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默多克时代”的到来 正如美国人比尔·盖茨在rr业领域的革命宣告了 全球性的资讯时代的到来一样，澳大利亚人鲁贝特·默 多克在传媒界的革命，则宣告了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娱 乐化”时代的到来。“让我们娱乐至死吧!”—这就是我 们这个时代最具文化号召力的口号。在这个口号的鼓动 下，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硕大无朋的狂欢大舞合。 默多克不仅将传媒业发展成为一个产业上的巨无 霸，而且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传播理念。通过现代媒体传 播，可以将田可新闻事件快速地辐射到媒体所能覆盖的 全部范围，并且迅速使之州七为可消费的文化产品，商 业亦从中牟利。而在这种普泛性的资讯消费生产中，各 界明星人物(政治明星、商业明星、演艺明星、文化明星 等)的个人隐私，便成了最大的消费点。新闻“狗仔队”也 就应运而生。这些没有翅膀的“信使”，传递着娱乐“天 堂”的福音，向世人承诺着现世享乐的福社。英国的《太 阳报》就在 这种“默多 克主义”的 引导下，完 成了经营 理念的转 向，并创造 了娱乐化 媒体的范 本。 在亚 洲，“默多 克主义”的最早追随者，是香港的《苹果日报》。香港本就 是一个现代娱乐业的巨型基地，有着大量演艺界明星和 商界巨子，又是一个全球化的商业和消费业最集中的地 区，娱乐新闻的资讯来源极为丰富。这为《苹果日报》这 样的媒体提供了娱乐资讯来源上的保证。《苹果日报》豢 养了一批的“狗仔队”，其使命就是刺探名人隐私，在第 一时间通报给总部。其他媒体，诸如《壹周刊》、《东周 刊》，则是“苹果化”媒体更加极端化的范例。台湾的娱乐 文化则在电视节目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康熙来了》、《全 民乱讲》等电视节目，把任何公共事件都转化为公众共 同参与的“集体狂欢”。 在此背景下，文化“
娱乐化”的趋向变得似乎不可避 免。随着资讯的全球共享时代的到来，这一进程正在加 快。电视和互联网的全球共时性传播，使得世界上任了可 一个区域，都有可能加人到同步的娱乐狂欢当中。新闻 事件没有了区域和时间的限制。一些重大的社会事件， 在一些区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在另一些区域， 可能就变成了消遣的对象。举一个例子，电视新闻报道 韩国国会开会时吵架的画面。画面上有议员之间动手厮 打的镜头，这在韩国可能是一桩很严重的政治事件，可 能关涉到韩国不同政治利益阶层的生存大计。但别国的 人同时看到了这一画面，它很可能就变成了一桩趣闻。 人们关注的是画面上的那些衣冠楚楚的人身体接触和 扭结在一起的场面，这与街头旁观聚众斗殴的场景没有 什么两样。 在文化“娱乐化”的进程中，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 第一件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几乎全世 界的电视观众和报刊读者都在关注着同一根拉链，同 一条内裤。政治危机性的事件迅速转化为公共社会的 娱乐性的“丑闻”。克林顿的性丑闻显然与美国政治制 度及其相关的权力再分配等因素有关，但对于其他国 度的人来说，它就纯粹变成了一桩与性爱有关的丑闻， 如此而已。在这一丑闻面前，我们并未分担美国政治制 度的利益或危机，但却分享了隐私窥探和排闻所带来 的快乐。 第二件是好莱坞巨星阿诺·施瓦辛格当选加州州 长。当然，阿诺·施瓦辛格的施政理念与他的演艺明星 身份没有必然联系，其施政能力也不会因为其演艺明 星身份而受到影响，他也不至于将施政当成一场演出。 但其当选，依然与其演艺明星身份的影响力密切相关。 这与前好莱坞明星的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的情况还有所 不同。里根作为好莱坞的三流演员，其在电影圈的影响 力并不是太大，而且，他早已退出演艺圈多年，在政界 早已声名显赫。而意大利艳星参选意大利总理的事件， 则将政治娱乐化的行为推向了极端。类似的事件还有 好几例。 毫无疑问，娱乐是人民的权利。在公民权利应得到 普遍尊重的理念下，娱乐是无可非议的。但“默多克时 代”的到来，造成了对传统的公民社会的基本价值理念 的强大冲击。公众，尤其是文化名流的个人生活，随时 都有可能成为公共消费的对象。传统公民社会的日常 伦理最重要的指标—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线， 正在消失。 中国大陆本土的娱乐文化 在中国，本土大规模的“娱乐文化工业”的兴起，乃 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事情。 80年代，娱乐业开始兴起。最初是以民间的、走私 性质的和半公开的方式存在，如录音带、录像带的生产。 娱乐场所和各类娱乐节目也一直以遮遮掩掩的方式存 在。娱乐业的内容上，也处于复制摹仿阶段，其母本主要 是香港、台湾地区的娱乐文化产品。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全球化形态也 在逐步形成。大陆对港台音像产品的大规模引进，境外 娱乐业，尤其是港台娱乐业与大陆以合资、合作制作等 方式，联合开发。美国好莱坞大片的引进乃至全球同步 首映。这一切，都在大陆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娱乐文化 的高潮。其他诸如专业选美、时装发布会、服装节、国际 性的嘉年华，以及中国特色的狂欢节、夜总会、卡拉OK 歌舞厅、专业化的迪斯科舞厅、电子娱乐产品和互联网 娱乐文化，等等，都在趋于成熟。甚至，盗版文化也在一 定程度上促成了美国主导的娱乐文化在诸如中国这样 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 本土娱乐文化的兴起，以湖南卫视的崛起为代表。 通过诸如《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等娱乐节目，赢得 了巨大的收视市场。尽管在形式上依然以拷贝西方和港 台的为主，但像《超级女声》这样的节目，在具体的实践 过程中，打上了深深的中国本土的烙印。即使是像中央 电视台这样的官方电视台，也对娱乐文化表现出了异乎 寻常的热情。 以娱乐为目的的文化媒体也极度繁荣。“狗仔队”的 职业素质虽然还很低下，但也已初具规模。比如，去年发 生的演艺明星家庭住址“联络图”事件，就是明证。 借助现代媒体的强大传播力，“娱乐化”这一文化病 毒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文学这一高度个 体性的精神活动也被严重感染。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 来，文学越来越受到商业市场的支配，其消费性的娱乐 ‘另认《漏朦袱滋扩，L另沁卿 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娱乐性也越来越成为文学写作 的强大推动力。从对“性描写”的迷恋，到“暴露癖”式的 自我表现;从“美女作家”到“美男作家”，写作者为了取 悦于公众，将自己改造成娱乐工具。 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学娱乐化” 相比之下，文学要成为娱乐业的主角，似乎并无特 别的优势。文学中的娱乐要素相对缺乏。一般而言，文学 写作者缺乏娱乐明星所必备的身体条件，文学作品也不 可能像娱乐产品那样，可以直接诉诸感官消费。但是，在 文化普泛性的“娱乐化”潮流之中，文学在一定程度上的 “娱乐化”倾向，似乎难于避免。 首先面临的是文学的“娱乐化”功能是否存在以及 如何可能的问题。 作为国家文化意识形态机器上的一部分的文学，在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遇到了困难。以往主流的文学理 论，始终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这个功能是作为主流文 化宣传策略的一部分而附加给文学的。然而，主流文化 意识形态在90年代开始发生某种程度上的调整，将“娱 乐人民”也看作是文化的功能之一，满足人民的娱乐和 感官消费的需要，与“教育人民”享有同等的意义。在此 背景下，文学的功能就面临着两难的境地。 作家如果不依附于作协体制的话，一般而言，就不 得不转向市场。90年代中期以来，日渐发达的非主流出 版行业和互联网的文化平台，为那些非主流作家提供了 越来越有利的生存条件。80年代，一个写作者如果不能 在公开出版的主流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话，就不可能 获得作家的头衔，不可能获得公众的认可。或者说，公众 不可能知道他们，自然也就不可能认可他们。这里例外 的是诗歌。80年代的前卫诗人一直是以民间诗刊的方 式来发布自己的作品，聚集同仁诗人。诗歌界形成了一 个强大的民间传统。这一传统被称之为“第二诗界”。“第 二诗界”的规则与主流文学界的规则正好背道而驰。不 能赢得民间诗刊的认可的诗人，在诗歌界恰恰没有地 位。与此相反的路向是汪国真。汪的诗歌尽管还不属于 “完全市场经济”模式，但已经具备了诗歌娱乐化的雏 形，他通过迎合公众趣味和媒体造势，达到了宣传上的 成功。 随着文化市场化时代的到来，文学界的人士在通往 娱乐“天堂”的道路上，也不甘示弱。“美女作家”首先打 开了文学通往娱乐“天堂”的大门。“美女作家”{lt1在将自 己的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大量发布自己的个人 生活照。借助现代整容术、化妆术和摄影术等高科技手 段，“美女作家”在照片上赢得了几乎可以跟演艺明星一 决高下的效果。“美男作家”也及时跟进，呼应着在娱乐 界和大众文化领域里的“男色时代”。 文化记者扮演着“狗仔队”的角色，报道文学事件的 记者也迅速“狗仔队化”。去年，上海举办了一次女作家 虹影的作品研讨会，会上，有评论家对女作家的形象发 布了一通议论，一些不在场的文化媒体的记者，仅仅根 据道听途说，将这位批评家的一番写作与生命消耗的感 慨，渲染为有关女作家相貌问题的议论，造成了沸沸扬 扬的所谓“毁容写作事件”。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文化受众“Fans化，。 在娱乐界，受众“Fans化，，是较为普遍的现象。现在，在 文化和学术的传播过程中，也开始出现受众“Fans化，的 趋向。如同“超女”的PK模式一样，双方的‘，Fans”对峙。 与之相对应的是作家和学者的“偶像化”。这些现象 更多地出现在了园聆作家身上。韩寒、郭敬明是其代表。他 们不仅在写作上有着高度娱乐化的倾向，而且在身体造 型和生活方式上，也是按照“流行偶像”的方式来设计和 打造的。 “Fans化”的特征是迷狂、崇拜、追捧和无条件捍卫 偶像。最极端的例子是，当郭敬明被揭抄袭丑闻之后，他 的“Fans”们的反应是，对其抄袭行为也表示支持。 另一方面，学术娱乐化的热潮也正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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