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是由男女两性共同构成。写作活动是人类心灵和情感表现的轨迹,离开了任何一方来谈,都 会有失公允。作为在历史和文化上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尤其是少数民族女性,她们对写作活 动的参与有着远远超出文学范畴的重要意义。翻开一部厚重的中国文学史,女性写作虽然从来都像 断线的风筝,飘摇不定,但是,她们对写作活动的参与,也从未中断过。每个朝代都会有为数不多 的几个女性脱颖而出,为女性写作画一条时断时续的轨迹。对彝族文学史而言,虽然女性的参与从 来没有缺失过,但是主体却并不明确。更多是以群体生活的方式存在。这种情况直到当代,才有了 本质的变化。随着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文化的普及、作家文学的出现,女性写作也掀开了新的 一页。共和国建国后短短的半个世纪以来,彝族文学不但出现了“欢笑的金沙江”那样的宏篇巨著 ,和一批有影响、可以和其他民族的作家并肩而立的作家队伍,彝族的女性写作也经历了从无到有 ,逐步发展进步的过程。出现了李纳、吉慧明、阿蕾、黄玲、冯良、禄琴、巴莫曲布嫫、李云华、 李梦等一批女性写作者,在小说、诗歌、理论研究等方面第一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文坛贡献出一 份力量。虽然她们的创作还不足以在全国文坛产生大的影响,但是,从彝族文学发展的角度而言, 她们的出现和对写作活动的参与,其价值和意义是深远的。它标志着彝族女性第一次拥有独立发言 的权利,用文字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她们在民族文化熏陶下形成的独特思维方式 ,和女性特有的纤细、温婉的情怀,使她们的作品充满特殊韵味。也为中国当代文坛增添了新的审 美内容。一彝族的作家文学是在建国后才正式出现,并逐步形成群体。云南作家李乔因为写作了表 现彝族民主改革历史进程的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被尊为“彝族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 人”。稍后有凉山诗人吴琪拉达,贵州作家苏晓星、龙志毅,云南作家普飞、张昆华等一批彝族作 家开始文学写作,并逐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群体。为彝族当代文学拉开了序幕。但是,在彝族作 家群最初的合唱声部中,来自女性的声音却非常微弱。回顾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那一段历程,只有 曾经经历过革命战争洗礼的女作家李纳,为彝族的女性写作扛起最早的旗帜。从彝族女性写作的角度看,她的身影无疑是孤独的。STUDIESOF ETHNIC LITERATURE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彝族女性写作的行列中,才有一些年轻身影的加入 。凉山的阿蕾,是1981年进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六期学习之后,才开始用汉文创作作品 。出生于60年代的巴莫曲布嫫、冯良、禄琴,都是80年代开始文学写作。90年代,彝族女性 写作的队伍基本形成。按照某些评论家的划分,李纳属于和李乔同时代的彝族第一代作家。吴琪拉 达、普飞、龙志毅、张昆华们属于第二代。以后的作家则是新时期文学新人。①那么,回首文坛, 在彝族第二代作家的队伍中,彝族女作家的身影是缺失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到新时期文学 第三代的作家队伍中,彝族女性写作者的身影才逐步聚拢,形成比较完整的状态。出现了小说、诗 歌、理论的写作者。并获得各种全国性的奖项。这一批作家从年龄、文化修养、个人经历等方面都 有新时代的特色和个人优势。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既有民族文化的成长背景,又接受了汉文化的规范 教育,两种文化的交融对这批作家走上文学写作道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除凉山的阿蕾外,其他 作家基本以汉语为第一写作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她们对民族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她们的作品 中,处处显示出对母族文化之根的追寻和热爱。并以女性特有的敏感、纤细的心灵去把握世界,展 示自己对民族、生命、性别等概念的独特理解。如巴莫曲布嫫的组诗《彝女》,就是以大凉山彝族 女性形象为审美的对象,并选用了“水”这一核心意象去描绘群山怀抱中彝家女的美丽剪影,表现 了彝族女性丰富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去年9月获“首届中国海宁·徐志摩诗歌节·青年诗 人奖”的禄琴,评委对她的评价是:以其彝族的血统,为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意境 。②二相对于所谓的主流文学来说,民族文学其实是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民族身份成为一种标志,无形地妨碍着对文学作品价值、地位的公正评判。那么,作为少数民族 的女性文学,无疑处于更加边缘化的位置。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对在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占人 口近一半的女性来说,也是一种悲哀的状态。所以,民族女性写作群体的出现,其意义不在于它是 否为文坛提供创新的文本,或者是否参与、推进文学思潮及流派。它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是在另一个 层面上得到体现:那就是女性解放和平等地位得以实现。作为女性,要经历双重的解放,第一次是 政治解放,获得做人的社会权利。第二次则是文化和心理的解放,进而获得书写、表达的愿望和可 能。作为少数民族女性,恐怕还要面临第三次解放,那就是对民族身份和性别意识的双重超越,以 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和评价。对彝族这个跨越千年奴隶制,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而言,女 性参与到写作活动中,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表明女性告别由“他者”代言的时代,进入一个自 我言说、自我表述的新的历史阶段。虽然在彝族的民间文学中,不乏表现女性生活的篇章存在,但 是那只是女性被改写的声音,并不是她们心灵和情感的直接体现。主体的缺失,使二者有着本质上 的差别。因而,作为彝族当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女作家,李纳的写作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纵观李纳 的经历,她的写作活动和她的革命经历之间似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她1920年出生于云南石 林,曾接受良好的教育,于1940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48年在《东北日报》做副刊编辑 时,开始小说写作。她是在革命队伍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民族新人。虽然她在写作中没有刻意去明确 、强调自己的民族和性别身份,但对民族的自我认同感和女性的风格特色,还是不可避免地从作品 中透露出来。比如她的小说选材,大多选自故乡的普通人,尤其是纯朴善良的女性,着重表现她们 心灵世界的美好。其中以短篇小说《姑母》和《撒尼大爹》最有代表性,在她的前期写作中有重要 的地位。小说中的人物都来自作家的故乡,是她熟悉和热爱的长辈,身上有着撒尼人大方、热情、 坚强的品质。无论生活如何艰辛,都保持着不变的信念。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撒尼人的生活环境、民风民情在李纳的小说中都有生动表现。让读者对来自阿诗玛故乡的这位彝族女作家的才情刮目相看。她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同样保持了这STUDIESOF ETHNIC LITERATURE一纯静的写作风格。③它表现的是两代撒尼女性的人生和命运,母亲五巧和女 儿小仪,是作家在书中着力塑造的艺术形象。尤其对五巧这位彝族母亲的艰辛成长,作了生动的表 现。突出展示她由一名普通的彝家刺绣女觉醒而成长为革命者的过程。她送女儿去北方投奔革命, 最后自己为保护游击队的军用物资而献出生命,完成了一个由蚕到蛾的蜕变过程。作为彝族女性的 第一个自我书写者,李纳的小说获得了远远超出了文本本身的意义。她的革命者经历使她对社会人 生的认识有了自觉的高度,而她的民族身份和性别意识,又使她不自觉地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回归 于民族的土地汲取营养。女性纤细的感受和对母族文化的热爱,融会在她小说的字里行间。这部由 彝族女作家写作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三凉山女作家阿蕾的写 作活动开始于80年代初期,而且第一篇习作就是用母语写作④。这标明彝族女性写作另一种可能 的出现,那就是对母语的继承和发扬。千百年来彝族的文化、文字都是掌握在男性手里(毕摩是彝 族文化的主要掌管者),现在第一次有女性用母语写作出小说这种对彝族文化来说是纯粹陌生的文 体。从发表第一篇彝文小说至今,阿蕾不间断地用双语进行小说和散文的写作,发表了近百篇作品 ,短篇小说集《嫂子》1999年获凉山州第一届文学艺术山鹰奖,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 奖。彝文短篇小说集《根与花》2001年获凉山州第二届文学艺术山鹰奖,四川省民族文学奖。 她的小说在展示彝族乡间生活的同时,对女性的生存和命运有独到的关注。对民族文化中的陈规陋 习有自觉的批判意识。可以说阿蕾是第一个比较集中地为读者展现当代彝族女性生活的作家。阿蕾 的小说表现的内容主要是七八十年代凉山彝族的乡间生活。主要笔墨又集中在彝族女性的生存和命 运的展示上。也许阿蕾在开始小说写作时,并没有过多考虑自己的性别,也没有刻意去突出自己的 族别,她只是出于一种天然的本能去关注自己身边最熟悉的那类群体,却自然地融进了对母族文化 的感受和热爱。这使她的小说有了与众不同的风格韵味。每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中都会良莠并存, 但是人们在歌颂优秀成分的时候,往往会忽略对那些落后因素的批判。阿蕾以女性细腻敏感的心灵 捕捉到了彝族文化传统中某些阻碍进步的因素,以及它带给女性生命的沉重感和压抑感。并对这些 问题作了文学的思考和表现。政治经济的解放,可以在革命运动的力量下迅速完成,而文化和心灵 的解放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阿蕾的代表作《嫂子》、《根与花》,比较突出地表现了这些内容。 前者揭示的是彝族女性在追求爱情道路上的重重障碍,落后的婚姻制度和习俗对相爱者形成不可逾 越的鸿沟,他们最后只能选择古老的殉情方式,来寻求爱情的最后归宿。后者对彝族文化中一些根 深蒂固的观念也有生动的表现。小说中的拉玛奶奶坚信“儿子是根,女儿是花”这一古老的观念, 宁肯忍受儿子的冷漠无情,也不愿意去和女儿生活。阿蕾小说在浓郁的民族生活氛围中,不可避免 地弥漫着一种悲剧的色彩,体现了她对女性命运、民族发展等问题的忧患意识和艺术思考。贵州的 禄琴和凉山的巴莫曲布嫫,是以另一种姿势和风格来表明自己的存在。她们选择了诗歌这种古老的 抒情文体,展现新一代彝族女性写作者的情感、心灵和认知世界的方式。禄琴自80年代开始写作,迄今为止已经出版《面向阳光》《三色梦境》等诗集。2000年获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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