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本文提出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史识问题，是指研究者 的史识和研究对象的史识两个方面。研究者 的卓越的史识和对研究对象的史识的真知灼 见，是提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术水平，写 出具有独特性的科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 的根本所在;研究历史人物的史识是认识历 史的必要途径。养成科学的富有真知灼见的 史识的灵魂，则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辩证 的唯物史观。 黄修己著《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在附 录“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编目”中，从19抖 年n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胡适的((五 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始，至1卯3年4月湖 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凌宇等主编的《中 国现代文学史》止，共收有“
中国新文学史 的著作，含文体史、阶段史、地区史及其他 有关专史”154部①，由于(编纂史》写作 时间所限，1994年以后正式出版的有关著 作则不及收人。所有在此《编目》中收人和 未收人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著作， 都显示了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的实绩，都以各自达到的学术高度和提 供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奠定了 深厚的学术基础，启示了思维新路。特别是 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拨乱反 正、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开放局面，人们努 力以新的文学观念，运用新的方法，从不同 视角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现象，追求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的新境界。陈平原就把文学史分为 “教科书文学史”和“研究型文学史”，要把 自己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写成 “研究型文学史”，“突出论者的史识以及结 构分析的追求’，②，强调了研究者的史识对 文学史写作的决定性作用。1988年在全国 范围内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为主展开的 “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反映了经过“观念 热”、“方法热”之后，文学研究者的深刻思 考和追求研究新境界的激情。讨论的重要收 获就是更多的人注重了文学史研究的史识问 题。在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还有 人从史识和史的关系的角度阐释史家的价值 取向，肯定史家主体史识的重要性。一部史 著所要达到的就是史家主体以自己的思想认 识、价值取向对原生态的历史本体，特别是 对由一定的思想、意志、才能、品格所支配 的历史行为主体的分析、认识，而形成的对 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的本质的科学的反映和 概括，因此本文提出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 187.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二卫二丫生二竺生兰兰二二兰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史识”问题是指研究者的史识和研究对象 的史识两个方面。 史识是史家、史著的灵魂，也是学术研 究的根基。这是古今中外学问大家之共识。 清代文学家叶燮在其诗话著作《原诗》 中，谈诗歌创作强调作诗必先有诗之基， “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③认为诗歌创 作是诗人主观的“才、胆、识、力”与客观 事物的“理、事、情”的统一结合，而诸主 观因素中，胸襟是基础，“才、胆、识、力” 则使胸襟尽发其神明，“理、事、情”得到 充分的显现。叶燮特别强调在“才、胆、 识、力”中，“识”又是最重要的起决定性 作用的根基，他指出:“识为体而才为用， 若不足于才，当先研精推求乎其识。人惟中 藏无识，则理、事、情错陈于前，而浑然茫 然，是非可否，妍嫂黑白，悉眩惑而不能 辨，安望其敷而出之为才乎?文章之能事， 实始乎此。’，④“惟有识，则是非明:是非 明，则取舍定。不但不随世人脚跟，并亦不 随古人脚跟。’，⑤“大约才、胆、识、力，四 者交相为济。苟一有所歉，则不可登作者之 坛。四者无缓急，而要在先之以识;使无 识，则三者俱无所托。’，⑥“识”是核心、是 根本;有“识”才有“才、胆、力”，有 “识”才会有自己的超出古人和时人的真知 灼见。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在谈研究文 学或作家时总是提醒人们要有自己的锐利眼 光和深广见识，他以“选本”为例说:“不 过倘若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所谓‘知人论 世’，那么，足以应用的选本就很难得。选 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 的眼光。眼光愈锐利，见识愈深广，选本固 然愈准确，但可惜的是大抵眼光如豆，抹杀 了作者真相的居多，这才是一个‘文人浩 188- 劫’。”⑦在鲁迅看来，具有独特眼光和识见 的人，才有选择和创造的能力，而具有高超 史识的人也才有写史的力量。著名文学家、 中国现代文学史家唐强认为文学史家的“学 问”，“首先表现在有眼光，衡量那些作家可 以人史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发现新作家新 作品也要有敏锐公正的眼光，这叫做史识。” “一个文学史家重在有史识，有自己的见解， 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好是坏，该突 出的就突出，要经得起实践的考验。”⑧美国 学者雷·韦勒克和奥·沃伦在论及阅读艺术和 文学研究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时也肯定了研究 主体的学识见解对文学研究的意义，指出: “‘文学研究’(htemry scholar ship)这一观念 已被认为是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是一个不 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⑨上述 提到的“识”、“识见”、“眼光”、“判断，，、 “史识”都是讲的人的主观的知识、学识、 见解和分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人对客观世 界的认识力、洞察力、判断力。这具体则表 现为研究主体对社会、人生、历史的综合认 识能力、洞察能力，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 律、认识社会历史现实和预见社会历史发展 未来的能力。作为其综合表现的史识，无疑 就是研究主体对历史现象、历史事物的认 识、理解、判断、评价的能力和见解，或者 说就是一种发现，一种对于对象本质的发 现。这种综合一体的主观能力，是由研究主 体的世界观、学识才能、人生体验、学术品 格、理论基础和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融会贯 通而形成的。史识问题既是学术研究的理论 问题，也是研究实践问题，它决定着研究主 体所能达到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成果接近真理 的程度。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 性史著中都有所体现。 尽管在王瑶之前已有朱自清这样的著名 文学家、教授和其他人讲授过有关中国新文 学的课程，在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 史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灵魂 (上下册)出版之前已有将近20部新文学史 的著作问世，但是从王瑶的新文学史课和 《中国新文学史稿》的系统性、完整性、科 学性和史料的丰富性来看，都远胜于过去的 已有成果。因此，王瑶是无愧为中国现代文 学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设的学术开拓者 和奠基者的。王瑶撰写《史稿》是应教学之 需，当作任务，随教随写而完成的。时值中 国“民主革命获得完全胜利之际”，作者和 全国人民一样“浸沉于当时的欢乐气氛 中”⑩，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以马 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 界观和方法论指导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把1950年5月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 过的“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 作为编写教材的依据，“运用新观点，新方 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 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 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 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0因此，在当时作 者也就理所当然地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华 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主要文件的 论点作为基本依据来认识和论析新文学的发 展史，这就形成了《史稿》论析评价文艺运 动、文艺社团和文学创作的基本观点和标 准。《史稿》论述新文学的性质、领导思想 都是引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以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 者代表大会文件的话来作出自己的结论。 《史稿》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四个时期的划 分，基本上是相应于《新民主主义论》对中 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革命统一战线划分的 四个时期，只是为了突出延安文艺座谈会， 把第三与第四个时期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 上的讲话》的发表作了分界线。1983年 《史稿》重新修订出版时，作者增人《“五 四”新文学前进的道路》作为“重版代序”， 对中国新文学主要问题的认识前后基本上是 一致的，’但是论述得更充分更科学更深刻些 了，也修正了一些《史稿》初版本中对文艺 斗争、文艺思想和世界观等问题的简单化的 论析，明确指出“通过思想斗争和文艺批 评，引导小资产阶级文艺家走与工农相结合 的道路，改造世界观，是无产阶级体现领导 作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我们在前进的道 路上是有过‘左’的或‘右’的偏向的。有 时过分强调了斗争，有时又过分强调了团 结。如在三十年代初不仅笼统地提出过‘反 资产阶级’的口号，而且还强调要反对小资 产阶级的文学。又如抗战初期‘全国文协’ 强调的所谓‘君子作风’，就都产生过消极 的影响。’，。指出“就文学思想和世界观来 说，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基本上都属于资产阶 级的范畴。但由于他们比较倾向革命和比较 接近劳动人民，因此在社会实践中的客观效 果就可以与资产阶级很不同。”。对小资产阶 级文艺家的实践表现做了细致的有说服力的 分析。从心态到文笔都是心平气和、娓娓而 谈，可亲近的。史识是认识主体的主观识 见，但通过自身的体验而认同他人的见解也 表现了一个人的史识，王瑶自觉学习马克思 主义，以《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等理论阐述为指导形成自己 的史识来认识和总结、评价新文学，运用新 的观点和方法写出《中国新文学史稿》，是 难能可贵值得充分肯定的。这也正是《史 稿》能够超出以往的各种新文学史著作的主 要原因。正如黄修己所说:“唯其如此，《史 稿》才有开创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资格。”。 尽管《史稿》还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烙印和局 限，相信以王瑶的学识、真诚和识见如不仙 逝，他的认识必然会有新的发展。 《史稿》科学地阐述了中国新文学的萌 生、成长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