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12日,日本著名学者、鲁迅研究家相浦杲先生曾寄给戈宝权先生一封用中文书写的 信函并4册杂志及“みすず书房”出版的罗曼·罗兰全集的书目。在信函里洋溢着中日两国学者的 友谊之情,也为研究鲁迅与罗曼·罗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我们先将相浦杲先生的大札原件引用如 下:戈宝权先生:您好!我久仰先生大名,向来也看过您的文章,受到的教益和启发也不少,时常 钦佩先生。不意收到了您5月25日来信,觉得非常荣幸,也觉得非常高兴。我写的东西并不很多 ,而且自知水平不高。但是现在戈先生既然索要拙作,我也不敢不冒昧地,同时欣然地把拙作奉送 到先生面前,受到斧正指教。现在我向您寄到的有关罗曼·罗兰研究材料是:①《口マン·口ラン と中国文学》(《みすず》所载)②《口マン·口ランと中国文学·附补遗》(《ュニテ》6号所 载)①和②的内容是完全相同的,②的补遗是把①写了以后,再补充一点当时所能看到的材料罢了 。③《口マン·口ランと鲁迅〈阿Q正传〉》(《ュニテ》8号所载)这是戈宝权先生的《谈〈阿 Q正传〉的法文译本——鲁迅作品外文译本书话之三》的日文翻译。④《口マン·口ランと中国文 学II》(《ュニテ》13号所载)这是①的续篇。⑤《ってきたジセンクリストフ》(《ュニテ 》13号所载)这是评介罗大冈著《论罗曼·罗兰》的短篇文章。写了这些文章后在《人民日报》 上看到了罗大冈先生《罗曼·罗兰评〈阿Q正传〉》(82.2.24),戈宝权先生《关于罗曼 ·罗兰评〈阿Q正传〉》(82.2.24)等材料,也想在《ュニテ》上介绍。黎活仁先生曾在 日本留学时,我们是相认识的。他很热情地帮助我,有时把他新发见的有关罗曼·罗兰的材料复印 、寄给我。现在能通过他和戈先生相联系,我很高兴,也很感谢他。先生信上说,送我贵著《鲁迅 在世界文学上的地位》和《〈阿Q正传〉在国外》各一册,我很高兴,在此谨向您预致谢意!也希 望此后多赐指教!敬祝笔安!相浦杲印1982年6月12日于京都府宇治相浦杲先生不仅一直热 心于鲁迅研究,而且也是罗曼·罗兰研究专家。他通过曾在日本留学的黎活仁先生与戈宝权先生有 了联系。戈先生于1982年5月25日寄函相浦杲,接着相浦先生迅即回函,这就是上面的信函 往返的经过。同时还应提到的是戈宝权先生于1987年6月29日至7月13日在夫人梁培兰陪 同下赴日进行学术访问两周间与日本许多知名学者幸会,相浦先生不仅亲自来东京见戈先生,而且 在7月9日于京都热情地尽地主之谊,陪同戈先生夫妇游览了京都的名胜。①相浦杲先生所寄赠的 4册杂志为:《ュニテ》(UNIT啨)第6期(1977年)、第8期(1978年)、第13 期(1981年)和《みすず》1977年6月号。前者为日本罗曼·罗兰研究会主办的学术刊物 ,后者为“みすず”书房的学术刊物。在《みすず》杂志首篇论文即是相浦杲的《罗曼·罗兰与中 国文学》,长达30页。在《ュニテ》6期中有相浦先生的《罗曼·罗兰与中国文学·附补遗》, 内容与上文相同,附有补遗之文字。该刊第8期刊有相浦杲先生翻译戈先生的论文《罗曼·罗兰与 鲁迅的〈阿Q正传〉》。在该刊13期上发表有相浦杲先生写的《罗曼·罗兰与中国文学II》, 内容与6期相同,也有补遗。相浦杲先生的《罗曼·罗兰与中国文学》的力作里,显示了这位罗曼 ·罗兰研究家和中国文学研究家(或者称之为比较文学研究家)的严谨的学风、渊博的学识,那种 披沙简金的考证、立足于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而发的卓见,让人叹服。本文分四个时期论及罗曼·罗 兰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即1925年前、1926年开始系统译介阶段、罗兰逝世时中国知识界对 他的沉痛悼念(1945年)、新中国成立后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如何被接受等。戈 宝权先生写有《罗曼·罗兰和中国》一文②,作了开拓性的考证研究,是这一领域的奠基作。相浦 先生文章中与戈先生文章内容相同者此处从略,仅把他从一位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视角出发的几个 问题作一介绍,特别是以鲁迅与罗曼·罗兰的关系为重点。关于鲁迅本人与罗曼·罗兰的关系的资 料最早见于鲁迅在1924年写的《论照相之类》③中在谈及托尔斯泰、易卜生之后也提到了罗曼 ·罗兰。过了两年在1926年写的《无花的蔷薇》(6)中有下面一段文字:法国罗曼罗兰先生 今年满六十岁了。晨报社为此征文,徐志摩先生于介绍之余,发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 时行的口号,什么打倒帝国主义等等,或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去报告罗兰先生说这是新中国,我 再也不能预料他的感想了。”(晨副一二九九)他住得远,我们一时无从质证,莫非从“诗哲”的 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诗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 ,一时也无从质证。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里反对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④在 本文的注释(6)写道:“此段引自徐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一日《晨报副刊》发表的《罗曼 ·罗兰》一文”。文中说加尔各答大学教授卡立大斯拉格(KaldasNag)“专为法国罗曼 ·罗兰明年六十整寿征文”写信给他,说“罗曼·罗兰先生自己极想望从‘新中国’听到他思想的 回响。”⑤据相浦杲先生查证,徐志摩(1895-1931)的《罗曼·罗兰》一文收在台湾出 版的《徐志摩全集》中。(广西民族出版社的《徐志摩全集》1991年7月版则未见。)相浦先 生指出:“罗曼·罗兰已经从遥远的法国向中国伸出友谊之手,但是,这善意的友情之手并未直接 达于鲁迅,相反却达于和鲁迅处于对立关系的徐志摩处了。”⑥鲁迅显然读过徐志摩的文章,为此 才在《无花的蔷薇》中摘引了该文中的一段。相浦先生指出:鲁迅先生的“讽刺当然是针对徐志摩 的,不是冲着罗曼·罗兰的,但是从表面层次看,似乎也可看出矛头所向也有针对罗曼·罗兰的意 思。”⑦细读鲁迅先生本文,相浦先生可能过于敏感了,相浦先生认为徐志摩躲在罗曼·罗兰的光 环后面,有拉罗曼·罗兰为己所用之目的,但是鲁迅在本文中写道:“他(指罗兰——引者)住得 远,我83们一时无从质证”的话,显然鲁迅并非在与徐志摩先生争论过程中迁怒于罗曼·罗兰。 众所周知在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双方都发表一些文章。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 刊》被称作“攻周专号”。徐志摩在1926年1月18日写成,发表于同年1月20日《晨报副 刊》,署名志摩的《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⑧一文,有下面一段文字:假如你再退远一步。让你真正纯洁的灵魂脱离了本体往回看的时候,我敢保你见的那漆黑的一团连你自己也圈进去了。引申这个意义,我就可以懂得罗曼罗兰“Abovethe Hattlf’Ield”的喊声。鬼是可怕;他不仅附在你敌人的身上,那是你瞅得见的,他也附 在你自己的身上,这你往往看不到。鲁迅随即于1926年2月7日在北京的《京报副刊》发表了 《我还不能带住》。在这篇论战文章里鲁迅写道:“诗哲”为援助陈源教授起见,似乎引过罗曼罗 兰的话,大意是各人的身上都有鬼,但人却只知道打别人身上的鬼。没有细看,说不清了,要是差 不多,那就是一并承认了陈源教授的身上也有鬼(中略)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 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 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⑨在相浦杲的文章 中指出:“鲁迅即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把现代评论派使用的脏话奉还给论敌。但是,从文中可以知 道,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现代评论作为假面绅士,在徐志摩的文章里引出了罗曼·罗兰,只是作为他们的假面而被利用。”⑩显然这一看法是有根据的,徐文中引用的罗曼·罗兰的作品《Abovethe Hattlf’Ield》的书名,当时译为《在战场上》,实际上应译为《超乎混战之上》。深谙 西文的徐志摩会更懂这一书名的内涵,而且《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结尾是主人公宽恕了论敌,追 求心灵的平静。徐志摩文章使用“超乎混战”的用意是明确的。相浦杲先生要探讨的是鲁迅和徐志 摩对于罗曼·罗兰在思想上“哪方更一致?”,对于这一问题有戈宝权先生的论述在,不必多言。 戈先生全面论述了鲁迅与罗曼·罗兰建立的真诚友谊,通过敬隐渔译介《阿Q正传》,罗曼·罗兰 读过之后非常敬佩与感动。后来罗曼·罗兰还曾推荐鲁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者(1984年1 1月戈宝权先生访问巴黎时会见罗曼·罗兰夫人时,证实了这一点)。“鲁迅曾翻译《罗兰的真勇 主义》一文,从那时就对罗曼·罗兰怀有崇敬之情,但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书信往还,而是通过敬隐 渔建立起这种友谊和联系的。”11○鲁迅在1926年4月直接编辑的《莽原》第七、八期合刊 即是“罗曼·罗兰特集号”,介绍了罗曼·罗兰。鲁迅在1926年3月25日在三·一八惨案后写的《“死地”》一文,有这样一段文字:现在恰有一本罗曼罗兰的《Lejeude L’Amour et de La Mort》在我面前,其中说:加尔是主张人类为进步计,也不妨有一点罪恶的;但他们却不愿意杀 库尔跋齐,因为共和国不喜欢在臂膊上抱着他的死尸,因为这过于沉重。会觉得死尸的沉重,不愿 抱持的民族里,先烈的“死”是后人的“生”的唯一的灵药,但倘在不再觉得沉重的民族里,却不 过是压得一同沦灭的东西。12○相浦先生在《罗曼·罗兰与中国文学》这篇文章里针对这段文字 说了下面一段话:“鲁迅对罗曼·罗兰的态度,使人感到在这一文章里是与以前完全不同的,在这 里鲁迅并非把罗曼·罗兰作为论敌背后的光环来看,而是从罗曼·罗兰的作品里引出了一个非84 常严肃的教诲。”13○我们同意这段话的后半,即鲁迅从罗曼·罗兰的作品中得到的启示是正确 与深刻的,但是它并非与鲁迅以前的态度迥别,前面已讲过鲁迅显然并没有在意因徐志摩利用罗曼 ·罗兰而轻率地产生误解。这一点是要说明的。今年是戈宝权先生逝世5周年,相浦先生仙逝15年,此文也是对他们的友谊的纪念。鲁迅与罗曼·罗兰、戈宝权与相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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