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讲座,论点受到学术界的一些质疑和批评,他也做出了反批评,说他的研 究是“草根”学术,从立场方法上将自己与传统和现代学术根本区别开来,似乎“道不同不相与谋 ”———自己不屑也不允许别人和他讨论商榷。我觉得这个“草根”学术是个文化命题,从中国古 代文学历史发展趋势来说,从四言诗到五言诗到七言诗到词到散曲再到戏曲小说,作品的体式越来 越大,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结构。四言诗是一种庙堂文学,是皇帝独享的特权,五言诗从宫墙里走出 来,走到了士大夫山林和玄谈中,七言诗则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走向了边塞,走向了都市,到了 散曲、戏曲和小说,就进入了市井的社会。这样从文学作品的创作者、消费者角度讲也形成了金字 塔的结构,这两个金字塔图形是可以完全重叠的。由此说明,随着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文化和 文学审美就从某一个人的专有独享的特权逐渐发展成为公众空间,这是历史文化的发展趋势。因此 ,在提倡构筑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的学术文化走上公众化的道路也是必然的趋势。但是在现阶段 来讲,我们整个国民的文化素质还没有达到完全公众化的水平上,尤其是社会分工的存在使学术研 究还是由少数专业人员从事,公众化的趋势还没有转化为现实。刘心武这个时候提出“草根”学术 来对抗专家的学术,他的提法不是超前,而是利用了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大众对学术文化公众 化要求的心理和诉求,把自己装扮成“草根”的代言人出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荒谬滑稽的事情。 因为无论把学术作为公众空间或私人空间,任何一个操持这个“公器”的人都要遵守一定之规,并 不能说自己是草根,就可以街头巷尾家长里短随便乱说,否则“学术”、“学问”就成了“香功” 之类的了。我接触过很多在业余时间愿意进行研究的同志,这些同志的学养都非常好,但这些人没 有一个像刘心武先生这样讲的。学术是要讲究个性,讲究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发现,但是这种独到 见解和独特发现要讲科学性,要有充分的事实依据。刘先生大概不会忘记“每个县出一个李白、郭 沫若”的激情澎湃的“大跃进”年代吧。“小土群”大“放卫星”,何其“草根”乃尔!但那只能 是狂热迷妄的想象,结果只能是灾难性的败坏!再有,刘心武先生提出“秦学”概念,在学术界近 年的发展中也有过一些不正常的现象,有了“红学”以后,就有人效仿,出现了“水学”、“金学 ”,我觉得这种提法本身很荒唐,红学有他特殊的定义和内涵,如果研究秦可卿的就称为“秦学” ,那么古典文学中有那么多人物形象,研究张生的不就是“张学”,研究薛蟠的可以不可以叫“薛 学”?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自我炒作的嫌疑了。我听了刘心武的讲座后的第一个类比联想就是曾在《 人民日报》上堂而皇之宣传自己“研究成果”———一亩能打若干万斤粮食的著名科学家。时光已 经过去了五十余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与教训、痛苦与反省,而到了科学意识普遍生根的今天 ,居然还能这样做,恐怕只能叫做大言不惭了。学术严格的说是科学,不论自然科学、人文科学都 是,科学的东西首先要求有科学的精神,从这个层面上说,任何一种伪科学的东西,如果过多的去 炒作,把自己当作所谓“草根”的代表,这不叫学术,叫“邪术”。学术来不得半点主观的想象, 胡适先生当年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多年来都为学术界所批评,而刘心武只有大胆的想象 ,连小心求证都没做到,我想胡适先生如果健在,都不会苟同他的。这也应该令学界同仁们认真从 21世纪学术研究的文化品格、文化姿态上反省一下自己。学术经过多年的发展,上个世纪80年 代曾经经历过一段浮躁时期,各种奇说怪论纷纷出炉。到了90年代,学术研究开始回归和自省, 但是逐渐又出现了另一种问题,就是学术研究走回了乾嘉学派的老路,甚至回到象牙塔里为学术而 学术了。学术研究不能是一种文士主义的批评,学术价值绝不仅仅是自我的一己兴趣和自我欣赏, 离社会大众越来越远,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自我边缘化、自我放逐。人文学科的主体是人,强调人的 存在,人的文化空间,它的关注点不可能脱离对人的最终关怀,如果过分私人化就会迷失自我,那 么这种所谓的研究成果就成为是一己私人的情趣,与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要求相去甚远、格格不 入。再有就是我们的学术、我们所使用的学术语言不适应向公众空间发展的要求。我们的语言,我 们的思维方式都离公众的要求有一个距离。我们的学科到底应该为社会做出怎样的贡献,回答什么 样的问题,这是每个研究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张国星:学术与“邪术”@张国星$《文学评论》 杂志!编审自去年刘心武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宣讲他的研究成果"秦学"以来,《红楼 梦》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热点,甚至有多家媒体称"2005年为红学年",称此事件为"2005年十大文化事件"之一。可见其影响已不仅仅在红学界。为对刘心武先生的"秦学"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本刊采访了十四位非红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将给读者一些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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