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学术界对鲁迅“硬译”的论争由来已久,褒贬不一。上世纪30年代许多学界名流诸如梁实 秋、瞿秋白、赵景深、林语堂、陈西滢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对“硬译”的评论。1929年9 月,梁实秋在《新月》杂志第6、7卷合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 批评鲁迅的翻译“生硬”、“别扭”和“极端难懂”,认为“硬译”就是“死译”。梁实秋还随便 列举了三个例子(其实这三个例子在鲁迅的译文中并不算难以理解的),其文字之艰深,确如梁实 秋所说:“读这样的书,就如同看地图一般,要伸出手指来找寻句法的线索位置。”<1>(P1 92)例如:这时候,要求讲助那识别在三次元底的空间方向的视觉底要素的相互的空间底距离的 ,谁都知道的眼睛的构造,大约是没有必要吧。<2>事实上,单就语言通顺与否评价鲁迅的译文 ,梁实秋的批评也并无不妥。笔者近来在互联网上看到当代学人批评鲁迅翻译的文章。其中一篇文 章评价鲁迅的译文,文笔实在是“不敢恭维”,因为“近于儿童的简单语言,也被他硬译成如此蹇 涩,如此冗长而且费解的蹩脚汉语”<3>,另一篇发表在《新语丝》的文章批评鲁迅的翻译,是 “落败的文字”,其“水平之低可说是惨不忍睹”,“梁实秋说读那翻译,必须跟看地图似的,大 概算是很厚道的了”。<4>鲁迅的“硬译”的确严重,“的的不休”实在令人费解。但是,作为 一个中文功底深厚的作家和译风严谨的翻译家,他不可能不知道翻译的语言问题,而鲁迅宁可“硬 译”必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因为“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5>。翻译研究的文化转 向使人们明白,与其永无休止地从纯语言的角度争论这些问题,不如“客观地考察译文在特定的历 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动因,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制约,以及译著对 接受文化产生的影响”<6>。因此,对鲁迅“硬译”观的讨论必须探讨其文化背景及其形成过程 。二、“硬译”观的形成实际上,鲁迅的翻译理论并非铁板一块,其翻译观经历了一个由意译到直 译(“硬译”)的过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人们对救亡和启蒙的迫切要求决定了翻译的方向。甲 午惨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在于器物之劣,而关键在于文化、制度和思想 观念落后于西方。甲午以前,翻译的数量不66仅有限,更重要的是“兵学几居其半”,“间及算 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7>(P11),几乎没有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思想。1897 年,梁启超作《论译书》,提出“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7>(P10 ),并列出九大应译书籍,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一思想对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03 年,鲁迅用文言翻译的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借公元前480年希腊守军抵抗波斯入侵的故事 ,激励人民保卫国家。这部作品的改写很多,他在前言中自述:“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 <8>鲁迅后来也说,那时初学日文,文法尚未了然,就急于翻译,所以文章的内容可疑得很,“ 尤其是那一篇《斯巴达之魂》,现在看起来,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8>。1903年,鲁迅在 《浙江潮》第5期上发表所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同年又出版了所译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 说《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至于翻译手法方面,仍沿袭了晚清“意译风尚”。他在《月界旅 行·辩言》中也说自己在翻译过程中,把原来28章的小说,“截长补短,得14回”,另外又将 其“措辞无味,不适合我国人者,删易少许”,甚至把作者的姓名也搞错了,后来他自己也作了反 省说:“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9>(P403)如果说晚清的“意译风尚”流行对文本的 任意删改,必须受到批判,那么鲁迅也同样不能例外。<10>鲁迅这一时期的翻译,从主观上来 说,是因为他“年轻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9>(P486);从客观上来看,乃是晚清意译 之风对他的影响。1909年《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代表了鲁迅翻译观的重大转变,该小说集被誉 为是“中国近代译论史上的重大文献”<11>(P171)。在《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鲁迅 对他的翻译目的和手法作了简要的归纳:“《域外小说集》为书,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 ,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勿失文情、异域文述新宗,自此始入华土。”<8>(P155)《域 外小说集》除了它选材审慎之外,更重要的是鲁迅兄弟诀别了晚清的意译风尚。鲁迅《〈域外小说 集〉略例》中指出“任意删易,即为不诚”,在翻译人名和地名时,他们也采取了音译法,而不是 改用中国人名和地名。另外,“词致朴讷,不足方近世名人译本”,因为“近世名人”的翻译极为 “不诚”,那么近世名人究竟是谁?鲁迅在1932年写给增田涉的信中提到:“《域外小说集》 发行于1907年或1908年,我与周作人还在日本东京,当时中国流行林琴南用古文翻译的外 国小说,文章确实很好,但误译很多,我对此不满,想加以纠正。”<12>在与梁实秋论辩翻译 的问题之前,他虽然没有专文讨论翻译,但自《域外小说集》起开始坚定了直译的信念,一直没有 改变。后来在《苦闷的象征》引言中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 13>(P263);《出了象牙塔》后记中也说:“文句大概是直译的,我历来所取的方法一样 ,竭力想保存原书的口吻,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13>(P271)1929 年,在《〈文艺与批评〉译者附记》中,他正式提出了“硬译”的概念:但因为译者的能力不够和 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译完一看,晦涩,甚而至于难解之处也真多;倘若将类仂句拆下来呢,又失去 了原来的精悍的语气。在我,除了还是这样的硬译之外,只有“束手”这一条路———就是所谓“ 没有出路”———了,所余的惟一的希望,只有在读者还肯硬着头皮看下去而已。<14>由此可 以看出,虽然难解之处很多,但保留原文的精悍语气比语言通顺更为重要。那么,“硬译”引发了 许多翻译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发现和探索。鲁迅为什么选择了“硬译”作为他的翻译方法,并 且如此执著?他选择“硬译”究竟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的?三、“硬译”对中国文化转型的意义一 部中国近现代史就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历史。文化发展引导着翻译的策略取向。雷亚平等认为:“翻 译是文化转型的中介和缩影。不站在文化史的高度就不足以看清翻译的发展方向,也就不足以评价 翻译家的历史地位。”<15>(P25)从文化转型的角度探讨翻译,不仅有利于全面地解读翻 译的本质和现象,更可以让人们发现翻译的文化意义,并提高翻译的学科地位,它将为翻译学的建 设和发展提供新的依据。因此,本文拟撇开翻译的“纯语言”问题,对鲁迅的“硬译”作思想层面 和文化层面的评价。1.“硬译”———拒斥民族中心主义的改写翻译通常体现了主体文化应对异 域文化的立场,翻译策略通常是主体文化和异域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翻译策略的选择决不是 偶然的。勒福维尔(Andr啨Lefevere)在“中西翻译思维”一文中,对中国和西方文 化翻译史进行了考察,认为中国翻译史上有三次大规模的翻译高潮,即公元2～7世纪的佛经翻译 ;16世纪的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传播和19世纪以来现代西方思潮的输入,而每次翻译高潮都必须 面对如何应对文化“他者”的问题。勒福维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翻译史上,从支谦到严复和 林纾,大多数翻译家一直倾向意译,用归化法去改造异域文化的“他者”<16>(P13)。在 长期的佛经翻译活动中,“格义”法大行其道。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一书中, 对所谓的“格义”作过很好的解释,“格义”即是“以本国之义理,拟配外来思想”。即使是道安 等译风严谨的名家,也没有彻底抛弃格义比附的思路:格义既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使得生解悟, 并逐条著之为例,其迂拙牵强,可以想见。因此为有识者所不取。但格义用意,固在融会中国思想 于外来思想之中,此则道安诸贤者,不但不非议,且常躬蹈之。<17>虽然格义的译文因为其“ 迂拙牵强”为有识者所不取,但道安等人在翻译时常采用格义之法。后来的鸠摩罗什强调翻译要迎 合主体文化读者的口味,常对原文加以删削,指责切近原文的直译“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 呕秽也”。由此可见华夏民族中心思想,数千年以来根深蒂固,用勒福维尔的话来说“自认为居于 世界中心的文化,除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一般是不可能较多地谈论文化‘他者’的”<16> (P13)。在处理文化“他者”的问题上,究竟是“改梵为秦”,还是“狄夷则狄夷之”?即使 是在20世纪初期,外来文化威胁主体文化生存时,中国译坛也只有鲁迅等少数学者才真正认识到 ,建立在民族中心主义基础上的翻译改写危害不浅。鲁迅之所以选择了“硬译”,是因为他深深地 感悟到华夏文化向来以世界的中心自居,意译的泛滥将会严重影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即使处在主 体文化的危机存亡关头,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迎合广大读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心理,也不得不对 中国称霸世界的美好前景作一番描述,康有为曾作一首《爱国歌》,一共12段,其中的11段说 :“唯我有霸国之资兮,横览大地无与我颉顽。我何幸生此第一大国兮,神气王长!”<18>, 而林獬、蔡锷等宣扬“军国民主义”时,公然呼吁:“扩张国势,膨胀民族”,“势力圈划乎欧美 ,殖民策播乎非澳”<19>。对于妄自尊大的民族中心主义,鲁迅作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他在《 文化偏至论》中指出,“中国既以自尊大昭闻天下,善诋諆者,或谓之顽固;且将抱残守缺,以底于灭亡”<13>(P3)。鲁迅曾就外国姓名汉译中所表露出的民族中心主义心理作了辛辣的讽刺:以摆脱传统思想束缚而来介绍世界文学的文人,却偏喜欢使外国人姓中国姓;Gogl姓郭;Wilde姓王;DAnnunzio姓段,一姓唐;Holz姓何;Gorky姓高;Galsworthy也姓高, 假使他谈到Gorky,大概也称“吾家rky”的了。我真料不到一本《百家姓》,现在还有这般伟力。<20>正如勒福维尔指出,“以世界中心自居的文化在接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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