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所收之《新安志》佚文被辑录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200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 行,下称《辑佚》)一书中,因此书为辑佚之作,故未对《新安志》作过多的探究,目前也未有其 他学者对此志加以分析和研究。现存徽州府志中,宋代仅存淳熙二年(1175年)罗愿所修之《 新安志》,明存三志,最早的一部是弘治十五年(1502年)编修的《徽州府志》。在这320 年间虽几经修志,但原志均已亡佚,无法了解到原志的真实面貌,实为憾事。根据《永乐大典》成 书时间,这部《新安志》应修于永乐六年之前,故对此志加以研究,发掘其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应 该能够起到补阙的作用。鉴于此,笔者对这部《新安志》作一初步探讨,并对有关问题作一分析和 说明。一《新安志》的编修时间和编修者关于《新安志》的编修时间,佚文中有较为明显的线索, 即【官署】下有“元织染局”(《辑佚》P1060)的内容,而《永乐大典》一书成于永乐六年 ,据此,该志应修于明初,即永乐六年之前。至于《新安志》的作者,可以从徽州府志编修源流来 考察。弘治《徽州府志·汪舜民序》中有记载:“徽州府为古新安郡,郡之有志权舆于梁萧几、王 笃之记历,百余年有唐之图经,又三百五十余年有宋太平兴国之广记,又三十余年有淳熙乙未罗鄂 州愿之志,又六十年有端平乙未李教授以申之续志,又八十余年,有元延祐己未洪县尹焱祖之后续 志,及国朝洪武丁巳则又几六十年矣,自新图经以上不复可见,于是朱礼侍同乃隐括三志合而续之 以为一书。迄于今又百二十余年,中间景泰、成化前守孙公遇、周公正两经增集,简略弗得,所传 者惟洪武志。”另外,《明史·艺文二》(卷九十七)载:“朱同《新安志》十卷。”两段资料说 明:明代在永乐六年前仅修一部方志,即洪武初年朱同之十卷本《新安志》。从徽州府志编修源流 看,《永乐大典》收录徽州府志时应首选此志。因此,笔者认为这部《新安志》应该是洪武初年朱 同所修之《新安志》。关于朱同的情况,在《皇明异典述》(卷五)、《明太祖实录》(卷一四三 、一五八)、《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一九一)、《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卷一六九)、《明史》(卷一三六)、《新安名族志后卷》等文献中皆有记载,但都非常 简略,主要包括朱同的名、字、号、籍贯、中举时间、官品、著作、死亡原因等内容,且均未为之 单独立传,皆附于其父朱升传之后。《新安名族志后卷》所载较为详细:“(朱升)子曰同,字大 同,洪武中举明经,为本郡教授,修郡志进之朝,庚申举人才,召为吏部司封员外郎,十五年以升 恩升礼部侍郎。后坐事废,著有文集,曰《覆瓿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六九)对其 诗文之作评价较高:“集凡诗三卷,多元末之作,爽朗有格。文四卷,议论纯粹,不愧儒者之言。 ”由此可知:朱同有“文武才”,不仅“通群经诸艺”、“工绘图”,还写有质量较高的诗文之作 。这是《新安志》质量得以保证的重要条件。《新安志》原书已佚,仅赖《永乐大典》保存部分内 容,但朱同所作之《重编新安志序》却被弘治《徽州府志》(卷十一)保存下来,从这篇序中可以 了解到朱同修志的情况和其修志理论。朱同是非常重视方志价值的:“郡县之有志,犹历代之有史 也,山川、人物之繁夥,制度典章之错综因革之故,古今之变,莫不具焉,是故不可以易言也。” 他将方志的地位与史书相等同。明代洪武初年正是国家初建、社会未定之时,朱同受命修志面临很 多困难:“比年以来,干戈底定,所在板藉,百不一存。”当时“梁萧几、王笃之记,唐之图经, 宋太平兴国之广记,祥符之书,以至姚源之广录,则已不可得而见矣。”虽然罗愿、李以申、洪焱 祖三志“幸犹不泯”,但“三志之续作者非一,是以体制大纲,虽祖述罗愿,而纪录之法重复驳杂 不无有焉”。朱同称自己修志是:“搜求捃拾于焦土劫灰之后,而欲尽夫典故纪录之详其亦难矣。 ”面对困难,朱同没有放弃,反而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他认为不能以简单地继承三志的优秀成 果为满足,仅是继承也可“续之则成四书”,但会出现“首尾一事而翻阅检讨已不胜其繁”的情况 ,在继承的基础上还要“变而通之”,修成的方志才“可以为不刊之典,成一代之言”。关于志书 的内容,朱同虽无明确表述,但可以从他对罗愿的评价上得以了解。他认为志书应当“博考遗书, 网罗众说”、“巨细兼该,纲目备举”。他认为方志不是“陋学浅识”之人“所能纂定”的,修志 人员应当“问学博”、“探索勤”。朱同重视“志才”是《新安志》质量得以保证的重要基础。为 了修好此志,朱同等人确实下了一番功夫,“摭逸旁搜”,从而“总括合为一编”。尽管朱同对前 三志做了大量补充和发展,但他仍然“深愧编次苍皇,不无挂漏”,并希望“当代大人君子”能够对其所编之志“疏抓剔抉,补缺正讹”。朱同严谨的治学态度是《新安志》成功的又一个重要保证。二《新安志》佚文的价值《新安志》佚文虽只有3800多字,但内容涉及徽州府所辖六县,包括山川、土产、官署、仓廪、古迹、人物、诗文、遗事 、物产九个类目,收录有关山岭、湖泊、人物、墓葬、竹木、谷物、药材、织染局、平准仓、际留 仓、义仓、常平仓、村落、诗文、佚事、文献、贡纸等方面的内容,为了解梁、陈、唐、宋、元以 及明初徽州地区的基本情况提供了一些线索。《新安志》修于明初,有上承宋元下启明代之功,其 佚文具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和价值。《新安志》佚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有补阙他志的作用。将之 与淳熙《新安志》、弘治《徽州府志》作一比较则更能说明问题。《新安志》对二志有补阙作用: 第一,有些内容是二志所没有,而《新安志》所独有的,可填补二志空白。如【山川】(《辑佚》 P1057-1058)记载:“石莲岭,在歙县西六十里。”“碎石岭,在歙县西七十里。以岭 多碎石,因而名焉。”“剥岭,在歙县东三十里柳山乡,岭北接宁国界。”“上枭岭,在歙县西五 十里。”“碜岭,在歙县北二十里。”第二,有些内容虽论及一事,但三志有很大差异。如同记“ 石墨岭”,《新安志》【山川】(《辑佚》P1057)作:“石墨岭在黟县南八十里。出石断裂 齐截,黑质黑章,脆腻易折,不可磨。今释氏多采之以染衣”;淳熙《新安志》(卷十)作:“石 墨岭与水西兴唐寺诗语不类,太白、东坡尝疑富阳国、清彭泽、兴唐诗及姑熟十咏,非太白所作。 而王平甫疑十咏出于李赤。按南唐自有一翰林学士李白,曾子固以为十咏是此人所为,然则此闲墨 岭兴唐诗岂亦此类邪?览者详之”;而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作:“墨岭,在县(黟县)南十 六里,岭产石墨,土人采之以画,久而成井,号曰石墨井。按今石墨糜烂不可以书画,惟染皂色颇 佳。”三种记载互相补充,保留了更多的史料。第三,保存了淳熙二年以后特别是元代的一些资料 ,这是淳熙志所没有的,也是宋代李志、元代洪志佚文所未保留的。如《新安志》【官署】(《辑 佚》P1060)记载元代“织染局”的情况:“元织染局,在西北隅旧酒务基。打线场在西南关 练溪东岸。先于至元二十一年分拨到宁国路织染局生帛机五十张,签拨人匠八百六十二户,自本年 正月为始立局。岁造生帛三色,凡一千六佰一段。二十四年,改造熟帛丝绸如生帛之数,凡六色, 四季起纳。至元二十八年,添造宁国路丝绸一百五十段。”现存徽州府志没有一部是元代编修的, 元代《新安后续志》虽有辑佚,但却无此内容。《新安志》佚文应该是最早记载元代织染局的府志 。《新安志》佚文有补阙之功,补充记载了徽州地区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情况,为全面了解徽州 社会的面貌提供了新的线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新安志》佚文有考证、校勘之功。弘治《徽州 府志》(卷五)也有关于“元织染局”的记载:“织染局,元置在城内北隅,旧酒务基,打线场在 西南关练溪东岸,本朝因之于辛丑年,分拨到宁国路织染局生帛机五十张,签拨人匠八百六十二户 ,自本年正月为始立局,岁造生帛二色。甲辰年,改造熟帛丝绸六色。洪武元年添造宁国路丝绸, 二十二年住罢机张,房屋倒塌。永乐元年重建,正厅库房各三间,东西两堂机坊十一间,东西染房 六间,门房五间,改造细绢,今岁造深青黑绿丹矾红三色,光素丝。”从时间的联贯性和文理的 顺畅上来看,“本朝因之于辛丑年”一句似有不妥。“本朝”应指“明朝”,明朝之“辛丑”年应 是永乐十九年,“本年正月为始立局”即永乐十九年开始设立此局。如果这段文字作此解释,那么 后文“洪武二十二年住罢机张,房屋倒塌”、“永乐元年重建”等内容又如何解释?再考之弘治《 徽州府志》(卷二)和道光《徽州府志》(卷五)关于元朝“上供帛”的记载,可以确定此句有误 ,当以《新安志》所载为确。《新安志》佚文有辑佚的作用。宏富的资料是方志编纂成功的基础。 《新安志》佚文中提及文献大约十四种,其中有不少是直接摘录原文献内容的,如果方志收录的原 书散佚,这些内容便具有了辑佚的价值。如,【诗文】(《辑佚》P1063)条下从《广录》中 摘录了如下内容:“郡西北黄山有三十六峰,与宣、池接境,岩岫秀丽可爱,仙翁释子多隐其中。 山有汤泉,色红,可以澡瀹。刘宜翁尝游焉,题诗寺壁有曰:‘山有灵砂泉色红,涤除身垢信成功 。不除身上无明业,只与山间众水同。’宜翁名谊,元丰间,自广东移江西,皆持使节上疏议新法 勒停。或云宜翁晚得道不出,东坡绍圣所与书可见矣。谊疏云:‘自唐朝庸调法坏,五代至皇朝税 赋凡五增其数矣。今又大更张,不更其本,敛愈重,民愈困,为害凡十。’又言:‘变祖宗法者, 陛下也;承意以立法者,安石也;讨论润色之者,惠卿、鲁布、章之徒也。’其语激切深至。内 批云:‘谊张皇上书,公肆诞谩,上惑朝廷,外摇众听,可特勒停。’”因《广录》已佚,故此佚 文成为辑佚《广录》的重要资料来源。综上所述,《永乐大典》所收《新安志》是明代洪武初年朱 同所修之十卷本《新安志》。朱同秉承“郡县之有志,犹历代之有史”的指导思想,吸收前人成果,并“变而通之”,力求“博考遗书,网罗众说”、“巨细兼该,纲目备举”,花费了大量精力,“摭逸旁搜”,从而“总括合为一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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