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学之一脉的现代词学研究,自上世纪初至现在,呈现出阶段性群体运动的态势。第一个阶段, 五四前后的学人承续了晚清四大家的旧词学传统,积极开拓词学现代化的新局面,涌现出云蒸霞蔚 般的灿烂景观。其时,王国维、梁启超、胡适、胡云翼、俞平伯、吴梅诸大家,学贯中西,建树颇 多;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3位词学大师,则积极发挥个人学术之所长,在词学批评、词学考据 和词籍文献整理等方面,鼎足而立,为新词学的确立和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第二个阶段,集中 于20世纪末期。在此之前,社会剧烈动荡,学术环境亦屡有变迁,词学研究自然也是跌宕起伏, 尽管出现了敦煌曲子词的研究、《全金元词》的出版、词人评传和资料汇编的梓行,但整体上给人 以难以为继的感觉。80年代,在词学史上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年代,这不仅因为此期研究浪潮的风 起云涌,也不是因为此期研究成果的丰硕辉煌,而是因为此期词学研究主体新老辉映,共赴康庄。 老一辈研究者焕发学术青春,化雨无私;中年一辈摩云有志,奋力开拓,以其鲜明的研究个性和扎 实的研究著作卓然成家,确立了在词学研究史上的地位。吴熊和先生,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吴先生 是夏承焘先生在50年代的研究生,后来又成为夏先生的得力助手。他长期师从一代词宗,薪火相 传而又能卓然自立,在词学研究尤其是唐宋词学方面取得了令人瞩日的成就,享誉海内外;而且在 长达50多年的教书育人工作中,吴先生倾注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揽英接秀,琢质绣章,开创了 一代学术风气。受其影响,不少学生尤其是他所培养出来的10多位博士生已崭露头角,成为新的 学术中坚力量。因此,吴先生被誉为在中国学术史长廊中真正具备识力、具备胸襟、具备指路眼光 的一位学人。《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以《一脉天风百丈清泉》为题,刊登了吴先生的学术 成就述评。该文从“治学历程”、“新词学体系的建构”、“词学领域的新开拓”和“以词学为中 心的开放与创新的学术体系”4个方面,以丰富的资料和深沉的情感,结合百年来新词学的发展历 程,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吴先生的治学路径、词学理念和学术贡献,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无尽的启 迪,油然而生秋月照人、春风坐我之感。我们近期又重新阅读了吴先生的几本代表作《唐宋词通论 》、《吴熊和词学论集》和《清词别集知见目录汇编》等,结合受业前后对吴先生留下的印象,就 其学术理念和治学方法谈些粗浅的认识。第一,注重专题研究。吴先生写毕于1983年11月的 名著《唐宋词通论》分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论、词籍、词学7个部分,对唐宋词研究中分 歧较多的一些问题较早地作出总结性说明,对传统词学研究格局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是一部承先启 后的集大成之作,代表着当代词学发展的新水平。此书的出版使上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词学宏 观研究的萧条局面得到很大的改观,也因此奠定了吴先生在当代词坛无法撼动的权威地位。尽管《 唐宋词通论》是以宏观研究而深受学界注目和推崇,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宏观研究亦正是词学研究所 长久缺失而为其时学界所殷切期盼着的,然而,这部名著的底子实是多个专题研究的系统组合,故 而它既能对词学史上诸多历来有所争议的重大问题通过反复辩论或史实考证作出切中肯綮的解答以 形成有效的突破,又能回应其时学界对词学体系建设和词史研究的渴盼。吴先生十分倾向于这种类 似于正面攻坚性的专题研究。80年代他致力于词源、词乐、词论、词法、词派和词籍的深入研究 ,发表了不少词学专题论文,如《唐宋词调的演变》、《选声择调与词调声情》、《宋季三家词法 》、《两宋词论述略》、《关于鲖阳居士〈复雅歌词序〉》和《〈?村丛书〉与词籍校勘》等。这 些专题论文扎实鲜明,分析到位,理据充分,考据与辞章兼擅。每篇论文都是从材料出发,经过细 密的辨证与解释,力创新说,一篇解决一个问题,极富问题意识,比之乃师夏先生之大家风范毫不 逊色,读来令人心清目醒。这些专题性研究的成果,日后就成为《唐宋词通论》中的主要血肉,也 由此赋予了这部名著弃空论尚实学的特征,并进而形成了它博洽与浑厚相统一的风格。吴先生对这 一研究方法具有自觉的意识。在《吴熊和词学论集》中收录了为著者所珍重的《宏观的中介》一文 。此文作于80年代,其时学界力倡宏观研究并形成一时的热潮,但也出现了不少空疏之论。对此 ,吴先生认为尽管当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不能再满足于考订笺释的传统方法,但“目前谈宏观研究, 只能说尚处于准备阶段,包括材料上的准备和理论、方法上的准备”。从古典文学研究的实际出发 ,多层次、多方位地进行一些“既有学术根底,又有时代眼光的专题研究”,实是宏观研究的中介 之所在,它有助于学术积累和增进宏观研究的成熟性。吴先生一系列研究之开展,对作家作品和词 学史现象之富有理论深度的开掘,正是这一自觉的方法论意识的运用和实践。他具备词学通识,但 又能取精用宏,注重专题研究,因此遂能成其深而形其大。第二,开展基础性研究。吴先生早年协 助夏先生做过一些基础性研究工作,此后独立开展或组织过一系列具备规模、集其大成的基础性研 究。重视开展基础性研究,实为师徒两人的共同宿愿。在90年代末,吴先生还深情地回忆起夏先 生在这方面的计划,“夏承焘先生曾经计划写一部包罗甚广的《词学考》,为自宋迄今的历代词学 作出全面回顾与科学总结,在此基础上,分别撰写《词学史》、《词学志》、《词学典》、《词学 谱表》等多种著作……它们就属于既有规模又有深度的词学基础研究。由于历史原因,上述计划在 夏先生生前未及实现,不胜惋惜”,“我的宿愿,也是想为词学做些扎实有用的打基础的工作”。 为此,他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吴先生随同夏先生编写过《怎样读唐宋词》、 《读词常识》等普及性著作,以通俗之笔法,写切身之体验,阐明词作为一种合乐的诗体所具有的 特性,对接引初学者步入词的研究殿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由于涉及面广,论述问题较多, 已隐现词学史的框架。同时,他还参与夏先生发起组织的《词例》和《词辞典》的基础性、集成性 研究工作,对词乐和声律进行了深入研究。嗣后,他协助夏先生对放翁词作了编年笺注并加以出版 。吴先生于此书用力甚勤,创获较多,各词之后,均有校记、笺注和编年,体例甚善,卷尾附录研 究文献六种,包括《陆游年谱简编》。从80年代开始,吴先生在完成《唐宋词通论》的前后,为 昌明词学和普及词学作了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对这一工作的意义,吴先生有着深刻的认识:“做好 这类基础研究,除了有助于学术积累,还可以帮助一些年轻学者从高处起步,避免学养不足带来的 缺失和课题的低水平重复,提高当前词学研究的总体水平。”1986年吴先生出版了《词学全书 笺校》,其意图在于给其时兴起的“词学热”推荐一部繁简适中、便于实用的词学工具书,介绍倚 声填词所用的词调、词法、词谱、词韵等知识。他与弟子合著的《张先集编年校注》,在词别集的 编年笺注方面,继承师风而又有所创新。他还主编了《十大词人》、《中国词学大词典》、《中国 古籍总目提要·词学卷》等多种著作,前者对历代十大词人词作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介绍,后两者 则是篇幅惊人、涉及面广、力求全面总结词学成果的基础工程,反映了自唐至清词体文学创作的盛 况和自宋迄今词学研究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夏先生的夙愿。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他率 弟子在进行别的研究工作的同时,编著了具规模、集大成的《唐宋词汇评》和《全宋词编年综考》 。两书对唐宋词作的评论资料作了全面的搜辑与考订,对2万馀首《全宋词》的创作背景在人、地 、时方面作了详尽的编年和考订,对推动唐宋词研究的深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且开拓了新的研 究空间。吴先生在《唐宋词通论·词学的展望》中所拟定的为完成一部高质量的词史所需作的八方 面基础性工作,大多已付诸实现。此外,为普及词学之需,应各家出版社之邀,他与弟子们出版了 几本历代词作的选本,上起于唐五代,下迄于清,介绍名家名作和千年词史的大体面貌。在这些选 本的序言中,吴先生表达了他对作家作品和词史发展的独到见解。词作选本,在古代就很流行,如 北宋《兰畹》、《聚兰》诸集,南宋《乐府雅词》、《绝妙好词》诸选,清代《词选》、《词辨》 诸本,均有其不朽的鉴赏价值和文献价值,许多名作赖此而存,更重要的是,它们维系了词体文学 创作,提供了多种研究领域。吴先生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第三,拓宽研究领 域。当代词学的发展,除承继与推进历代词学之长以外,亟需拓宽研究领域,其路径约略有二:一 是重视理论与方法上的创新,二是开辟以前的词学研究未及进入的新领域。在这两方面,吴先生均 有卓越的建树,这体现在:一是提出词是“一种文学———文化现象”的理论观点,倡导对词作文 化学研究,这为深化词学提供了新的理论与方法;二是致力于清词研究,推动词研究朝着新的领域 发展。下面简略地作些分述。自《唐宋词通论》出版以后,好评如潮,但吴先生对词学以及词史的 思考并未因此而停止,而是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了吴先生思考之成熟和深入,也为以 后词学界的发展廓现了恢弘的学术视野。在作于1988年的《唐宋词通论·重印后记》中,吴先 生较早地提出了以文化学的视角治词的理念。他从发生学上的种种关系和词体功能特征的角度,对 词的定义作了这样的解说:“许多事实表明,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 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它同时还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习,人们的社交方 式,以歌舞倄酒的歌妓制度,以及文人同乐工歌妓交往中的特殊心态等一系列问题。词的社交功能 与娱乐功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同它的抒情功能相伴而行的。不妨说,词是在综合上述复杂因素在内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种文学———文化现象。”延续着这一思路,在相隔10年后所作的《吴熊和词学论集·后记》中,吴先生进一步推进其说:“探寻词的起源与词曲繁衍的背景,就不能撇开词乐、词调以及当时的歌妓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因而有必要仰赖于音乐史、文化史所能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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