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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少数民族·中华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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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by : TsingHua
浏览次数 : 32  词语: 300   出版日期: 五月 20, 2006
“入世”加快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脚步。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在东方这块大陆上,有着丰富多彩 的民族民间审美文化资源和样态。沐浴着新千年的阳光,在文化多元论(CulturalPluralism)和文化一体论(CulturalUnification)激烈交锋的当代语境中,反思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所走过 的道路,对于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本土特色的中华美学的构建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 以1949年为起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地上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80年代两度“美学 热”。就美学界来说,当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时,当沐浴着新社会春风雨露的学人们在新的理论指导 下正围绕“美的本质”问题著书立说、开派分流并投入激烈论战时,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尚未来得及 进入他们的视野是可以理解的。十年“文革”,无“美”可言,政治狂热下的学术冷冻,是众所周 知的事实。那么,当拨乱反正以后,步入改革开放的80年代又怎样呢?不容讳言,当先着一鞭的 文论界同仁经细心搜集整理而捧出《论傣族诗歌》(1981)、《蒙古文论精粹》(1985) 、《彝族诗文论》(1988)等时,美学界无论在观念和著述上都有慢了一拍之嫌。试以当年随 第二次“美学热”风靡大江南北的权威性丛刊《美学》(16开本)为例,1979年至1987 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共出版7辑,发表了洋洋洒洒260多万字,却没有一篇文章是有关少数民族 美学研究的。同年(1979)创办并与之齐名的《美学论丛》(32开本),先后由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到80年代也接连推出了好几辑,情形依然。分别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所和文学所主办的此二刊,倡领了80年代的中国美学主潮,很有代表性,也颇有助于说 明问题。其他如湖北的《美学述林》、天津的《美·艺术·时代》、四川的《美的研究与欣赏》以 及《美学新潮》,还有知名度不低的《美学评林》、《美学文献》等专业刊物,莫不如此。此外, 在那年头出版的几种名声不低且为众学子趋之若鹜的中国美学史著作中,亦为独领风骚的非少数族 群话语所充斥,可谓是“涛声依旧”。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在中国这向以多民族自豪的东方国度里 ,在美学这20世纪80年代中国最热门的学科中竟然呈现真空状态,这能不让人感慨么?当然, 今天想来,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在80年代(尤其是中前期)未得国内美学界青睐,也事出有因并情有可原。那个时候,对广大中国STUDIESOF ETHNIC LITERATURE美学研究者来说,符合主体需求的敏感区域并最能激发主体心理对位效应的学 术“热点”主要有二:一是理论补课。十年动乱以后,走出思想禁锢的国人随着国门的渐渐打开, 豁然发现外面世界的精彩和自我意识的贫乏,决心奋力补课,在有识之士倡导下,大量翻译介绍西 方美学理论便成为国内学界长久不衰的热情;二是治学惯性。第二次美学热的兴奋点是在对美的本 质这哥德巴赫式谜团的猜想上,那谜是建国初期第一次美学热留下的悬而未决课题,如今新的文化 背景和新的理论输入似乎给研究者们解答此谜提供了新的希望,于是旧话重提,老题再做,兴致格 外高,投入的精力也就格外大。在此大背景下,彼时学人们对于本土少数民族美学研究这整个美学 研究中的子课题即使能想到也无暇顾及,说到底,还是时风所致和潮流使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 转移。当然,上述仅仅是就事论事地分析少数民族美学在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格局中滞后的原因,若 再深入文化心理底层,不得不承认,其中还有历史形成的汉族主义中心的潜在意识在冥冥中发生作 用。中国的文化,按区域划分,是由“东、西、南、北、中”多板块整合而成,但长期以来,惟有 “中”即中原诸夏才是传统所尊奉的主流和中心,其他都不过是陪衬、边缘罢了。中国位于欧亚大 陆东部,东、南面濒临大海,西面紧接雪山,北面是严寒荒漠地带,这在交通欠发达的古代是一近 似封闭的地区。历史上,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民族是以黄河流域为生存中心逐渐融合周边少数民族而 形成的,这些少数民族被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在这样的文化地理环境 中,老早就形成了所谓“夷夏观念”,认为中心的文化高于四周,中心的使命就是教化四周,而绝 不是相反,孟子所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此观念,数千年来 牢固地统治着国人的头脑,左右着人们的文化心理。长期以来,由于这种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的文化偏见和历史误读很深,一部中国美学史往往被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单向度拘囿在汉文化的有 限视域中,被奉作中心的汉族文化和被目为边缘的其他族别文化之间分界俨然。在此格局中,以中 心强势置入、凌驾乃至谮替边缘的现象屡见不鲜,弱势的边缘总是缺席的在场者和有声的失语者。 在此态势下,人们对汉族美学总是关注有加却对少数民族美学留心不够,后者处于不但“失语”而 且简直就是整体“失落”状态。如此态势,长期存在,是我们今天反思历史时不可回避的。到了2 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时代进步,这种局面才随着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整体格局的转换 而开始扭转。随着嗒嗒的历史指针向90年代逼近,当代中国美学在经历了《手稿》热、心理学热 、方法论热而头脑渐趋冷静地步入“大文化研究”的宏阔视野之后,开始走下“形而上”的哲学玄 思圣坛而把目光投向“形而下”的实际生活,开始告别一味追逐膜拜西方而还文化自尊于东方,转 换了视角也就端正了心态。于是,“民族美学”便在80年代后期美学研究“冷思考”的学术背景 中,成为“美学自救”的另一种补课,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格局”口号下美学复兴的增温 话题,成为中国美学告别向西的漫游而毅然“返回家园”的必然战略选择。是呵,离家太久的美学 游子们,该返回家园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才是自我的安身立命所在。如今,“重建中国话语”成 为当下中国美学界、文化界乃至方方面面不谋而合的学术共识,人们逐渐认识到,它所面临的不仅 仅是“对外”也就是如何处理好中国与外国、东方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从内部看,中国是多民族国 家,多民族的血缘维系着中华大家庭,多民族文化相激相荡的交流融合历史地铸就了中华民族文化 的整体格局,借费孝通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会议上所再三强调的话来说,“它所包括的50多个 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①。既然如此,“重建中国话语”就不可能停留在数千年炽盛的大 汉族主义的狭隘视域和历史惯性中,“中华民族美学”也不可能不超越单一民族美学而延伸到本土所有民族的美学。如今,不再有人怀疑:中华美学的全部丰富性和完整性,惟有在其他各民族美学与汉民族美学的多元互补中体STUDIESOF ETHNIC LITERATURE现出来;离开这种多元互补,前者将无从谈起。(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中国文化,必然要强化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后者在学科建设上需做的事情尚多,比如学科定位 、对象范围、手段方法等等,都有待进而明朗化和系统化。不过,在我看来,步入新世纪的中国少 数民族美学研究要向更深领域拓展和更高层面提升,警惕文化沙文主义的“西方中心论”和“汉族 中心论”仍是当务之急。就前者言,少数民族美学跟汉族美学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美学是立场一致的 。当今世界,全球化浪潮正向我们迎面而来,当不甘落后的我们以积极姿态参与其中时,面对凭借 经济优势向四面八方进击的强势的西方世界以及“普世化”的西方文化,务必明确和坚守一个基本 原则:全球化不等于西方化,与国际接轨不等于向西方看齐。学习西方没错,但学习西方文化不等 于放弃本土立场;如果唯洋是崇甚至以西代中,那就大错特错。这个问题,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 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少数民族来说,十分尖锐突出。有人谈到民族艺术教育在当今中国不力的现状 时,不无担忧地指出:“中国现有三十所艺术院校,……绝大部分艺术院校,在课程设置上与教育 内容方面都程度不一地体现了这样一些共性:西方文化、艺术价值核心化与民族文化、艺术价值边 缘化;西方文化、艺术教材建设的厚实体系性与民族文化、艺术教材积累的瘠薄、零碎情形。在这 样的状况下,我们的人才培养努力与我国民族艺术发展与繁荣的需要之间,便是严重错位的。我们 的民族艺术教育实际上并未为民族艺术的发展输送与储备大量的人才。实际状况恰恰是:在西化的 艺术教育内容与体系上,我们培养的艺术人才愈多,便离我们弘扬民族艺术传统,发展民族艺术精 神的愿望愈远。”②从这种重西方轻本土乃至无条件向西方标准认同的所谓“国际接轨”中,从西 方强势话语凌驾下民族艺术理论缺席的严峻现实中,我们痛感民族自信心匮乏所造成的悲哀。绝非 耸人听闻,一位原本嗓音天赋极好、演唱极富表现力与感染力的藏族歌手,好不容易有了进艺术院 校深造的机会,可一按照所谓“标准化”教学进入训练(据说是要去掉其歌声里的“野”气和“业 余”味),两年之后,竟搞得这个歌手连台也不敢上了,因为她既唱不好西式的“美声”也从此再 唱不出原来热情奔放富有“野气”的藏族民歌来。类似“邯郸学步”的例子,据了解在当今中国艺 术院校中并非仅此一桩,看似笑话却实在让人笑不起来。对此,难道自诩对艺术实践和公众审美负 有精神导向使命的美学研究,就没有丝毫责任吗?这个问题,值得民族艺术教育者和民族美学研究 者深长思之。有鉴于此,作为中华民族美学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大方向上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 理论体系的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在不拒绝汲取西学长处的同时也务必对“西方中心论”怀有高度警 惕和持以批判态度,后者松懈不得。就后者言,要把少数民族美学摆在和汉族美学并肩看待的应有 地位。实事求是地讲,有千年根基的汉族话语中心对我们显在和潜在的制约还相当有力,现实中处 处以之为准时时向其看齐的不自觉行为,会给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带来“削足适履”的深深的伤害。 从当今呼声甚高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就不难见到这种令人遗憾的现象。一方面,是学者们“把实质上是汉族音乐形态的体系命名为‘中国体系’”,把原本仅属于汉族音乐形态的理论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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