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的《纽约客》叙述了一系列在西方社会文化结构下生存的中国人。他们虽然身为中国人,却时 时感受到“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尴尬与苦涩,经受着西方文化霸权下的振荡与冲击,最终走向堕落 乃至毁灭。在全球化趋势愈演愈烈和东西方文化逐渐交融的今天,对《纽约客》进行后殖民解读就 变得尤为重要。一、边缘化的叙述者和主人公小说的叙述者白先勇本人就处在一个十分复杂的地位 。首先,在美国白先勇是以一个被边缘化的中国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是地道的中国人,深受传统文 化的熏陶,然而,他又是处在西方文明的中心———美国。不一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时时刻刻 提醒着他:我是一个纽约“客”。所以,他才会有初来乍到时的“方寸大乱,无从下笔”<1>。 其次,是他必须以这种边缘人的身份来完成对一种在美国处于弱势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叙事。这 样,他的小说就不得不出现这样一种尴尬的情况,那就是在美国,要想表现作为弱势文化的东方文 明,就必然会与西方文明产生一种形而上的冲突。也许这种尴尬并非出自其本意,正如他在《蓦然 回首》中所说的,他所要表达的只是一种“去国日久”的“文化乡愁”,但在西方强势文化的霸权 下,白先勇和他笔下的主人公必然会身不由己的与其发生碰撞、冲突。白先勇笔下的主人公,大都 缺乏生存之根。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缺失,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美国。这就给其边缘人的定义注入了 双重含义:一方面,他们已经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异化了,他们对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 涵的缺失感到无所适从;而另一方面,对于所生活的美国,他们又觉得自己无法认同其文化观念和 价值取向。他们生活在那里,相对于美国主流社会,处在社会底层;相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他们又 处于文化边缘。《芝加哥之死》是一篇很能反映旅美华人心理上文化冲突的代表之作。小说的主人 公吴汉魂身上所表现出的一些征候应该说是所有“边缘人”所共有的。中西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 身份认同的模糊。文化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它体现了人类的一种本源意识, 失却了文化身份,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以致毁灭。因此,当一个人急于证明自己的文化身份 灭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了。不幸的是,吴汉魂恰恰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在他自己看来,他已经不是一 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了,“吴汉魂,中国人,卅二岁,文学博士,……”正因为如此,他对自己 写的这份履历才会愈念愈觉得迷惘。也就是说,他已经丧失了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心理认同 。中国人这一文化身份对于他来说已经像一道“咒符”了,紧紧束缚着他,使他不能前进或后退半 步。也许他并不是急于想通过对中国人这一文化身份的否定来确立一个新的文化身份,得到一份新 的文化认同,但是他确确实实对中国人这一文化身份产生了质疑。他的内心升起了一股文化身份认 同的危机感,“这种身份认同的差异感又随着所在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导向而得到强化”<2>。 像个飘零的流浪汉,没有文化根基,不知道来自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又将去向何方。“ ‘从何处来’和‘身在何处’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后殖民的主流文化势力影响的结果”<3 >。对中西方文化的双重排斥。留学生的这种模糊不定的文化身份被重重交织于中西文化冲突中。 他们不折不扣地在西方主流文化的重压下学习,但又试图以本国的文化传统来摆脱这种重压。“但 是,同样是这种自由性大学,对于非白人学生来说往往是孤独的所在,甚至是恐慌的所在。有时排 外是大喊大叫的,但更为常见的是礼貌和沉默,大家带来的文化文献当作为镰刀用来清除蜿蜒曲折 的道路上那些微细的歧视时弱小不堪。大部分这样的学生没有努力去冲破这种既有诱惑性又有封锁 性的兼容性”<4>。《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在这一点上很具典型性。书中引的一段艾略特的 《荒原》颇有深意,中国文化传统的“记忆与欲念”已经在这位留美六年的文学博士的脑海里逐渐 “萎顿”。他的母亲,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在他的梦里,或者干脆说是在他的潜意识 里边,是那样的苍白,“没有一丝血色”。他内心残存的那一点关于母亲的记忆(关于本土文化的 烙印)想要跟他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来”。母亲可以说是他与传统文化之间唯一的精神纽塌 。这种心理上的寂静与空虚让他觉得毛骨悚然,他歇斯底里不顾一切地奔到他“母亲”面前,“用 手猛推他母亲的尸体,尸体又凉又重,像冰冻的一般,他用尽力气,把尸体推落到棺材里去”。中 国传统文化在吴汉魂的心里已经“冰冻”。在西方文化的大本营里,他无力为之“解冻”。他也苦 苦挣扎过,“跟英国七八百年来那一大串文人的幽灵,苦苦搏斗了月余”,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放 弃。放弃是痛苦的,但他只能这样,就像当初放弃秦颖芬而出国一样。本土文化的缺失让他毅然放 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女孩,去西方寻找新的精神依托。他刻苦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想从西方 文化中去寻找维系其生命的精神支柱,想从这种文化的虚无状态中解脱出来,可悲的是他没有成功 。一直默默追求的西方文化,在他的博士授予仪式上已觉得繁杂冗长,严肃乏味,而象征西方精英 文化的博士方帽也只是压得他的额上“陷进两道深沟”。被动的吸收西方文化只是让他成为了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他眼前仍然觉得白花花的一片,被太阳晒得视线模糊”,心中泛起了一阵文化 冲突的眩晕,压抑的他透不过气来,窗口传来各种噪音,卡车的怒吼,人潮声,“一阵紧似一阵的 翻涌”。面对可以代表西方典型社会的芝城,“吴汉魂突然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急躁”,而此时书 架上那些密密麻麻的代表西方文化的书本,在他眼里也已经变成“花花绿绿的腐尸”,散发着阵阵 恶臭。他惟有夺门而出,想要逃出西方文化的窠臼。来到大街上,面对在此生活六年的芝加哥,静 下心来细细审视了一番,吴汉魂觉得对这个西方工业城市竟是如此的陌生,“陌生得变成了一个纯 粹的地理名词”,“吴汉魂觉得莫名其妙的彷徨起来”。这听起来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一个在 美留学六年学习西方文学的文学博士怎么会对美国社会是那样的陌生?事实上,对于西方文化,吴 汉魂并不能做到完全融入其中,就像小说开头所引的艾略特的《荒原》里所说的,“冬天替我们保 温,把大地盖上一层令人忘忧的白雪”。西方文化对于吴汉魂来说正像“忘忧的白雪”,虽然可以 保一时之·05·温,但白雪终将融化并且终究“无根”。此时的吴汉魂已“失去了方向观念,失 去了定心力,好像骤然间被推进一所巨大的舞场,他感觉到芝加哥在他脚底下以一种澎湃的韵律颤 抖着,他却蹒跚颠簸,跟不上他的节拍”。他只有立在中西文化的“十字路口”,“茫然不知何去 何从”,“像梦游一般,漫无目的徜徉着”。有趣的是,吴汉魂、吴振铎,白先勇笔下的这几位旅 美华人,都是丧失了文化根基的无根一代。“正因为边缘地位不为直接利益所迷障,且能左右顾视 ,所以才格外旁观者清”<⑤>,他们深知西方文化存在的种种缺点和弊端,绝不适合自己,但他 们又觉得自己身上所残存的中国传统文化又不足以维系他们的精神支柱。就这样,他们处在一个中 西文化的两难精神悖论中。后殖民视阈下边缘人扭曲心态的叙事。“第三世界在构建自己的文化身 份知识形式和历史的时候经受着深深的无力感”<6>。文化上的虚无状态使得边缘人的内心极度 空虚与落寞,也必然造成了他们玩世不恭、委曲求全、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芝加哥之死》中的 吴汉魂,彷徨和空虚使他变得玩世不恭,在酒吧里结识了妓女萝娜并与之厮混。《上摩天楼去》中 的玫伦到了美国以后也丢掉了自己心爱的钢琴而变得毫无追求。《谪仙记》中的李彤的一系列不合 常情的举动在外人看来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但那是有着深刻的内心动因的。她喝酒时的狂态、赌马 时的不按常规下注,都能让人感受到她由于极度空虚而扭曲的心态。白先勇曾经说过:“我之所以 创作,是希望把人类心灵中的痛楚变成文字。”<7>可以说,白先勇在《纽约客》所描绘的两大 类人,不管他们是恪守传统的(如《安乐乡的一日》中的依萍、《火岛之行》中的林刚),还是为 了适应环境而改变的(如《上摩天楼去》中的玫伦、《谪仙记》中的李彤),同样是非常痛苦的。 二、后殖民语境下西方的文化霸权在白先勇笔下的美国社会(20世纪60年代),西方人对待中 国文化常常有着一种傲慢、冷漠和根深蒂固的偏见。基于这种偏见,他们往往对中国传统文化不能 作出正确的评价和判断,或者根本就是一种忽视和淡漠。即便有人能够静下心来倾听,往往也只是 从一种猎奇的角度出发,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来进行的。在《安乐乡的一日》中,白鸽坡的那些 美国太太们,“不惮其烦向依萍询问中国的风土人情”。但在这里,作者用了一句话,“总很感兴 趣似的”,也就是说,这种“感兴趣”是装出来的。他们其实一点也不关心中国的风土人情,只是 出于一种猎奇的角度和强势文化的心理优越感来询问依萍的。“在东西方之间势力悬殊的情况下进 行任何关于东方的话语交流往往容易成为文化霸权的体现”<8>。尽管这些美国太太们还表现得 “十分友善,十分热心”,但我们仍可以一眼看出,这一切都是在西方文化霸权的体系下进行的。 它源自于一种心理上的文化优越感,以此来证明她们的“修养”和“善解人意”,证明她们的高人 一等。因此,带着异质的文化背景和自由的美好憧憬而进入美国的中国人要想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 会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既无法得到西方人的完全理解和接纳(像依萍玩桥牌,参加读书社,上教 堂做礼拜,她不是没有做过融进美国社会的努力,但是到头来那些美国太太们仍只是把她当作“稀 客”去对待,“显出他们尽到美国人的地主之谊”),而其自身最终亦无法做到这一点。最后,依 萍不得不放弃这种努力(推掉社交活动)。就连自以为已步入美国上流社会的伟成也是西方文化霸权的牺牲儿。正因为他不属于上流阶层,他才极力用一大堆依萍听不明白的股票术语来证明自己,并通过这一职业来暗示他的社会阶层和地位。在这里,职业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符号语言。它打破了一般语言的界线,是指涉文化身份和社会阶层的陈述。但很少有人去思考这些背后所代表着的西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西方文化霸权下的零余者——对《纽约客》的后殖民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