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所获得的活力与开拓性发展，是在 与域外文学的不断交流、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语境中 产生的，而在这多元的刺激性因素中，拉丁美洲魔 幻现实主义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在魔幻现 实主义文学直接催生下出现的“寻根”小说，不仅 直接引发了新时期小说思维中心向传统文化的转 移，而且在整体上对此期小说哲学意识与文体意识 的觉醒方面也有着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一小说思维中心向传统文化的转移 魔幻现实主义给予“寻根”小说的冲击是全方 位、多层面的，其中最深刻也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引 发了此期小说创作思维中心的转移。魔幻现实主义 文学使“寻根”小说家们认识到人是文化中的人。 “寻根”小说这种人的观念上的历史性擅变，不仅 丰富了新时期文学对人的复杂内涵的把握，而且也 直接导致了此期小说思维中心的转移。基于此， “寻根”小说才得以摆脱过去那种单向的思维模式， 即，要么是妄自尊大地自我发展，要么是丧失自我 地借鉴与模仿西方文学。这两种文学思维模式，在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都导致了简单地反传统的倾 向，进而使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与民族文化的深层联系。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成 功，使许多中国作家们认识到，古老的民族文化与 现代文化一样具有平等地参与现代文明世界的可能 性，一样充满着审美的活力。贾平凹曾不无羡慕地 说道:“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的成 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 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心而 李杭育的话则代表了此期许多作家的共识，“东方 人有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他在精神上的某些长 处”，“东方的语言，东方的思维，更接近于一种文 学的语言，文学的思维。我觉得寻找古人有价值的 东西，最精彩的是这种语言，这种思维的表达方 式”②。同时他们也普遍认识到，离开自己民族文 化的母体，去谈论文学的发展，那是恰如用自己的 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的不可能。“传统和现 代不是简单地能够分为两种东西的。传统中有现 代，现代中有传统。’，③这是一种复合性的思维模 式，它不再将文学发展中对传统文化艺术营养的汲 取与对域外文学艺术经验的借鉴对立起来，而是企 图将二者对接与融合。有了这种文化的自信力与对 传统文化清醒的定位之后，新时期中国文学开始了 由单向的思维模式向复合的思维模式殖变，由全盘 地反传统，到真正地“理一理我们的‘根”，以及 对民族文化母体的回归，这是类似于拉丁美洲魔幻 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次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化、文学上 的精神返乡。 “寻根”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一般来 说采取两种视角，其一，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客 体，对其进行现代性的观照。值得注意的是，在作 为审美观照对象的传统文化中，与魔幻现实主义作 家相似，此期中国作家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藏于民 间的、未被封建宗法专制主义所规范的非正统文 化、以及其中所蕴涵着的神秘的自然风物、习俗人 情、神话传说等。首张“寻根”文学大旗的李杭育 就将其小说的切人点聚焦在了神秘而奇伟的吴越大 地。在他的“葛川江”系列小说中，承载着昊越传 统文化精华的习俗人情与神话传说是其表现的一个 重要内容。无论是《沙灶遗风》中“画屋师爷”手 下各色让人称奇的图案，存留于民间的甩火把的古 老习俗以及颇似神话传说的“沙灶”的来历，还是 《船长》中秦寨婚嫁场面和《土地与神》里对茅寨 丧事的文化书写，李杭育都在通过对风俗人情的描 写为我们呈现他自己心目中的吴越文化。同样，藏 族魔幻现实主义作家扎西达娃也是在对神秘、奇丽 的藏域世界描绘中来展现和反思这一文化板块的。 在《西藏，隐秘的岁月》中，小说展现了从191乡一 1985近一个世纪藏族社会历史变迁的历程，但是由 于作者更多地将笔触指向被藏族宗教文化所浸透的 堂皇迷离的世界，这段隐秘的历史也因此被包裹在 浓郁的具有地域色彩的风俗人情和神话传说之中。 从少女米玛所画的象征着生死轮回的各种深奥的沙 盘以及她跳的格鲁金刚舞到加央卓嘎死而复生的离 奇传说;由一缕纯白的阿西哈达从山洞中神奇飘出 轻盈地挂在次仁吉姆的脖子上至察香听从丈夫的召 唤饭依三宝时脑门突然破裂，尸体被自动抬起飘出 门外的细致描绘，我们都能够从扎西达娃信手拈来 的神奇描绘中，领略到藏域高原独特文化下的异域 风情，进而感受到这块神秘文化板块的文化魅力。 此外，贾平凹，J‘说中的商州世界，韩少功眼中的湘 楚世界，莫言所描绘的神秘高密东北乡等都成了作 家精心建构自己文学世界重要的载体。因为，他们 相信正是这些未被规范与驯化的地域文化，才能够 给予文学以营养与活力。李杭育的话也许代表了这 一时期大多数在地域文化中建构自己文学世界的作 168 家的观点，“我以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更多地 保留在中原规范文化之外。规范的，传统的‘根’， 大都枯死了”。“规范之外，才是我们需要的‘根’， 因为它们分布在广阔的大地，深植于民间的沃 土。’，④正因如此，李杭育才对他所描绘的吴越文化 精神给予了热情的颂扬。人是文化精神的承担者与 表现者，李杭育对吴越文化精神的肯定就集中地体 现在他笔下那群人物形象之中。在他的笔下，吴越 文化滋养的子民们身上张扬着一种古朴坚毅、阳刚 票什旱的活力，《最后一个渔佬》中的福奎尽管五十 多岁了，但是他的身上却仍旧弥散着一股粗犷豪 放、质朴顽强的精神特征:‘他的赫红色的宽得象 一扇橱门似的脊背，暴起一棱棱筋肉，象是木匠没 把门板刨平”，“精壮的像一只硬梆梆的老甲鱼”， “却还有小伙子们那种荒唐劲头”。在李杭育看来， 这种粗犷、豪放与壮美的人性品格就是重铸中华民 族活力的精神之魂，而这种精神也正是在儒家文化 长期统治下的中原所失去的。其实，即使是中原规 范文化范围内的作家，他们在建构自己的文学世界 之时也往往将艺术的触角伸向了具有野性和自由的 民间大地，在规范之内发掘潜藏的非规范的美学精 神。例如，莫言早期一系列魔幻小说的一个重要主 题就是批判与反思民族种的退化的问题。在《红高 粱家族》中“我爷爷”、“我奶奶”等祖辈身上所张 扬出来的酒神精神及其生命强力与自由意志，到了 “我”以及下一辈身上则已经完全消泯。在莫言的 小说中，祖辈的强悍、舒展的生命力，是蕴藏于民 间的非规范性文化滋养的结果，而导致种的退化、 生命力的委顿与自由精神的消逝的正是那些规范性 文化长期压制的产物。其二，以文化的视角来观照 和透视人性，从中发掘出我们东方文化中有利于现 代文明发展的因素。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 《小鲍庄》等，都是这一文化视角的艺术体现。《棋 王》对生存世界中道家文化大智慧的暗示就是对中 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现代价值的肯定。小说主人 公王一生和整个小说字句间所彰显的风格都直取中 国文化的深层。在物质与精神双重匾乏的时代，王 一生以道家的淡然、宁静的处世之道应对着生存的 苦难与无奈，“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他沉溺 于棋道，并在其中寻找到了超然物外的乐趣。中国 传统道家文化的生存智慧使得王一生超越了自我与 时代，而达到了一种“无我”的化境。在阿城看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与“寻根”小说 来，道家文化的生存智慧不仅赋予了王一生超越生 存困境的力量，而且也展示它在现代社会中殊异的 魅力。同样，王安忆的《小鲍庄》借捞渣这一具有 符号化的人物形象，对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精神也进 行了现代寻根与反思。小说中的捞渣天生就秉持 “仁义”精神，具有善的本性。小小的年纪他就对 自己周围的人施仁布义:给贫苦的鲍五爷送煎饼， 捂被窝;将上学的机会留给哥哥;把自己的“老 将”全换给快要哭的二小子;危难的时刻，他把鲍 五爷托上树，用生命践行了“仁义”的伟大与宽 厚。作为作家所建构的一个文化符号，捞渣体现了 人之初的善良本性和儒家文化“仁义”精神，而且 这种本性与精神不是教育的结果，这个小孩似乎生 来就是行善的。借助捞渣，王安忆探寻了民族精神 中善良、厚道等美好素质以及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 性。 “寻根”小说思维中心向传统文化的位移表明， 此期的中国文学更愿意从自我出发来参人到世界文 学的进程之中。正如韩少功所说得那样，“我们有 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 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⑤。文学的魅力就在于在 呈现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内容时的艺术独创性。从个 人独特的经验世界出发往往更能捕捉到这种独创 性。在“寻根”作家那里，自己所熟谙的故乡以及 蕴藏于其中的神话、传说、风俗、人情，成为引发 艺术情感的原点，也成为驰骋想象、洞幽世界与人 性的有力支点，他们在用文学重新营构的故乡世界 里演绎着悲与喜、爱与恨、人性的痛苦与欢乐的雄 浑的交响曲。 二对现实主义与 现代主义文学的双重超越 “寻根”小说由于其文学思维方式上的超越 性，而使其在艺术上超越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两 种既往的文学实践—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实践 与现代主义的文学实践。 “寻根”小说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超越，主 要体现在追求个性中对意识形态与工具性的游离与 超越。五四时期，在“为人生”文学观念的支配 下，开辟的现实主义文学潮流，在20世纪50年代 之后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日益走向封闭，这最终使 其成为一种狭隘的民族文学而丧失了现实主义文学 本来应有的生机与活力。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后来发 展到极致，甚至出现了“文革”期间以几个“样板 戏”为模板的创作局面。其后，刚刚走出“文革” 梦魔的新时期文学，由于“左”的思想的惯性影 响，也并没有展露出太多的独立姿态，其为思想革 命和社会改革摇旗呐喊的积极姿态充分表明将文学 视为社会意识形态工具的思维定势依旧没能改变。 这无疑制约了文学的艺术视野与创造力。而魔幻现 实主义文学影响下的“寻根”小说在秉承“文革” 之后“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等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