚也。盖此书的是 描写下流妇女之作品,乃《红楼梦》之倒影。……三十年前,吾尝有一篇不署名之短文论此事,载 于横滨之《新小说》杂志,偶忆及之,附记于此。”⑩显然,作《小说丛话》的“曼殊”是梁启勋 。2002年郭延礼先生发表《从“曼殊”说到梁启勋》,说:“在中国近代史上,名、字、号曾 用过曼殊者,据我所知,就有数人,如曼殊庵主人系麦孟华(1874—1915)、麦仲华(1 876—1958)兄弟”。这大概是兼采了柳亚子和杨世骥的说法。《俄皇宫中之人鬼》署“曼 殊室主人译”,不是“曼殊庵主人”,这一字之差表明译者既非麦孟华,也非麦仲华。麦孟华其实并无“曼殊”之号。其弟麦仲华(1876─1917)字曼宣,号曼殊庵主人,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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