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0月,亚非作家会议在苏联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召开,中国派出作家代表团出席会 议。塔什干,是一座充满浓郁的东亚风情的美丽城市,气候温和、树木葱茏,到处飘散着花草瓜果 的清香。这是苏联第一次承办亚非两大洲作家的盛会,当局十分重视,整个塔什干挂满了彩旗,围 绕中央广场新修的建筑物亦已落成,在著名的阿拜大剧院对面的那座宾馆,当我们到达时工人们还 在调试新安装的电梯。中国作家代表团一部分人将住在这里,另一部分人要住到市郊的政府别墅里 。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到来,在与会者中引起很大的反响。精通中文、十分了解中国文坛情况的苏联 汉学家贾托夫,一看中国作家代表团名单就开玩笑地说:“你们不是把中国作家协会搬到这儿来办 公吧?中国作家代表团阵容太强大了!”说中国作家代表团阵容强大,那是不错的。我们从北京出 发的前一天,陈毅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就是这么说的:“我们要派一个阵容强大 的代表团出席塔什干会议,表明中国人民对亚非人民正义事业的支持和对亚非两大洲作家之间的友 谊与交流的重视。”中国作家代表团组成人员是:团长茅盾,副团长周扬、
巴金,团员(以年龄为 序)肖三、
许广平、谢冰心、
赵树理、张庚、季羡林、祖农·哈迪尔(维吾尔族)、杨朔、戈宝权 、杨沫、叶君健、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袁水拍、刘白羽、
郭小川、曲波、库尔班·阿里( 哈萨克族)、玛拉沁夫(蒙古族)。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我曾有幸多次参加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 我认为出席塔什干会议的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组成是空前的,其中包括了我国文学界的主要领导 、元老、大师和几代当红作家。诚然,在一个名额有限的代表团中不可能包纳国内所有的杰出作家 ,但只就这个代表团的人员组成而言,我们暂且借用美国篮球界常用的一个名词,足可以称其为中 国作家“梦之队”了。我们代表团先后分两批到达莫斯科,在那里与在国外工作的杨朔等会合后, 再转赴塔什干。我们第一批人员,在巴金副团长率领下,先期到达莫斯科,入住北京饭店。这座饭 店规模不大,但位置特好,就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旁边,离著名的高尔基大街很近,从我们房间的 窗口可以望见当年契诃夫行医时居住的那幢小白楼,这里离莫斯科大剧院、普希金广场、法捷耶夫 故居都不算太远,是俄罗斯文化集中的地段,我们住在这里还是很满意的。但是这个“北京饭店” 徒有虚名,除大厅里挂有几盏大红灯笼、摆着几件不伦不类的中国古董之外,再也感受不到一点“ 北京味”,服务员一句中国话不懂,就连餐厅菜单上也找不到一个中国字。代表团中几个土八路出 身的如曲波、赵树理、杨沫和我之辈,点菜进餐都成了问题。巴金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为我们 “排忧解难”。他每天用俄文给我们几个分别写好早、午、晚三餐的菜单,人手一张。进餐时,我 们把他写好的俄文菜单往餐桌上一放,苏联服务员拿起来看看,点点头微微一笑,就把我们要的饭 菜给端来了。事过多年后,在“文革”期间,我到上海,几经周折去看望身处逆境中的巴金同志, 我们坐在当时已兼作卧室的他那间客厅里,还谈起过他给我们写菜单的趣事。我告诉他,当时我们 几个人背地里称他是我们的专职俄文秘书。巴金听后笑了,说:“法文、英文,我还马马虎虎,俄 文其实我不行。不过斯拉夫各国语言许多是相同或相似的,连猜带蒙也能对付过去。”我说:“把 您给我们写的菜单保存下来就好了,将来就是文物。”巴金却说:“那倒不一定,也许会被误认为 是什么密码暗号呢,那就更麻烦了。”说着,他苦涩地笑了。1958年我们一同出国访问时,巴 金才54岁,但早已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名气很大,“官位”也不小,但平等待人、平易近人 是他一贯的作风。我们大家都很敬重他。在代表团中,曲波和我最年轻,他35岁,我28岁,一 般都安排我们俩住一个房间。曲波当时了得!《林海雪原》一炮打响,发行百万册,家喻户晓,红 得发紫。然而出国访问,曲波并不自在,其实只因一件小事:系领带。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他就用 浓重的山东腔开骂:“你说这帮洋人干啥不好,非得往脖子上拴这么个家伙,哎,快教教怎么个拴 法来着?”“什么叫拴,这叫系!”我一边给他系领带一边数落他。可他今天学会,明天又忘了, 他还得从头开骂,我还得从头教起。别看曲波系领带这一关过得如此艰难,可是洋人(外国友人) 都特别看重他,汉学家贾托夫是《林海雪原》俄文版的译者,他们二人特别谈得来,连我听着都费 劲的曲波那腔山东话,人家贾托夫都能听得懂。据说贾托夫从前在我国东北地区做过秘密工作,而 且恰巧就在曲波《林海雪原》中写的那些地方。他们俩经常为东北山沟里某个小村庄叫什么名字而 争论不休,我在一旁听着倒也蛮有趣的。贾托夫还翻译过赵树理的作品,他对赵树理格外敬重,在 我们访问期间,他一直陪伴赵树理。赵树理同志那年52岁,是代表团中少数几位50岁以上的老 作家之一。我们大家不论是老的或少的,都习惯于叫他:老赵。据说在苏联,赵树理的作品全部有 俄文译本,还有专门研究赵树理的专家、学者。赵树理是在苏联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之一。我们代 表团所到之处,苏联人给我们代表团中的两个人的掌声最多,一位是肖三,一位是赵树理。肖三同 志从前在苏联生活、工作过许多年,早在三十年代曾担任过苏联作家协会党委成员。苏联人对他非 常熟悉,通常不叫他肖三,而称呼他“艾米·肖”,给他最多的掌声是很自然的事。那么,为什么 也给很少出国的赵树理那么多的掌声呢?依我的理解:是赵树理作品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他们。在国 内,有的人把赵树理解读成为比较传统乃至保守一类的作家,其实这完全是误解。我一直以来就想 说明一个观点:如果我们从我国新文学发展史的大背景来审视赵树理,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中国最 富于文学改革与革新的作家之一。“五四”以后,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像赵树理那样,向已经定型化 的文学语言模式发起挑战,并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实现改革与革新,创建一种崭新的叙述文体。苏 联读者的艺术鉴赏力很强,他们接受了赵树理,就像我们接受了米哈依·肖洛霍夫一样。诚然赵树 理的作品多是反映农村生活的,而且从赵树理身上也确实可以找到许多憨厚善良的中国农民的影子 。他的为人处事、性格志趣,乃至他解读人世万物的思维方式,都带有憨厚善良的农民式的色彩。 本质上他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喜欢“各自为政”式的悠然自在的人文生活,不喜欢出场面、赶热 闹、受拘谨。在同行过程中,我有一种感觉,就连出国访问他都感觉是一种负担,是一项出于责任 感不得不完成的工作任务。他对繁杂的礼仪、没话找话的外交辞令,从来不大看重。人家在台上西 服革履、字正腔圆地在讲话,他不想听就起身走到会场外面去洗手、抽烟、咳嗽、哼山西梆子;出 席晚会,不管台上是小天鹅还是茶花女,肖斯塔柯维奇还是哈恰图良,老赵竟能视而不见、听而不 闻,在座位上悠然进入梦乡,打起呼噜来。时任代表团秘书长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刘白羽, 拿他也没办法,只能在返回住地途中的“大巴”上打趣地说:“老赵,日后你若犯错误,用不着处 分,干脆就叫你去听交响乐。”对这种友善的批评,老赵听得明白,但并不在乎,他可以从别的方 面找到激发自己的“兴奋点”。乌兹别克是个盛产棉花的国家。我们访问时,正值金秋季节,在灿 烂的阳光下,遍地都是晾晒的棉花,村边地头有很多像一座座小山似的棉花垛,当地人把棉花称作 白金,可见棉花是一项主要经济来源。赵树理看到这般情景,兴奋不已,他把别的事全然置之脑后 ,就连这次出访的任务也忘到一边。在一次代表团内部会议上,他竟然文不对题地说:“我们山西 只知道种粮食,不行!要学会种棉花,给农民多开几条财路。”大家都知道老赵的可爱性格,权当 大智若愚,无人计较。从那一天起,老赵把心思转移到研究乌兹别克种植棉花的经验上,并开始琢 磨如何往山西那块好地方移植棉花的“调研课题”了。他通过苏联友人,请来当地几位棉农和管理 人员谈话,他十分认真地做记录,稍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让翻译追根刨底问清楚。然而,可爱的老 赵,白费了一番心思。据我了解,回国后第二年,他对“大跃进”中的浮夸风极度不满,给当时大 权在握的某人写信“反映情况”,不料招来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受到批判。有一次郭小川笑着 跟我说:“批判赵树理那才好玩呢,你说一句他说十句,翻着他那个记事本说得有凭有据,谁也说 不过他,咋办?只好散会。”我们的老赵勇于坚持己见,不作检讨,“文革”中多受磨难,冤死狱 中。在我们代表团中有两位倍受尊敬的老人,她们是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和一代文豪谢冰心。那年 许广平62岁,谢冰心58岁,而我们的副团长、共和国部长、文坛主帅周扬同志才50岁,是她 们的小弟弟一个,所以代表团上上下下都称她们二位为大姐。我相信在世界各种语言中,都会有“ 大姐”这个称谓。然而,在中国将这个称谓从家庭或亲属外延到了社会范畴,且在绵绵敬意中又增 添了浓浓人情味。自然享受此“大姐”殊荣者,断无等闲之辈。生于1900年的谢冰心,从19 19年开始发表作品,她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是我国最有影响的女作家。冰心大姐时时事 事表现出谦和、大度、礼让的优雅高尚的作风。常常从某一件小事,就能看出一个人的伟大品格。 那时我年轻,腿脚灵便,代表团党支部副书记郭小川,就让我分担一些日常杂务,诸如住宿分配房 间、参观注意安全、出行清点人数等等。我们的住地离会场约有半个小时的车程,每次出发前,我 都提前十分钟到各个房间提醒大家按时上车。然而,每次到两位大姐的房间敲门,无人回应,原来 二位大姐早已梳理停当,衣着整洁地坐在冷冷清清的大厅里等候大家了。我很不忍心,就对她们说 :“发车前我会提前去请你们,往后就别这么早坐在大厅里了。”冰心大姐说:“大家都很忙,我们帮不上手,只能把自己管好,提前出来等着,就省得再麻烦你们了。”这,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给我说过的最平凡的一句话。有一次在车上,冰心大姐跟我说她到过内蒙古草原。我问什么时候?她说是三十年代初,她与一批文化名人一起,应邀访问过达尔罕草原的百灵庙。说来凑巧,这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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