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代意识,或者简单地说,现代性在20世纪中国人的思维中被视为一种新的,难以界定的、模糊 的东西,并成为知识界争论的一个概念。同样地,在一种全然不同的看法中,西方关于现代性的讨 论则被视为欠缺一致性,缺乏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明晰性,因为脱离了政治目标,又极易跟随各种 阴晴不定的政治体制波动。当我们跨入新千年后,现代性再次成为左翼、右翼讨论的焦点,或许, 这就是一种新奇怪异的交错。在当代中国一些有预见性的时代,鲁迅、五四运动、毛泽东“延安文 艺座谈会”(1942年),这三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现代思想,如今已经退居二线,而且被纳 入一个更主观、更具有批判性的重新估价中。比如有论者将五四运动和延安文艺座谈会视为文化大 革命的罪恶之源;有人称鲁迅为打破传统的首犯,甚至还有人嘲笑他,视他为中国的叛徒,这些中 国文学批评家认为,他所塑造的阿Q形象毫无价值,只会替西方文明的霸权摇旗呐喊。而且更有趣 的是,在一些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眼里,鲁迅通过极权主义吸引他人合作,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 、思想狭隘”的改革者。相反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他的《单一的现代性:关于当代本体论》 一文中提到,当代任何关于现代性的论述都应该视为反动的复兴。换句话说,正如有人认为,弗雷 德里克·詹姆逊的寓意就是,在任何其他文化模式中,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是不可能重生或重建的。 当然,上述的说法也可以解释为不可能再有其他形式的现代性。实质上,詹姆逊一直主张现代性的 唯一特征,这一特征早在西方文明中得以显示,同时他反对推衍或交叉形式的现代性。戴维·昆宁 汉最近指出,“单一现代性”论点的基本目的是为了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现代性只是一个意识形 态现象,只是用来证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未知进程。或者再援引约翰·格雷的观点,格雷断言20 世纪最糟糕的政治体制或多或少是由启蒙思想运动所赐。卡尔·马克思提出的启蒙运动政治理论借 鉴了其他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成果,如亚当·斯密和黑格尔,这些人的理论虽然被多方面歪曲,但仍 然具有不容置疑的真理性。正是在这种政治及知识大背景下,当代文人开始尝试着确定现代意识在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角色定位。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及文化论述中,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 来的论述,普遍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创造性思维中的现代意识脱胎于西方的文学及文化传 统,并在其影响下发展。最近,许多文学批评家都在坚持一个观点,即过去一百年受西方影响的这 个传统一直在延续,正如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的高旭东所说:“与中国文化领域的 实际需求保持一致,中国20世纪文学研究的实践和教训表明,诸如人文科学领域之智力实践的未 来在于坚持这个丰富而持久的传统。在这个丰富的传统下,20世纪的文学成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高氏进一步论述道,在西方文学评论的影响下,20世纪的发展最终会像解析法一样,为这长达 两千年的传统知识意识提供一次科学的治疗。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当中,文学和历史文献作品都采 纳了这一新传统,从而呈现了一些新的文学意识和历史性转变。举例来说,中国学者研究本国20 世纪文学的历史文献作品有了较为细致的分类,如小说史、诗歌史、文体史等。这还不是全部。近 年中国文学批评家热衷的是,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在这个时期的理论创新不可避免地 与西方文学传统紧密相连——新传统中的一些经历和教训只是西方文艺风格的暗流。但是这个时期 与20世纪早期类似的认识相比较,在形式上有着显著不同,并且要成熟精练得多。也就是这个时 期,中国文学界发现自己正面临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过去,中国文学面临的分 歧在于传统儒家文化与新兴西方文学模式的对立。例如,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 前,许多中国文学批评家认为,“师夷”必须以不威胁或停止对中国儒家思想发起挑战为限度。然 而,自从甲午战争结束后,向西方文学和文化传统学习的步伐获得了极大的推动,并在五四时期达 到顶峰。在今天的中国,很多人都认为,向西方学习的新浪潮不仅为古老的中国价值观提供了一个 新的生命契约,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支持到这样一个观点:唯西是趋,唯新 是趋。虽然在向西方传统学习的过程中,20世纪的文化实践和文学发展在传统和风格上获得了一 些长足的进步,但是,同等地,对西方文学论述的大量全盘吸收也为它自己挖掘了一个天然的陷阱 。譬如,在学习和再造的过程中,中国文学的作家及批评家们都未能将他们自己原有的独立的文艺 评论和理论传统加以发展。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最显著、最强有力的象征,这种观点很容易把它 导向一种必然。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西方文学概念及术语很快便溶入到了具有两千年历史 的古老而又严谨的中国传统文学意识形态领域当中。西方文学论述在中国取得的成功之快远远超过 任何人的预料,这在中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实现两种全然不同的传统的溶 合不能超出它们各自的限制。很明显,源于一种特定传统的文学、文化概念,既不可能转移,也不 可能移植到另一种文化传统中。在近代,中国文学领域面临这个矛盾至少长达一百年了。为了更深 入地阐述这个论点,让我们举个例子。英语单词“humour”,翻译成中文是“幽默”,然而 ,中国的文学大师、从小深受中国文化传统教育熏陶的鲁迅,却反对并摒除这种翻译方式。另一方 面,由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和模糊性,一些中文的概念在其他语言中同样也很难从语源学或语言学 上找到对应的词汇。以汉字“天”字为例,就像传统西方语言学理论的解释,这个字的含义可以是 神,也可以是天堂。另外,从自然学的角度来说,这个字还可以代表天空或自然,等等。然而在中 文里,“天”字有各种各样的丰富含义,有些可以用西方意识理解,就像上面所列出的,有些从西 方文化的角度就无法理解。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汉字很难在西方语言中找到能与其相媲美的语种 。数字里面的这种例子就更多了。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最新的文学讨论中,已经有人提出,思 辩术语和概念一样,也很难恰当地进入外来文化传统。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唯一的或许也是最简 单的答案可能就是:中国已经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从一个封闭、呆板的文化传统中走了出来。在近 几十年里,中国的文化、文学已经从各方面更接近或者说已经开始溶入世界文化和文学舞台中。作 为一个独立的文化实体,同时也是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现在又是正在成长的东方经济巨人,需要 做的是,对人类文学和文化传统作出应有的贡献,将其加以发展,而非简单的将从世界发展历程中 学来或积累到的东西进行抄袭和复制。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作家及艺术家面临的两难境地,并不是 考虑是否将他们的精力放在对抗西方影响上,而是怎样给自己定位,发展出全新的原创文学及文化 实践,并可以与世界标准进行比较。现今中国的文学文化理论家们正在讨论的是,为什么西方国家 、前苏联,甚至日本都已经做到了,而现代的中国却依旧远远落后。二近几年,在中国的文学讨论 中,经常有一种说法,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见证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复兴。然而,另一种论点也随 着这种认知出现,这种观点把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也看作中国文化文学领域后现代主义趋势的 开始。由此产生一种看法:如果这十年是中国后现代主义时代,那么这段时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应该是属于“现代的”。著名的文化文学理论家汪晖最近提出的一个具有争议的论点,他认为在2 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史中,很难界定“现代”这个时段。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为了探究现代 文学传统的源头所展开的讨论已经相当复杂。有许多人认为,进入中国传统文学意识的现代性,实 际上源于西方文化。这种西方文化在它本土文化体系中已经走过了现代。这些中国批评家认为,那 些来自后现代主义、成功地渗入中国文学领域的“现代性因素”,在五四时期开始并达到了它的顶 峰。根据西南师范大学李怡的说法,五四时期掀起新文化运动为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 发起奠定了基础。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及恐怖抛给中国的作家、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一个始料未及的 问题,而对于这个问题,无答案可寻。而这一点我们可以从1942年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报告 的上下文中看出。这个困境对中国的文学理论家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即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如何 重新评价五四运动。或许,答案就在于中国现代性的探究过程中,这个探究只能在它自己的文学传 统中进行,无论这个传统是什么传统。最近,中国其他一些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认为,从20 世纪早期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面临两种西方现代性。由于不同的政治与知识的偏好和倾 向,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两种不同的西方现代性,并向其靠拢,而未意识到其他传统的存在。因此 ,在两个相对的西方现代性的中国文学讨论中,各自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两个西方 ”问题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但是,无论这两个传统之间有多少相互对立,也不能推断说这两个 传统在本质上是反西方的。而且,这两种力量的相互竞争,甚至是两者之间在其存在上缺乏亲密关 系的原因所在。现在,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在我们定义什么是现代性时,西方文化本身就没有一些 共同的立场。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在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环境下如何定义现代性这个问题,就不 会停留在其最初的影响上。举例来说,就在前不久,现代性被定义为:由四个不同的历史转变时刻 组成,即哥白尼日心说革命、产业技术的缓慢发展、世界和人类不同发展阶段的发现、在工业及资 本压力下中世纪社会结构的瓦解。“因此,差不多在四个世纪过去之后,现代的精确定义才得以形 成,‘现代性’成为一致认可的、必然运用的术语”。换句话说,持续了四个世纪的历史运动,从现代化发展到现代性,进而到现代。(在这里,我必须澄清的是,在这篇论文里,现代性这个名词的使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很简单,因为这个词本身就表明它是属于西方世界的,在其他情况下,这个词则可以用其他词来代替。)将这一过程与20世纪初的中国相比较,或者更早如19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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