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给文森特打电话,告诉他金先生的事。可他的手机总是不通。他在赌场当发牌人,上班时不能 开手机的。文森特姓杨,以前是辽宁省委的什么处长。我就觉得他的脑筋很奇怪,怎么会想到在赌 场混事呢?听他说,他一来加拿大,就去考赌场的发牌执照,居然也考上了。起先他只是在一些临 时性的小赌场打工,练练手上功夫。去年还真的梦想成真,进入了大赌场,穿上黑马甲,头发梳得 油亮,神定气闲地在21点的牌台上做着牌局。我是在金先生的公司打工时和他认识的。准确的说 ,我是来接他的差使的。他那时已和老婆开了一个酒吧,晚上要做到2点。第二天10点又来金先 生这里上班。他这样已做了一年多。但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没觉得他很疲惫。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 说的第一件事。他说:金先生吃过的饭碗要给他洗掉。今天还是我来洗。明天就该你了。我当时就 两眼一黑,这不是万恶的旧社会吗?他哗哗地在洗手间忙了半天,然后端着个大盆子出来,里面有 好多好多微波炉饭盒。我就恨恨地想:一个老头一顿饭菜怎么要这么多饭盒呢?他要是我胃口小点 该有多好呀。就这样,我开始了为金先生打工,时间是我移民加拿大的第三个月。金先生的公司是 一家批发公司,主要是供货给那些一元店,便利店。经营的品种有上千种。金先生没有用电脑,全 用人工。这么多的品种要写得出名字,记得住价格,当着客人的面开好发票,将货物打包送上车, 还真是有些难度。一开始我经常犯错。有一次看到客人拿了10个东西放在柜台,我写发票时点来 点去就只有9个。我就在发票上写了9个。这天金先生其实在一边瞄着,他问我:你发票上开几个 ?9个。我说。那你手上的是什么?金先生说。我一看,脸就红了。原来我抓了一个在手里抄品名 ,把这个忘了。我突然想起这样的事有过好几次,大概让金先生损失了好几个钱吧。金先生是宁波 人。1957年去了香港,后来又来加拿大读书。我看到他办公室挂了好多张金色的文凭。不过他 说这些文凭没有给他带来财富,一直到四十岁还一文不名。他开始在跳蚤市场做生意,在唐人街开 零售店兼带着批发。后来去了几次中国大陆,进口些货物,搬进了大仓库,把生意做大些了。我看 他这几年生意不错,挣了不少钱。不过,这些钱可能来的太晚了些。他已有六十出头,头发已灰白 ,脸上的皮肤松弛了。他总是在仓库和柜台间忙忙碌碌个不停,从来不坐办公室。就是吃饭,也是 坐在柜台上,眼睛看着仓库。我记得那时他时常摆弄一些打火机。那是他几年前从温州进口的大象 牌金属外壳打火机。由于汽箱的密封圈不好,气体一加进去就会跑出。金先生大概有几万个存货, 他总是想把它们修好。一有空,我就看到他嗤嗤地往里充气。那液体进入了打火机又变成气体跑出 ,弄得仓库里充满了辛辣的丁烷味。我就担心万一有个火星,仓库非爆炸不可。这批打火机让金先 生痛苦不堪,以至我后来自己做生意回国进货时,他还托我去找那个老板,看是否能搞些配件回来 。我回国时没见到那老板。他已是亿万富翁。他手下的人告诉我,金先生这批东西早已淘汰,他们 没有配件了。金先生其实也不是很闷。他也有开心的时候。那时在这干活的除了我,还有个大师兄 ,彼德。彼德姓吴,原是化学工程师,上海人,戴个眼镜,小白脸,记性过人。深得金先生的欢心 。付他的工钱比我要高些。比起我的洗碗,他做的事要高档些。他会在适当的时候为金先生捧上一 杯热咖啡或者热茶,还有他那些八卦新闻也会让金先生乐个不停。比如他会说隔壁那家巴基斯坦公 司的老板娘的屁股怎么圆啦,说包养一个女留学生只需一千多加币啦。那时常有一个名叫安妮的香 港老妇女来买货。金先生一见她就会眉开眼笑:“哎呀呀,古井来啦,古井你好吗?”彼德也会在 一边帮腔:古井啊,金先生想你啊选什么时候可以让他吃你的豆腐呀?安妮被叫做古井也不会生气 ,照样细声细气笑嘻嘻说话。我觉得香港话用古井来形容老年妇女真是极其的生动又残忍。有一天 金先生和彼德在讨论这古井两字是否应写成枯井,按我的意思,还是古井意味深长。不过,以后看 到古井贡酒,我就不想喝了。还有一回,我看到来了个新疆女人。这可不是口古井,漂亮得像戈壁 滩上的清泉。看来金先生和她很熟,乐得眼睛眯成一条线,摸着她的手不放。那新疆女并不回避, 还故意把脸贴过去。她领口开得很低的胸部气息一定能喷到金先生的鼻子里去吧。我听到她在说煤 气的事。她说中东的石油快要采完了,明年的煤气价格要翻好几倍。好在她工作的公司有个价格保 险计划,可以保证煤气价格五年不变。金先生听得直点头,说:我买,我买。家里的要买。又转头 问彼德:公司的是不是一起买了?彼德冷着脸说:还是先等等吧。我看到新疆女狠狠白了彼德一眼 。签完了煤气保险合同,新疆女就急急匆匆走了,把还处在亢奋状态的金先生搁在那里,让他好生 难受。大概过了三个月吧,我听到金先生在骂那女人,说下次她来了非收拾她不可。他收到新疆女 公司的煤气单,价格比市场价高了两倍,才知道上当。彼德贴着我耳朵说:骂什么?谁叫你这么花 心。现在想来,我很庆幸自己有这段打工的经历。不仅是那几个月学到的经验和信息对我日后的进 口生意帮助极大,而且这种以最简单的体力劳动换回最基本的生活费用,下班后什么也不用想的生 活让我体验到了朴素的快乐,也许这更接近生活的本质吧。连为金先生洗碗,也充满了意义。它让 我学会了谦卑。刚开始时,我有一种深深蒙羞的感觉。如果你在餐馆洗碗那倒没事。可你为某个人 洗碗,就会有一种仆人,或家奴的感觉。面对着一堆油腻的发着浓重咖喱气味的饭盒,我就会想起 韩信的胯下之辱,想起苏武牧羊,想起喜儿她爹杨白劳。我把那些饭盒泡在水里,打上洗洁精,用 海绵擦起很多的泡沫。然后用热水冲洗。那些脏饭盒最后都变得干干净净。日复一日,我的沾满虚 荣的心态也变得像那些饭盒一样干净了。我开始有了一种北美的心平气和。我为什么不能为金先生 洗碗呢?他是个长者。为长者折枝,有何不可为呢?有一次,金先生抱怨说,我洗的饭盒不够干净 ,拿回家他老婆直骂,要他重新洗一次。我就诚惶诚恐地接受了批评。打那以后,我就会把那些塑 料饭盒当成凡尔赛宫的高脚水晶酒杯来洗涤。反正洗多久金先生都付工钱。我为金先生打了六个月 工就离开了。开始了自己的进口生意。金先生为此一定是很不快的,他后来一直说我不是真来打工 ,是来偷师。可尽管如此,他还是按惯例,在每个员工离开时,他会请吃顿饭。那天一起吃饭的有 彼德,文森特也来了。我记得那天吃好饭后,金先生还订了几份餐带回家给老婆孩子吃。他老婆不 做饭的,天天都是金先生下班后回家烧,我觉得金先生挺累的。随着我的第一个货柜抵达多伦多, 我的苦难的日子就开始了。这时候我才知道在加拿大创业是如此的艰难。我把货物装在卸掉座位的旅行车里,一条街,一个店地去推销。每天早出晚归。可东西不好卖啊选好的时候一天卖出几百块,但常常是跑了一百多公里,敲了十几家店门,还空手而回。记得有一天我在PICKR IN的跳蚤市场里转了一天,只寄卖了几十块钱的货。一身疲惫开车回家,左转转错了线,被候在那 里的警察逮个正着。一张罚单就是一百三十块。我一直忘不了当时那种心痛的感觉,好像整个人心 痛的要垮掉一样。我给我老婆打了电话说今天要晚点回来,她问我怎么了?我就告诉她我被罚款了 ,我想多跑几个店,把今天被罚掉的钱挣回来。我听到电话那边静了好几秒钟,好像她在流泪的感觉。还有一回,天气奇冷,我在DA N FO R TH街一家韩国人开的杂货店卖出了一点货后,急着想小便。可街上冰天)地,没有厕所。我只好回 来向这个韩国老板请求使用洗手间。他面有难色,说洗手间有点挤。我推开门才看到,地上铺着被 子,枕头靠着马桶,原来他晚上就睡在洗手间里边。我是脱了鞋,踩着他的被子进去的。尽管我分 外小心地对准了马桶,可因为憋得太急了,还是把几滴不洁的黄色液体溅到他的枕头上面。那些日 子真是难啊。可我就这么坚持下来了。到了某一天,事情突然变得顺利起来,货物开始流转,货柜 一个一个接着来,仓库也搬得和金先生的一样大了。我总算在艰难的多伦多市场中生存了下来。金 先生还是做他的生意。我常常会见到他。卖一些货给他。不过我不喜欢卖东西给他。他挑剔的太厉 害。你给他看一百样东西,他只会看上一两种。他会找出很多其他供应商的报价(也不知是真是假 )说明你的价格如何地偏高。压价到底后,他还要你减20%给他,理由是我是从他这里偷师出来 的。有时我不愿意卖,他就会生气。不过,他付款很好,不拖欠。金先生正在老去,他的生意也在 老去。为他打工的人一个一个来了,又一个一个走了。文森特走了,我走了,接我班的那人干了半 年也走了,据说是去天津大学当老师了。后来还有一个是去了多伦多大学读地质学博士。其实在文 森特之前打工的还有一位沈先生,以前是中央芭蕾舞团的首席提琴手,他太太是当年跳白毛女的。 我没见过沈先生,只听彼德说他家的地下室有一张很大的橡木台球桌,是原来的房东留下的。沈先生现在听说很有名,常在一些高级的音乐会上演奏。到最后,深受金先生器重的彼德也离开了,在YO U N G E大街买了个便利店,每天从早上六点开到夜里12点,像个关在橡皮监狱里的犯人。有一天,我发 现一个有趣的事情。那是个星期天,我给金先生隔壁的一家公司送货,突然看到金先生的车开来了 (星期天他是不开门的)。他下了车,开了公司的门,左右张望一下就进去了。紧接着,一个女人 从他车上下来,跟着他的步子,拉开门,也进去了。我觉得这女人好生面熟,突然想起就是那个卖 煤气保险的新疆女。好家伙选这个秘密我谁都没讲。直到半年后一个晚上,我实在是很无聊,就打 电话给彼德。话筒里响起他兴奋得像公鸭似的尖嗓子:“快来吹吹牛,我他妈的都闷坏了选”彼德 坐在柜台后边,背后是一架子的香烟,左边是649的机器。他大概是很少晒到太阳吧,皮肤显得 很白嫩,还发福了些。我们先是说了些文森特的事。彼德告诉我文森特几个月前就离婚了,尽管他自己都闷着没说。一个常去他的酒吧喝酒的白人和他老婆好上了,私下里带她去古巴度假。这让我惊讶不已。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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